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所进的是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校长是沈叔逵先生。他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校长是沈叔逵先生。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把学校办得很好。全副精神都用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把学校办得很好。我们那一级的主任教员是沈永癯先生，他教我们国文和历史——我最感兴趣的科目。他那样讲解得清晰有条理，课本以外所供给的参考材料的丰富，都格外增加了我的研究兴趣。我尤其受他的熏陶的是他的人格的可爱。我这里所谓人格，是包括他的性格的一切。他的服饰并不华丽，但是非常整洁，和我所不喜欢的蓬头垢面的自命名士派的恰恰相反。他对于所教授的科目有着充分的准备，我对于他所教的科目有任何疑难，他都能给我以满意的解释。他教得非常认真，常常好像是生怕我们有一句一字不明了；他的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是我一生做事所得力的模范。他的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是我一生做事所得力的模范。他并没有什么呆板的信条教给我，但是他的举止言行上给我的现成的榜样，是我终身所不能忘的。我自己做事，没有别的什么特长，凡是担任了一件事，我总是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凡是担任了一件事，我总是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这虽然是做事的人所应该有的起码的条件，但是我却永远不能忘却永癯先生给我的模范。此外令我倾倒的是他的和蔼可亲的音容。他对于学生总是和颜悦色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动过气；我上他的课，比上其他人的课都来得愉快。但是他所以得到学生的敬爱，并不是由于姑息、随便、撒烂污，却是由于认真而又不致令人难堪。我当时敬爱这位先生的情可以说是很高很高，但是并未曾对他表示过我的这样的心意。现在这位良师已去世多年了，可是我一生不能忘记他。

    当时我们的一级里只有20个同学，因为人数少，彼此的个性相知很深，现在有的做医生，有的做律师，有的做工程师，有的服务于邮政局。陆鼎揆律师也是当时同级里的同学之一。在国文一课，我们俩是劲敌。每星期有一次作文，永癯先生批卷很严，最好的文章，他在题目上加三圈，其次的加两圈，再次的加一圈，此外，仅于一篇之中比较有精彩的句子的点断处加双圈。每次文卷发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好像是急不可待地探听谁有三圈，谁有着两圈，乃至于下课后争相比较句子点断处的双圈谁多。有的同学紧紧地把文卷藏在课桌的抽屉里，压在重重的课本下，生怕有人去偷看它，那很显然地是，一个双圈都没有！当时我们那种竞赛得津津有味的神情，大家都感觉到很深切的兴趣。有了这样的竞赛，每星期都受着一次推动，大家都的确容易有进步。有了这样的竞赛，每星期都受着一次推动，大家都的确容易有进步。

    我的父亲所以把我送进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因为他希望我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我的父亲所以把我送进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因为他希望我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当时的南洋公学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工程学校，由附属小学毕业可直接升中院（即附属中学），中院毕业可直接升上院（即大学）所以一跨进了附属小学，就好像是在准备做工程师了。我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工程师究竟有多大贡献，模模糊糊的观念只是以为工程师能做铁路，在铁路上做了工程师，每月有着一千或八百元的丰富的薪俸。父亲既叫我准备做工程师，我也就冒冒失失地准备做工程师。其实讲到我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父亲既叫我准备做工程师，我也就冒冒失失地准备做工程师。其实讲到我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要做工程师，至少对于算学、物理一类的科目能感到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我在这方面的缺憾……我只有趣味于看纲鉴，读史论。后来进了小学，最怕的科目便是算学。当时教算学的是吴叔厘先生，他的资格很老，做了十几年的算学教员，用的课本就是他自己编的。我看他真是熟透了，课本里的每题答数大概他都背得出来！他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写着一个题目，或在书上指定一个题目，大家就立刻在自己桌上所放着的那块小石板上，用石笔的的答答地算着。不一会儿，他老先生手上拿着一个记分数的小簿子，走过一个个的桌旁，看见你的石板上的答数是对的，他在小簿子上记一个记号：看见你的石板上的答数不对，他在小簿子上另记一个记号。如我存心撒烂污，那也可以处之泰然，但是我却是很认真，所以心理格外地难过，每遇着上算术课，简直是像上断头台！我愈是着急，他跑到我的桌旁似乎也愈快！我的答数对的少而错的多，那是不消说的。如我存心撒烂污，那也可以处之泰然，但是我却是很认真，所以心理格外地难过，每遇着上算术课，简直是像上断头台！当时如有什么职业指导的先生，我这样的情形一定可供给他一种研究的材料，至少可以劝我不必准备做什么工程师了。但是当时没有人顾问到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在糊里糊涂中过日子。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算学考得不好，但是总平均仍算是最多，在名次上仍占着便宜。刚升到中院后，师友们都把我当作成绩优异的学生，只有我自己知道在实际上是不行的。师友们都把我当作成绩优异的学生，只有我自己知道在实际上是不行的。

