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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程师的美国故事
董李沅蕙(Annabel·Lee),1922年生,原籍广西苍梧。抗战爆发后,曾肄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土木系,1942年从贵州平越转入重庆九龙坡的交通大学土木系。1945年6月毕业赴美,入康奈尔大学继续攻读土木工程。毕业后进入Amman ﹠Whitney 公司(桥梁工程顾问公司),出任工程师。1960年代任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1980年以来,在美国卫生工程领域独自创业。2014年在美国辞世。
访谈中,董李沅蕙回忆了抗战时期从贵州平越唐山工学院转入重庆九龙坡交通大学的过程,介绍了自己作为寥寥可数的工科女生在美国大学与职场奋斗打拼的特殊经历,最后还分享了抚育子女与培养学生的经验体会。
口述:董李沅蕙
采访:盛懿、孙萍、胡端
时间:2013年8月4日
地点:普林斯顿大学工学院办公室
整理:郜 霞、胡 端
编者:胡 端
九龙坡往事
我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广西苍梧县,祖父李即兴,清末秀才,出任过 桂林道员,后弃官到梧州教书,晚年专营进出香港的煤油生意。父亲叫李品仙,字鹤龄,曾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参加过著名的武昌首义、护法战争、护国战争。抗战爆发后,父亲作为桂系军队的一支,曾协助李宗仁、白崇禧参与徐州会战。原本我在香港念书,日本人进来后,我才转到内地上学。我先是在唐山工学院就读,当时的唐山地近华北最前线,日军侵略甚急,学校不久就一路南迁逃难,后将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并入,最终到达贵州平越,合称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也成为交大平校。唐山工程学院当时只有三个系搬到平越,一个土木工程,一个矿冶工程,还有一个铁路管理。我刚进去的时候,他们问我要进哪一个系,我一看,只有三个系,就选了最容易的土木工程,而且后来也再没有改换过别的专业。
【图1】大学时代的李沅蕙
平越是一个很小的村庄,什么都没有,没有医院,没有饭馆,连大马路都没有。我读了一年,觉得这里很危险,不能再读下去,因为我万一生病的话,都没有人来救我,所以我就离开了平越,去了重庆九龙坡的交通·大学。当时的九龙坡也是乡下,但是进城相对容易。至于学校的建筑,绝大部分都很简陋,很多是用竹片作为加固材料的,因为那时打仗,钢铁紧缺,只能用竹木代替钢条。学生活动场地与器材就更不用提了,所以我在那里没什么体育运动可以参加,球也没打过一个。尽管学习环境恶劣,但我们那一代学生还是很感谢国民政府,没有因抗战困难而中断我们的学业,反而大力供给我们在校期间的吃住与学费,把我们培养出来。那一代学生中很多人后来到了海外,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应该说都是在最困难的重庆时期奠定坚实基础的。
我在交大土木系念书的时候,整个系就我一个女生,没有男同学和我做朋友,那时的男学生都很怕羞的,不敢主动和女学生交往谈话,怕被别人说是喜欢这个女孩子。不结交朋友倒也罢了,有时候男同学还喜欢捉弄我。比如老师说下个礼拜要考试,他们自己知道后故意对我隐瞒消息。等到考试那天,老师拿着试卷进教室了,我大吃一惊,连忙问今天考试吗?老师说你怎么不知道,我说没人告诉我的,结果只能硬着头皮闯关了。我记得有几次都是这样,弄得我措手不及,十分狼狈。其他系的女生相对多点,可以结伴有个照应,比如电机系、财务管理系,我的姐姐李沅芙当时就在财务管理系,她上学比我早,本来比我高一届,但是后来遇到抗战,耽搁了一年,就跟我同届了。她现在在台北,丈夫是台湾驻非洲好几个国家的大使。至于教过我们的老师,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名字了,只知道他们对男女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不会因为你是女生就在学业成绩上照顾一点,多给你几分,都是很公正的。 【图2】交通大学土木系1942年度学生名册(左起第四列为李沅蕙)
