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梅生先生于1896年访问天津期间，参观了北洋大学，该校董事为伍廷芳先生，校长为丁家立博士。何先生发现该校学生精通中文者没有几个。这些学生是几年前由丁家立博士在上海、福州和香港等地，从投考北洋大学的考生中，经过英语和现代学科的考试后录取的。何先生还发现，不管这些学生对其他学科掌握得多好，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却不会写简单的汉语作文，而且对中国文学毫不熟悉。在他看来，不会写本国语言的学生就不具备学习现代学科的必要资格，因此他认为录取学生的首要条件应当是具有阅读和书写本国语的能力。不会写本国语言的学生就不具备学习现代学科的必要资格，因此他认为录取学生的首要条件应当是具有阅读和书写本国语的能力。何先生返回上海后，就同盛宣怀先生讨论了这件事，盛先生当时是电报局的董事长，也是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盛先生本人是个优秀的中国学者，他完全同意何先生的建议，即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学院，只招收那些经过严格中文考试合格的学生。何先生所建议开办的学校，其总的目的与北洋大学相同，只不过附加了一个限制条件，要求学生熟悉汉语。何先生认为，北洋大学是为商人的子女接受商务教育而设立的学院，其目的在于使学生经营企业时更为有效。何先生对新学院的理想是，这所学院应当培养文人的子女懂现代学科，而学生接着也就能够用规范的中国文学语言把他们的思想记录下来，因此，现代学科就会成为中国文学生活的组成部分。应当培养文人的子女懂现代学科，而学生接着也就能够用规范的中国文学语言把他们的思想记录下来，因此，现代学科就会成为中国文学生活的组成部分。北洋大学所进行的现代学科的教育只像装附在中国文化表面的一层饰品，而若将这种教育传授给能够用规范的语言表达新思想的人们，则现代学科将很容易变成更为广泛的文化的真正组成部分。

盛先生深为何先生的计划所感动，并同意从轮船招商局每年拨款5万两银子，从电报局每年拨款5万美元来资助这所新学院。他们之所以把这个学院命名为南洋学院，意思是叫人们注意这个新学府的所在地同北洋大学之间的差别。起初打算把这个学校用英语称为南洋大学，但是我担任校长以后，建议用“学院”这个词来取代“大学”这个比较矫饰的词。

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外国人中间进行了调查之后，我被选任为校长。盛、何二位先生提出愿意和我签订我所同意的任何年限的契约。我根本不要什么契约，而是愿意在无限期的基础上担任这项职务，但是最后我妥协了，接受了为期4年的契约。董事何先生和我之间，以及我和中国语言系的张经甫（张焕纶）先生之间的职责，都没有明确的分工，我们都在一起工作，每人做那需要办的事。何先生住在新闸区，每周只来学院3个上午，而张先生不久以后就辞职了。因此我被委托总管校舍基建工作和安排学习的课程。

为了招收一批精通本国语言的学生，本学院于1897年春季举行了一次考试，要招收30人，条件是20岁到30岁之间并愿意用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教授年轻学生者。这个班的成员称为师范生。录取的考生中有几个是举人，而其余的则几乎全是秀才。这30名师范生所组成的最早集体就是建立南洋学院的基础。录取的考生中有几个是举人，而其余的则几乎全是秀才。这30名师范生所组成的最早集体就是建立南洋学院的基础。在5月份这批学生入学后不久，又进一步举行几次入学考试，招收较年幼的学生，这些学生根据他们以前所受教育的程度逐步分为3个班级。师范生担任了这3个初级班的汉语教师，而教现代学科的老师则用一半时间教师范生，一半时间教年幼的学生。由于这些年幼的学生也是在熟悉汉语的基础上选拔的，加上他们的汉语课又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师范生作良好指导的，因此显然，本学院每个学生，就其汉语的学习来说，名望是很高的。本学院每个学生，就其汉语的学习来说，名望是很高的。严格的招生制度不仅是我们的规则，而且是我们的实践，除非考生能够同其他投考者竞赛而通过入学考试，否则尽管是由有权势的人物推荐的对象，一个也不录取。没有经过预考，那些由高级官员推荐的或出生于有权势家庭的无能的学生，都被排除在本校学生队伍之外。

在上海附近能够找到用来开办学院的唯一场所，就是那座被称为“修道院”的旧楼房，

它是曾经用来接待周末游客的郊区旅馆。它位于现在叫做海格路的徐家汇路上，靠近徐家汇，正好是在虹桥路和海格路交叉路口的对面。这座楼房西南角的4间房变成我和家庭的住所。

何先生和我立即着手寻找一个永久的校址。盛先生提出，要献出在斜桥和高昌庙之间的一块土地。这块地在我看来地势太低，这样我们的楼房就总会处于潮湿状态。还有一个缺点是这个地方靠近高昌庙，而从那里飞扬过来的烟灰会给天气暖和时开着窗户的教室带来很大的麻烦。在1898年当盛先生不在北京期间，何先生同意让我在我们的临时校址附近弄到一个场所。当时静安寺以西没有楼房，因此我们很容易挑选所要求的任何场所。我最后的选择就是本学院现在的地址。我得到上海道台蔡钧的帮助，以法定的官价买了那块地。为了提高地势和取得较好的排水条件，我挖了一条深沟，并用挖出来的土垫高那块地。我亲自测量土地，布置造房地点和道路。