    但是大家既把我误看作为成绩优异的学生，我为着虚荣心所推动，也就勉为其难，拼命用功，什么“代数”哪、“几何”哪，我都勉强地学习，考的成绩居然很好，大考的结果仍侥幸得到最前的名次；但是我的心里对这些课目，实在感觉不到一点兴趣。一个人在学校里表面上的成绩，以及较高的名次，都是靠不住的，唯一的要点是你对于你所学的是否心里真正觉得很喜欢，是否真有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这只有你自己知道，旁人总是隔膜的。这时候我的弟弟也在同一学校里求学，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我看他做算学问题的时候，无论怎么样难的题目，在几分钟内就很顺手地得到正确的答数；我总是想了好些时候才勉强得到，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烦恼。我把这些题目勉强做好以后，便赶紧把课本搁在一边，希望和它永别，留出时间来看我自己所要看的书。这样看来，一个人在学校里表面上的成绩，以及较高的名次，都是靠不住的，唯一的要点是你对于你所学的是否心里真正觉得很喜欢，是否真有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这只有你自己知道，旁人总是隔膜的。

    我进了中院以后，仍常常在夜里跑到附属小学沈永癯先生那里去请教。他的书橱里有着全份的《新民丛报》，我几本、几本地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觉得梁任公先生一生最有吸引力的文章要算是这个时代的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先生一生最有吸引力的文章要算是这个时代的了。他的文章的激昂慷慨，淋漓痛快，对于当前政治的深刻的评判，对于当前实际问题的敏锐的建议，在他的那支带着情感的笔端奔腾澎湃着，往往令人非终篇不能释卷。我所苦的是在夜里不得不自修校课，尤其讨厌的是做算学题目；我一面埋头苦算，一面我的心却常常要转到新借来放在桌旁的那几本《新民丛报》！夜里10点钟照章要熄灯睡觉，我偷点着洋蜡烛躲在帐里偷看，往往看到两三点钟，才勉强吹熄烛光睡去。睡去还做梦看见意大利三杰和罗兰夫人（这些都是梁任公在《新民丛报》里所发表的有声有色的传记）！这样准备做工程师，当然是很少希望了！

    当时我进的中学还是四年制。这中学是附属于南洋公学的（当时南洋公学虽已改称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但大家在口头上还是叫南洋公学），叫做“中院”。大学部叫做“上院”，分土木和电机两科。中院毕业的可免考直接升入上院。南洋公学既注意工科，所以它的附属中学对于理化、算学等科目特别注重。师友们还以为我的成绩很好，实际上我自己已深知道是“外强中干”了。算学是我的老对头，在小学时代就已经和它短兵相接过，但是在中学里对于什么“代数”、“几何”、“解析几何”、“高等代数”等等，都还可以对付得来，因为被“向上爬”的心理推动着，硬着头皮干，在表面上看来，师友们还以为我的成绩很好，实际上我自己已深知道是“外强中干”了。

    关于英文方面，当时除圣约翰大学外，南洋公学的资格算是最老，对于英文这个科目也是很重视的。但是南洋公学有个特点，却于我很有利。这个学校虽注重工科，但因为校长是唐蔚芝先生（中院仅有主任，校长也由他兼），积极提倡研究国文，造成风气，大家对于这个科目也很重视，同时关于英文方面，当时除圣约翰大学外，南洋公学的资格算是最老，对于英文这个科目也是很重视的。前者替我的国文写作的能力打了一点基础；后者替我的外国文的工具打了一点基础。倘若不是这样，职业指导对于青年是有着怎么样重要的意义。只许我一天到晚在XYZ里面翻筋头，后来要出行便很困难的了。但是这却不是由于我的自觉的选择，只是偶然的凑合。在这种地方，我们便感觉到职业指导对于青年是有着怎么样重要的意义。