在重庆九龙坡时期,我认识了我的先生董金沂。他是1940年考入交大机械工程系的,先在上海读了一年,1942年再转到重庆,所以我们是同一年到重庆的,他比我高一届。其实当时我只是知道有他这么一个男生,并没有深度交往,那时候女生跟男生一起玩要被别人讲的,所以我们俩确定恋爱、结婚是到美国之后的事情。董金沂是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年毕业的,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大学毕业生都要去参加中国远征军,奔赴颠缅战场抗日。他所在的班级,男女生都去报名应征了,董金沂应征的是翻译工作。
【图3】抗战期间董金沂应征从军翻译官后向交大申请发给毕业成绩
当时日本已占领缅甸和云南大部分地区,切断了中国与同盟国之间最后的陆上交通线,同盟国运往中国的作战物资只能经喜马拉雅山空运,中国军队必须训练空军来抗击日本,由美方协助中方。当时中美两国还合作修建了一条军用战略公路,由印度经缅甸至昆明,叫“中印公路”、“滇缅公路”,用来粉碎日军的陆路封锁。董金沂进部队后,就是做中美之间的军事翻译。1945年日本投降后,负责带他的军官要回美国了,他也被派到美国,帮助美军训练中国的空军,因为中国空军的英文水平都不行,尤其是机械类的专业名词,中文都译不出来的。所以,他就负责在中国空军和美军教练间做翻译。后来,中国空军学成毕业回国,他就留在美国继续深造,1951年获伊利诺伊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先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后来又去Serics University(西力桥大学)做教授。
从唯一女生到唯一女教授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拿到康奈尔大学的入读通知书,就从重庆出发来到美国,当时我把在交大读书的成绩单交给康奈尔大学,他们就直接把我安排在毕业班里,本来可以到建筑系去的,但我不要做建筑师,想做工程师,所以仍然读土木工程专业。跟在交大的情况一样,我在康奈尔土木系中又是唯一的女学生,又是最小的。班上的男同学都是二战后刚从军队退伍的美国青年,陆军、海军、空军都有,因为那时美国政府免费供给所有退伍军人进大学。二战后的美国大学生无尖端学问可谈,也没有追求高科技之必要,只要基础学科有个好根底,继续考个工程博士学位并不困难。但是,如果选择毕业求职的话,就相当难了。这不仅针对华人女学生而言,就是美国女性要想成为工程师同样也是非常不易的。
【图4】1946年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合影(前排左6为李沅蕙)
我当时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到处寄发求职信,都没有结果。有些地方明确告诉我,他们不会录用女性的土木工程师。后来有一天,我到一家叫Amman﹠Whitney的桥梁工程顾问公司去求见O.H.Amman先生,他是瑞士人,来美创业后成为著名的桥梁专家,纽约、华盛顿的好几座吊桥都是他设计的。大概他自己也深知外国人当时在美国谋生艰难,所以想助我一臂之力,他跑去问公司经理,是否可以增加一个新工程师名额。经理回答说现在没有空缺,O.H.Amman先生摇摇头,对我说:“不碍事,下星期一你就来上班吧。”我很感念他的诚恳帮助,让我有了第一份工作。一年后,我凭着宝贵的工作经验另寻出路就顺利多了。
美国人做事态度非常认真,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比如他们造了一座桥,因故坍塌了,他们会主动对公众承认一切,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报道出来,一点也不马虎。我当时能进公司,他们也是觉得我有这样的性格与态度。不过,每次轮到职位晋升的时候,他们就不让我升级了,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女工程师,如果把我升到很高的位置,恐怕到时候找我做事的客户会减少,影响他们的效益。这大概就是一般职业妇女经常说起美国职场中有“玻璃式屋顶”的现象存在。总之,加入工作队伍容易,但求到顶则很难如愿。
这种体会使我后来独立创业时意识到要争取男女待遇平等的条件。1983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条例,给女性业主的工程公司在国家建设工程合同上予以优待。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开始单独开业,主要从事高速公路、桥梁、水管、水厂的营造建设与环境卫生工程的设计。比如城市水管的设计,可以先通过电脑软件进行工程建模,理论上先将整个城市中的水管埋好,然后开始检查压力,如果水压不够,发生火灾的时候,救护车中的水是用出不来的,所以我们一天到晚要研究哪些地方水压偏高或偏低。正常标准通常是保证能够在发生火灾的情况下,救护车还能提上来100磅左右的水,这些都是先通过计算机软件设计出来的。