中院和上院我的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些楼房建成只能供学校使用，当时有许多校舍常常被政府改作其他用途。的设计图是我画的。我还准备了计划书和交付承包合同。我的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些楼房建成只能供学校使用，当时有许多校舍常常被政府改作其他用途。我还设法在符合使用良好建筑材料的条件下使房屋造价尽可能降低，不把钱花在装饰外表或建筑的外表上。这些楼房很朴实，但却很坚固。我亲自监督楼房的建造，务必使所用的材料是最好的。中院的教室可容纳30个学生，即每个班级的半数。在中院的一楼设有一个食堂，当不再使用食堂时，可以穿过食堂使大厅延长；在食堂的两旁有教室。该院3楼是作宿舍用的，但是一旦有校外宿舍时，也很容易改造成教室。在符合使用良好建筑材料的条件下使房屋造价尽可能降低，不把钱花在装饰外表或建筑的外表上。这些楼房很朴实，但却很坚固。在上院有几个大教室，但也有供讨论课用的小教室。在上院的后部有一个会议厅，两边有良好的照明设备。卫生设备都是上海当时可能弄到的唯一型式。起初我们用水要靠小河里的水，但是以后就得到市政府的供水。

在汉语教学中，我们废弃了八股文，而要求学生每周写作文。废弃了八股文，而要求学生每周写作文。我们为师范生开设了历史、

诗歌和作文等专门课程。就我所知，这个学院是开创本国语言和文学的现代教学体系的第一所院校。

对全体学生教授英语，目的在于使学生一开始学习时就会正确地阅读和书写。

本院对全体学生教授英语，我们的目的在于使学生一开始学习时就会正确地阅读和书写。我们并不企图推动学生努力迅速地掌握英语知识，而是比较透彻地进行教学。

教学中次要的课程是历史和经济学，为此目的，我们得到来自美国的两位青年的帮助，他们是赛茨教授和李文沃思教授。

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教学是由在中国培养的教师担任的，这些课本在可能时都采用中文课本。我们认为，学生一般在3年内是能够很好地掌握算术和代数的。

我们派遣了2个学生到美国、2个学生到日本深造。这是根据他们的学习才能和从事高级工作的热情来选拔的。

在确定学习课程时，我们的方针是不给学生从范围较广的课程中取得肤浅的知识，而是把我们自己局限在教几门课程上，使得学生能够透彻地掌握知识。

五、 学生的健康状况

我们聘请了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他住在上院，学生可以随时去就诊。学生由于生病缺课，要求有医生的证明条子。医生还协助我监督提供给学生的食物。日常由炊事员在市场上买的所有蔬菜和肉食都要经过检验。日常由炊事员在市场上买的所有蔬菜和肉食都要经过检验。

为了提供体育锻炼，我安排了每周有两三次的军事操练课。引进了足球、棒球和网球等项运动，但是很难诱导学生参加任何方式的锻炼，而我们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强迫操练，经过4年的努力，成立了一个足球队，但是第一次同圣约翰书院比赛时，我们输得很惨。这次败仗比做其他什么工作都好，刺激了学生对体育运动的新的兴趣。我们成立了一个足球队，但是第一次同圣约翰书院比赛时，我们输得很惨。这次败仗比做其他什么工作都好，刺激了学生对体育运动的新的兴趣，这种兴趣才得以延续到现在。

南洋公学足球队

我们还注意到让学生有足够的睡眠。晚上10点钟全部熄灯，早晨6点半要求全体学生起床。7点钟准备吃早饭，11点半午饭，下午6点开晚饭。在这样细心的管理下，全体学生的健康状况在在校期间稳步地得到改善。

由于维持本学院的经费来自中国商船航运公司和电报公司，所以我认为学院应当由一个理事会来管理，可以由这两个公司按照各自所捐献的款数比例来任命理事。这个计划得到盛先生的同意，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的第一阶段是在我辞职前进行的。以后这个计划就被抛弃了。我仍然认为，产生一个理事会来管理学院，比现行的由一个政府部门管理的方式，其效果要令人满意得多。产生一个理事会来管理学院，比现行的由一个政府部门管理的方式，其效果要令人满意得多。

我曾设想由中国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来管理这所学院，我的目的是要增设在经营这两个重要的公司的过程中适合于学生进行业务训练的课程。为了调查用什么方式来达到这种改革，本学院的董事长盛先生允许我在1901年用半年的时间在欧洲和美洲去观察各国高等商业学院所采用的方法。我在巴黎、布鲁塞尔、安特卫普、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和慕尼黑等地的这类学院，以及在美国费城的华尔顿学校进行了参观访问。我回校后提交了一份报告，收录了我这次旅行的成果。在对我的报告采取措施之前，我被董事长从本学院调到铁路局担任秘书长职务，因此以后几年我建议的事就无从实现了。

在我任职的末年设立了翻译处（译书院），但它是个独立的机构，与学院无关。由张菊生先生负责管理这个处。然而过了一两年之后，这个处的工作就移交给新开办的商务印书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