    自己对于所喜欢的知识加以努力的研究，多少都是有进步的。自然，自己对于所喜欢的知识加以努力的研究，多少都是有进步的，但是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唐先生既注意学生的国文程度和学习，蹩脚的国文教员便不敢滥竽充数，对于教材和教法方面都不能不加以相当的注意。唐先生既注意学生的国文程度和学习，蹩脚的国文教员便不敢滥竽充数。同时国文较好的同学，由比较而得到师友的重视和直接的鼓励，这种种对于研究的兴趣都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

    我们感觉最有趣味和最敬重的是中学初年级的国文教师朱叔子先生。他一口太仓的土音，上海人听来已经怪有趣，而他上国文课时的起劲，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他对学生讲解古文的时候，读一段，讲一段，读时是用着全副力气，提高嗓子，埋头苦喊，读到有精彩处，更是弄得头上的筋一条条的现露出来，面色涨红得像关老爷，全身都震动起来（他总是立着读），无论哪一个善打瞌睡的同学，也不得不肃然悚然！他那样用尽气力的办法，我虽自问做不到，但是他那样聚精会神，一点不肯撒烂污的认真态度，我到现在还是很佩服他。

    我们每两星期有一次作文课。朱先生每次把所批改的文卷订成一厚本，带到课堂里来，从第一名批评起，一篇一篇地批评到最后，遇着同学文卷里有精彩处，他也用读古文时的同样的拼命态度，大声疾呼地朗诵起来，往往要弄得哄堂大笑。但是每次经他这一番的批评和大声疾呼，大家的确受着很大的推动；有的人也在宿舍里效仿，那时你如有机会走过我们寄宿舍门口，一定会震得你耳聋的。朱先生改文章很有本领，他改你一个字，都有道理；你的文章里只要有一句精彩的话，他都不会抹煞掉。他改你一个字，都有道理；你的文章里只要有一句精彩的话，他都不会抹煞掉。他实在是一个极好的国文教师。

    我觉得要像他那样改国文，学的人才易有进步。有些教师，尽转着他自己的念头，不顾你的思潮；为着他自己的便利计，一来就是几行一删，在你的文卷上大发挥他自己的高见。朱先生的长处就在他能设身处地替学生的立场和思想加以考虑，不是拿起笔来，随着自己的意思乱改一阵。

    写作的内容必须有个主张，有个见解，也许可以说是中心的意思，否则你尽管堆着许多优美的句子，都是徒然的。我那时从沈永癯先生和朱叔子先生所得到的写作的要诀是：写作的内容必须有个主张，有个见解，也许可以说是中心的意思，否则你尽管堆着许多优美的句子，都是徒然的。我每得到一个题目，不就动笔，先尽心思索，紧紧抓住这个题目的要点所在，古人说“读书得间”，这也许可以说是要“看题得间”；你只是抓住了这个“间”，便好像拿了舵，任着你的笔锋奔放，驰聘，都能够“搔到痒处”，和“隔靴搔痒”的便大大的不同。这要诀，说来似乎平常，但是当时却有不少同学不知道，拿着一个题目就瞎写一阵，写了又涂，涂了又写，钟点要到了，有的还交不出卷来，有的只是匆匆地、糊里糊涂地完卷了事。

    在这国际交通日密、学术国际化的时代，我们要研究学问，学习一两种外国文化以作研究学问的工具，在事实上是很有必要的。关于英文的学习，我不能忘却在南洋公学的中院里得到的两位教师。后来虽有不少美籍的教师在这方面给我许多益处，但是这两位教师却给我以初学英文的很大的训练和诀窍，是我永远所不能忘的厚惠。在这国际交通日密、学术国际化的时代，我们要研究学问，学习一两种外国文化以作研究学问的工具，在事实上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提出一些来谈谈，也许可以供诸君的参考。

