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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鹤荪: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教授。交通大学校友总会湖南分会名誉会长。
1941年,吴保丰到重庆小龙坎交通大学分校接任分校主任后不久,有一天他找我去谈话。他说交通大学过去只重视陆上交通技术人材的培养,现在是否应该考虑也培养一些海空方面的技术人材,这样陆海空全面培养,才能说得上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学。他问我,如果办起一个航空系有没有困难。当时我听到交大要办航空系,心里万分高兴。我说:“困难当然有,但教师我可以负责。”过了几个月,吴保丰主任告诉我说,重庆交大分校将改称“交通大学总校”,交大增设航空系一事,教育部已经口头答应,交通部也同意。
1942年秋,学校搬到九龙坡新校址,并正式成立航空系。一年级招收新生30名,在校的机械、电机两系的同学听到了,提出要求转航空系。为了满足学生的要求,学校同意增设二年级一个班。这样,一、二年级同时上马,加速了航空系的建设,但也增加了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准备时间太短。1942年,航 空系的 教授有季文美、许玉赞、马明德、岳劼毅和我共5人。季、许、马三位都是陆续从工厂转来的。约一年后,杨彭基从滑翔机厂转来。他们都是一到校就安排讲课,还要准备下学年三年级开设的新课程,一点喘息的机会也没有。我是一直教书的,但也有困难。我来交大之前,担任过航空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的理论空气动力学课,到交大后因为只有电机、机械两班一年级学生,我只得改教物理。第二年我和学生一起“升级”,我改教他们的应用力学。这种年年要准备教新课的局面,在航空系初创的3年内总是存在的。航空系的教师都没有被这种困难难倒,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第二个困难是缺少教材。当时交大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十分简陋的图书室,藏书很少。学生的教材,在图书馆内不易借到,校外也不易买到。因此,教师的备课和讲课,都必须考虑到学生没有教材这一特殊情况。例如,黑板就得多写些,讲课速度就得放慢些,内容就得精简些。1945年冬搬回上海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合适的教材仍然很少,因此我们开始自编教材。我们和龙门书店及上海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商定,或由他们选定教材,我们翻译,或由我们自己编写,请他们印刷出版。在短短的三五年内,马明德翻译了机械设计,季文美编写了应用力学,我编写了流体力学,我还和大连工学院张理京合译了工程数学等。缺少教材是件坏事,但也促进了我们自己编写教材,坏事变成了好事。
第三个困难是没有经费和缺少实验实习设备。自从航空系成立以来,没有拿到开办费,也没有拿到逐年添置仪器设备的专款。无论在重庆还是上海,都是在外单位的支援下,自己设法建立实验室和实习室。在重庆南川飞机制造厂等单位拨、赠我校一架飞机,一架滑翔机,3台飞机发动机,以及不少航空仪表和飞机部件。在这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复员上海时因运输困难,绝大部分器材留在重庆,无法运回。幸得航空委员会上海办事处的帮助,拨、赠我校3架飞机、几台航空发动机以及各种仪表零件。王宏基、马明德和我曾同到江湾仓库去挑选日本投降时留下的航空器材。助教贾日升、吴耀祖自告奋勇,发动并组织了高年级学生,带足干粮,提前一天到达大场。至深夜路上车辆稀少时,把停留在大场机场比较完整的一架运输机和一架教练机推出机场,穿过闹市,于第二天早晨推到徐家汇校部。交大航空系的建立就是这样,一靠外单位的支援,二靠全系师生员工的努力,一点一滴、白手起家的。
航空系的课程表,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要求,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加强基础,更新内容,一专多能,严格要求。
举例来说,老的交大机械系二年级数学,在加强基础方面,我们主要抓了数学与力学两条线。安排了2学期每周2小时的微分方程,我们把它改为每周3小时一学期讲完。授课时间减少了,但要求提高了,即要求加强偏微分方程的内容。第二学期增设工程数学这门新课程,内容包括矢量、矩阵、复变函数的保角变换、拉氏变换以及几种特殊函数等。在应用力学这门课程中,我们大大削减了与物理重复的部分,增强了哥氏加速度和分析力学内容,应用拉格朗日方程导出运动方程,与微分方程这门课程衔接起来。
航空技术是一门正在不断发展的学科,因此,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是航空系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的一个特点。例如空气动力学的重点,逐渐从理论流体到粘性流体,从不可压缩到可压缩,从亚音速到超音速,从二维流动到三维流动等的转变,并出现了独立的学科分支,如超音速空气力学、粘性流体力学机翼理论、边界层理论等。又如飞机结构从桁架结构到薄膜薄壁结构的转变,航空发动机从活塞式发动机到喷气发动机和涡轮气发动机的转变,这些转变必然反映到航空系的教学上来,主要是课程内容,其次是课程设置。为了避免教材的经常变更,我们允许、并且鼓励教师逐年编写补充教材。
我们鼓励教师多开课、开新课和一专多能。航 空系的 教授都能开几门课,其中包括基础课和专业课。这是航空系教师少、课程门数多、选修课逐年增加造成的。航空系是一个小系,但航空系的教师还经常为其他系开设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我经常同时担任两门不同课程的讲授。我任课次数最多的是工程数学和理论空气动力学,但我在交大的几年间,也担任过物理、应用力学、流体力学、机构学和振动力学等课程的讲授。
严格要求是交大的好风气、好传统,航空系教师都以老一辈裘维裕、周铭、 徐名材 老师为榜样,对学生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大家也认识到对学生严格要求,首先要对自己严格要求。
在抗战时期,航空系教师的生活是清苦的,但心情是愉快的。九龙坡是个小镇,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在那里买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影。因为离城较远,有警报可以不进防空洞,没有重庆市区慌乱的紧张局面。平时的文娱活动很少,偶尔打几次桥牌,偶尔约几个人同去玩南温泉,偶尔进城去买东西。回到上海后环境就大不相同,但航空系的教师也很少进城,很少看电影,很少聊天,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抓紧时间搞编译工作,我们翻译和编写的几本教材都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
航空系教师之间的团结是好的,但在上海解放前夕,校内出现了少壮派和元老派两派之争,伤害了和气,影响了工作。这种不团结也出现在航空系内,少壮派在朝,元老派在野。我是少壮派“派头头”之一,对这种不团结,我是有责任的。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大调整,上海交大航空系和南京中央大学、杭州浙江大学两校的航空系都被调整到南京,成立华东航空学院。后来华东航空学院又迁来西安,成立了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系的10年在交大校史上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但它标志着交通大学事业的一个新发展,也为后来建立西北工业大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是值得自豪的。我能参加交大航空系建立这一工作,是终生难忘的。1986年6月,我能有机会参加西安、上海两地举行的庆祝建校90年和迁校30年的纪念活动,联想交大航空系的过去10年,深有所感。谨以此文,聊志纪念。祝西安和上海两个母校繁荣昌盛,为祖国四化建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选自《思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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