【图5】董李沅蕙接受母校采访
说起计算机,我算是同辈中很早使用的,直到今天,我都不能忘记自己在环境卫生方面的创业是与计算机一起成长的。记得六十年代用IBM650计算机时,必须用卡片输入,每次分析水管线网问题,总得打几百张卡,顺次装在纸盒内。每次移动这些盒子,真怕把它们倒翻,如果次序乱了,就不可收拾了。后来改用纸带输入,之后又进步到用磁盘和音频输送资料,软件程序的更新更快。回想当时中国大陆正处在“文革”的噩梦之中,等到醒来的时候,西方科技已经高飞,很多人都有望洋兴叹之感。
第一代计算机刚刚出来的时候,我还受邀去台湾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教授,当时台大就买了一台最新的计算机,是IBM的。所以我一去台湾,就成了富有经验的电脑operator。在台大教书的那一年是1965年,刚好是我在康奈尔大学毕业20周年。值得一提的是,20年前我在康奈尔土木系是唯一的女学生,20年后我在台大工学院是唯一的女教授。这说明事隔20年,女性不念工科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我当时是班主任,专门管毕业班,学生都是男的。他们写论文都要用电脑的,开始老是出错,于是就拿着论文打印稿找到我家里来,一定要让我帮他们指出错在哪里,请我修改。我要是不给他们改好,他们就坐在我家里不肯走,简直要住在我家,我真是被弄得没办法。可能也是因为我带的那班毕业生是台湾最早接触计算机的一代,大家的学习兴致都比较高,生怕自己落后。
【图6】1965年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毕业生暨教师合影(前排右3为李沅蕙)
身正为范,育人成才
美国的职业妇女不管从事任何工作,都得应付“儿女问题”,做母亲的除每周40小时上班时间外,必须加上40小时以上的家庭工作。回想当时,我恨不得自己有魔法能力,把一天的时间变长,这样才能使上班与家务两不耽误。在我儿巨川上初中以前的十四年,我只能请保姆照应家务,不过在人格、习惯养成方面,我是言传身教,投入精力的。我认为在小孩幼年成长期,父母最要紧的是做好榜样与示范,有句话叫“修德以立身,律己以正人”,小孩会学大人的言行举止的。所以自己一定要很守规矩,答应孩子的事情就要兑现,不爽约,不装假,绝不能沾染不良习气。美国人最糟糕的习惯就是嗑药吸毒,毒瘾一上来就一点办法没有。父母立身以正,家庭氛围就好,小孩自然也不会走歪路。
另一方面就是给孩子足够的自由空间。比如我在宗教问题上跟绝大部分美国人不同,我不信基督教,儿子小的时候,我从来不带他上教堂,但是我跟他说,你长大以后,信什么教由你自己决定,我不会干涉,这是信仰自由,基本人权,不能强求与父母做得一样。在读大学、选专业上,我也放得很开,没什么要求。美国就是这样,自由度很高,你不喜欢做这样事情,还有别的事情让你选,成才机会很多。你可以看美国很多有名的企业家、公司总裁,保罗·乔布斯(Steven Paul Jobs)、比尔·盖茨(Bill Gates)年轻的时候都是很自由的,乔布斯念一年的大学就不念了,去做“苹果”电脑,做得很成功。
【图7】董李沅蕙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起:盛懿、董李沅蕙、胡端)
对于年轻的学生,我常常说一定要什么都准备好。英文也好,中文也罢,只要对你有好处的,有空就要学,有书就要读,读完之后还得记住,看了就忘掉,等于什么都没看,所以记忆力要好。许多人成才并不是运气有多好,而是机会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你认为什么知识都不会用到,不去下功夫获取,那么一旦机遇来临,你只能是长吁短叹了。至于学校怎么培养人才,从MIT、Harvard等名校经验来看,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两点:要选择好的生源,还要选择好的教授。以前我在台大工学院,学生基础是很好的,但是有些教授实在太老了,一本相同的教科书,每年反复不停地给学生讲,没有新的东西,学生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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