    我所要说的两位英文教师，一位是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教授英文的黄添福先生。他就是拙译《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的那本书里的男主人公。他大概是生长在美国，英文和美国人之精通英文者无异；英语的流利畅达，口音的正确，那是不消说的。他只能英语，不会中国话，做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这就某种意义说来，似乎不免是一件憾事，但是仅就做英文教师这一点来说，却给学生以很大的优点。当然，倘若只是精通英文而不懂教授法，还是够不上做外国文的良师。倘若只是精通英文而不懂教授法，还是够不上做外国文的良师。黄先生的教授法却有他的长处。他教的是英文文学名著，每次指导学生在课外预备若干页，最初数量很少，例如只有两三页，随后才逐渐加多。我记得在一年以内，每小时的功课，由两三页逐渐加多到20几页。上课的时候，全课堂的同学都须把书本关拢来，他自己也很公平地把放在自己桌上的那本书关拢起来。随后他不分次序地向每一个同学询问书里的情节，有时还加以讨论。问完了每个同学之后，就在簿子上做个记号，作为平日积分的依据。在上课的50分钟里面，同学可以说没有一刻不在紧张的空气中过去，没有一刻不在练习听的能力。他问每个同学的时候，别的同学也不得不倾耳静听，注意前后情节的线索，否则突然问到，便不免瞠目结舌，不知所答。在上课的50分钟里面，同学可以说没有一刻不在紧张的空气中过去，没有一刻不在练习听的能力。

    除听的能力外，看的能力也因此而有长足的进展，因为你要在课堂上关拢书本子，随时回答教师关于书内情节的问句，或参加这些情节的讨论，那你在上课前仅仅查了生字，读了一两遍是不够的，必须完全了然全课的情节，才能胸有成竹，应付裕如。换句话说，你看了你的功课，必须在关拢书本之后，对于书内的情节都能明白。这样的训练，对于看的能力是有很大的益处。我和同学们最初却在心里有些反对，认为教师问起文学的内容好像和什么历史事实一样看待，使人费了许多功夫预备。但是经过一年之后，觉得自己的看的能力为之大增，才感觉到得益很大。

    还有一位英文良师是徐守五先生。他是当时的中院主任，等于附属中学的校长；当我们到了四年级的时候，他兼我们一级的英文课。他曾经在美国研究经济学，对于英文也很下过苦功。研究英文的最重要的诀窍是要明白英文成语的运用。他研究英文的最重要的诀窍是要明白英文成语的运用。这句话看来似乎平常，但在初学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受用无穷的秘诀。徐先生还有一句很直率而扼要的话，那就是你千万不要用你自己从来没有听过或读过的字句。这在中国人，写惯中文的人们，也许要觉得太拘泥，但是仔细想想，在原理上却也有可相通的。我们写“艰难”而不写作“难艰”，我们写作“努力”、“奋斗”而不写作“奋力”、“努斗”，不过是由于我们在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过或看过这类的用法罢了。初学英语的人，在口语上或写作上往往有“捏造”的毛病，就在乎留意不要用你自己从来没有听过或读过的英语字句。在积极方面，我们阅读的时候，便须时常注意成语的用法。成语的用法不是仅仅记住成语的本身就够的，必须注意成语所在处的上下文的意思。成语的用法不是仅仅记住成语的本身就够的，必须注意成语所在处的上下文的意思。我们在所阅读的书报里，看到一种成语出现两三次或更多的次数的时候，如真在用心注意研究，必能意会它的妙用的。我们用这样的态度阅读书报，懂得成语越多，记得成语越多，不但阅读的能力随着推进，就是写作的能力也会随着增进。

    黄先生使我们听得懂、听得快，看得懂、看得快，偏重在意义方面的收获；徐先生使我们注意成语的运用，对于阅读的能力当然也有很大的裨益，尤其偏重在写作能力的收获。两位良师的研究法可通用于研究各种外国文。我觉得这两位良师的研究法可通用于研究各种外国文。

    我读到中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家中对我的学费已无法供给，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在四面楚歌之中，忽然得到意外的援助！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无意中走过宿舍里的布告板的前面，看见有一大堆人伸长脖子看着一大篇的校长的布告，上面开头便是校长对于品行重要的说教，最后一句是“本校长有厚望焉”。随后是大批“优行生”的姓名。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也赫然夹在里面凑热闹！老实说，我当时对于“优行生”这个好名称却不觉得怎样，可是听老同学们说起，做了“优行生”可以得到免费的优待，这对于我当时竭泽而渔的苦况却不无小补。做了“优行生”可以得到免费的优待，这对于我当时竭泽而渔的苦况却不无小补。

    说起当年这种“优行生”的资格，却也颇有趣味。最重要的是在大考时候那一篇修身科的试卷。修身科的教师是当时的国文教务长，教的是宋明的理学，油印的讲义充满着许多慎独的功夫、克欲的方法。教师上课的时候，就把这些讲义高声朗读，同时在课堂里大踱其方步。他只是朗诵着讲义，不大讲解其中的意义，朗诵以后，余下来的功夫就大骂当代的一切人物，这些人在他似乎觉得都不合于他心目中的修身的标准！骂得痛快淋漓，往往要骂得哄堂大笑。当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当儿，如偶有同学在课堂里打瞌睡给他看见，他就要大声发问：“你昨天夜里在被窝里干什么？我看你的脸色很靠不住！”弄得哄堂大笑，那个同学往往要难为情得面红耳赤，无容身之地！到了大考的时候，他出一个多少有关理学的题目，叫大家做一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的好坏，与其说是关于作者平日修身的怎样，不如说是关于作者国文程度的怎样。国文好的人就大占便宜，和修身不修身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就一般来说，国文好的同学大概都是用功朋友，在品行上不致怎么撒烂污。就一般来说，国文好的同学大概都是用功朋友，在品行上不致怎么撒烂污。但是也有例外的，我就亲知道在另一级里有一位同学在考“修身”的前一夜，还请假在外打了通宵的麻将，第二天早晨匆匆到校应考，因为他的国文程度很好，考卷上仍得到一百分，他的大名仍在“优行生”之列！

    大概“优行生”的推举，是在教务会议中由修身教师提出，由其他教师赞成通过的，所以仅仅修身科考卷好还不够，其他功课也要相当的好。如有什么功课过于撒烂污，教这功课的那位教师也许要说几句中伤的话，“优行生”突然间便不免要发生问题了！但是修身科在大考时的那一篇文章的优劣，这样决定“优行生”的办法似乎很有疑问，可是在当时的我，得因此免除学费，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样决定“优行生”的办法似乎很有疑问，可是在当时的我，得因此免除学费，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在南洋公学读到大学二年级（电机科），除了有一个学期是例外，其余的学期都很侥幸地被列在“优行生”，学费也随着被免除了。我对于修身科的教师虽有着奇异的感想，但是这一点却不得不感谢他。其中有一个学期是例外，这里面的情形也可说是例外中的例外。校长依向例贴出布告，宣布“优行生”的名单，在名单之前，也依向例有着一大篇“本校有厚望焉”的说教，在那篇说教里特别提出我的名字，说我好得不得了，除学识是怎样、怎样的精研通达外，性情又是怎样、怎样的谦逊、韬晦，简直不是什么物质的奖励所能包容的，所以特由校长加以这样荣誉的奖励，把“优行生”的名义暂停一次。这在教师们鼓励的盛情固然可感，可是我那一学期的学费却大费了一番的筹谋！

    诸君知道学校里的费用，学费不过占着其中的一小部分，此外如买书费、投稿生涯也是“开源”之一法，所以当时有许多写作译述，与其说要发表意见或介绍知识，不如说是要救穷。膳费、纸笔费、洗衣费以及无法再节省的零用费，都要另外设法。投稿生涯也是“开源”之一法，所以当时有许多写作译述，与其说要发表意见或介绍知识，不如说是要救穷。我的弟弟当时也在南洋公学求学，他的经济状况当然不会比我好，也有一部分要做“优行生”所得的免除学费的优待。我们两个人的“开源”的途径既不广，同时只得极力“节流”。从徐家汇到上海（指热闹的街市）有一二十里路，原有电车可通，我们在星期日，偶因有事出校，往往不敢乘电车，只得跑路。在暑假期内，极力找家庭教师的职务做。在那时的南洋公学是上海最著名的一个学校，对于招考时的考试特别严格，所以有志投考的，在暑假期内常由父兄请人在家里补习功课。我们兄弟两人很幸运地得到同学们的信任，他们遇着有亲友们要物色这种补习教师，常替我们做负责的介绍，所以这在当时也是我们这苦学生的一条出路……

    我在南洋公学的时候，在精神上常感到麻烦的，一件是经济的窘迫，一件是勉强向着工程师的路上跑。前者的麻烦似乎还可以勉强拖过去，虽则有的时候好像到了绝境；后者的麻烦却一天天的继续下去。如果我肯随随便便地敷衍，我生性不做事则已，既做事又要尽力做得像样；所以我不想做工程师则已，要做工程师，决不愿做个“蹩脚”的工程师。得过且过，也许可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生性不做事则已，既做事又要尽力做得像样；所以我不想做工程师则已，要做工程师，决不愿做个“蹩脚”的工程师。我读到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已感觉到“解析几何”的和我为难，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天地间有所谓职业指导这个东西，只常常怪自己何以那样不行!中学毕业后分科了。除土木科和电机科外，还新设有铁路管理科。原来同学里面性情不近于学工科的不止我一个人，据说铁路管理科是不必注重物理、算学的，所以有不少同学加入。照理我也可以加入这一科，不过当时加入这一科的却有许多平日不用功的同学，在一般同学看来，大有这是“藏污纳垢”的一科，存着轻视的心理！我对于铁路管理，自问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兴味，所以我没有一点意思要进这一科。而且我对于铁路管理，自问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兴味，所以我没有一点意思要进这一科。由现在看来，前一种心理却是错误的，后一种心理也许还合乎职业指导的一个原则。无论如何，我既无意于管理什么铁路，只得在土木科和电机科两者之间选择一科。我说“只得”，因为在当时竟好像除了南洋公学，没有别的什么学校看得上眼！当时竟好像除了南洋公学，没有别的什么学校看得上眼！算学是我的对头，这是诸君所知道的。我听见有些同学谈起电机科对于算学的需要，不及土木科那样紧张，我为避免“对头”起见，便选定了电机科。到了这个时候，我对于工程师的幻想还没有消失。这种幻想之所以还未消失，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做工程师，却是因为不知道有更改的必要和可能。我所以不喜欢做工程师，并不是不重视工程师，却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和工程师没有缘分。我所以不喜欢做工程师，并不是不重视工程师，却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和工程师没有缘分。

    但是我仍然糊里糊涂地向着工程师的路上跑。不久我对于工程师的幻想终于不得不完全消失，这件事我却不得不谢谢张贡九先生。他当时教我们的微积分和高等物理学。诸君知道微积分是算学中比较最高级的阶段，高等物理学对于算学的需求也是特别紧张的。而这位张先生对于这两科考试的题目又特别地苛刻。他到考试的时候，总喜欢从别的书上，搜求最艰深困难的题目给学生做，弄得同学们叫苦连天，尤其引起深刻反感的当然是像我这样和算学做对头的人们。在南洋公学还可以借口“优行生”来凑凑学费，如换一个学校，连这样一点点的凭借也没有了。最初我还再接再厉，不肯罢休，但是后来感觉到“非战之罪”，便不得不另寻途径了。可是怎么办呢？尤其是“优行生”的问题！在南洋公学还可以借口“优行生”来凑凑学费，如换一个学校，连这样一点点的凭借也没有了。这是一种最踌躇的心理。

    可是问题当然还没有解决。同时有一位姓戴的同学却给我一个很大的推动。他在我们的同级里，对于工科的功课却是赋有天才的，但是他对于医学的研究具有更浓厚的兴味，便下决心于中学毕业后，考入圣约翰大学的医学(先须有理科)。他去了以后，偶然来谈谈，圣约翰的文科比较地可以做我转校的参考。我才知道圣约翰的文科比较地可以做我转校的参考。我此时所要打算的是经济的问题，因为到圣约翰去之后，不但没有“优行生”的奖学金，而且圣约翰大学是向来有名的贵族化的学校。这个学校的课程内容，比较地合于我的需要，而贵族化的费用却给与我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事有凑巧，有一位同级的同学葛英先生正在替他的一个本家物色一个家庭教师。他的那位本家是在宜兴县的蜀山镇，家里是开瓷厂的，年已60几岁了，对于三个孙子的学业希望得非常殷切，托我的这位同学代为物色一个好老师，要请到蜀山镇去做西席老夫子的。我是否够得上做一个好教师，自己实在毫无把握，但是这位同学知道我有暂时做事集资再行求学的意思，极力怂恿我接受这个位置。当时是在将放年假的时候，他们打算请我去教半年，准备使那三个小学生能在第二年的暑假考入学校。为特别优待我起见，他们自动建议每月送我“束修”40元，来往盘费都由东家担任。这位东家虽还拖着一根大辫子，是一个年龄已达60几岁的老先生，但是对于我这个青年“老夫子”却表示着十二万分的敬意；他的那样谦恭诚挚的盛情厚意，实在使我受到很深的感动。我想一部分也许是由于他对于三个孙子的学业前途盼望得十分殷切，推他爱护孙子的心而爱护到所请的“老夫子”；一部分也许是由于我那位同学在他面前把我说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