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5年考进交大，1939年毕业的。我在校就读时，最为难忘的是钟伟成院长给我的许多帮助。1935年秋，我到注册处报到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保证人问题，这在初中、高中是不需要的，思想上毫无准备。如此，我不得不去找素未谋面的、当时是铁道管理学院院长的 钟伟成 老师，想不到我说明来意之后，钟院长一点架子都没有，立即随我到注册处替我填写了保证书。当时正好 潘庭翰 老师在那儿管注册， 潘 老师就说，钟院长担保，来个电话就可以了，何必亲自跑来！如此我就顺利地进入交大就读了。此后我也看到，学生碰到困难，只要提出来，钟院长几乎是有求必应。印象较深的如，“七七”事变之后，袁国瑞同学（现在加拿大）因家乡沦陷而致经济发生困难，又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他就来找我，约我一起去找了钟院长，钟院长知道当时教育部拨了一些经费对这类学生进行补助，于是很快帮助袁解决了燃眉之急。后来，从谈话中他知道我的生活也不宽裕，就替我介绍了一个家庭教师工作，使我的日常生活也稍宽裕了一些。特别难能可贵的是，1938年秋（或1939年春），我母校扬州中学的 黄泰 老师来沪筹建分校，苦于在租界找不到地方，不知怎么他知道了钟在上海还有些办法及我与钟的关系，就来找我请钟院长帮忙，钟院长很快就帮助解决了借用慈淑大楼上的校舍问题。

航空门是设在机械工程学院的。当时机械工程学院的院长是胡瑞行，航空门对外称自动车系乙组（甲组为汽车门），自动车系负责人是黄叔培。航空门只有两位专业教师，即马翼周和姜长英，我们所有的航空课程从航空概念到飞机结构学、到飞机和发动机设计，都由这两位教授包干讲授。当时我们同班同学总共15人，即谈镐生、王培生、郑衍杲、郑际睿、曹克恭、潘昌运、王守之、王志望、张风仪、屠心正、陶式玉、喻诚正、李永熹、胡声求、顾乃亨。除顾乃亨原是浙大航空系到交大借读尚缺几门课程暂不能毕业外，实际毕业的有14人，其中胡声求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其余13人则全部到了大后方成都，进了空军机械学校。各位师长给予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同样值得永远铭记。

胡声求去美国留学是由 黄叔培 老师联系推荐的。他最早去的学校是 黄叔培 老师在美国念书获得学位的母校。传说， 黄 老师与他的母校领导很熟，通常他每年可推荐一个学生到该校就读，该生并还可能享受奖学金待遇。由于我与胡在高中读书时就是同班同学，我们相处还是较熟较好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与我谈起出国留学资金不足想请老师帮助的问题时，我们都共同想到了 陈石英 老师，当时他是资深教授，月薪在450元左右，又没有结婚，可能有些余力。由于我与 石英 老师在课外有些接触，胡就要我先去试探。随后我就专为此事去 陈 老师家（当时他住在南市一处较狭窄的平房里）， 陈 老师也很直率和慷慨，他说：“我虽工资较高，但我姐姐一家七八口人的生活及孩子们上学等费用都要由我负担，因此只能支援他一个月的工资。”当时银元与美元的比值大致是1比1，即大致能够资助450美元。我印象中，在我于6月中旬离开上海之前，我还与胡到 石英 老师家当面交待此事，并表示衷心感谢。1991年冬，胡在离别母校52年之 后偕 夫人回国观光时，我们北京的同学在一次聚会的闲谈中，他还提起这段往事，并说临行前购买船票还缺一些钱时，电机学院张廷金院长、机械设 计课 老 师沈三多 教授等给了他一些现金， 陈石英 老师还送他一只由美国留学带回来的大皮箱。

我们13人由上海赴成都过程中所受到师长们的关心和帮助也是十分感人的。我们学航空工程的，毕业后当然希望为航空事业服务。按照前几届同学的惯例，到当时的航空委员会所属部门工作，必须先进成都空军机械学校高级班，为此，学校通过上一届同学常抚生与该校联系，同意我们免试进入第五期高级班，但要求我们于7月中旬到成都报到。如此，学校又与航空专业马翼周和姜长英两位教授研究，精减了一些课程，让我们全班提前至1939年6月中旬左右毕业。

当时武汉、杭州等地都已沦陷，由沪入川的路线，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办理经越南（当时叫安南）的过境护照，乘海轮至海防，换乘滇越铁路火车至昆明，再换乘汽车至成都；二是乘船至汕头（郑际睿的家乡），取道江西、湖南、广西、贵州而达重庆、成都。我们力争采取第二方案，也对第一方案作了准备，即到法国领事馆办理了经过安南（当时安南尚是法国殖民地）的过境护照，因为当时中日战争的形势如何发展实也无法预料。为了完成这次长途跋涉，我们还组织起来，推举谈镐生为领队、屠心正为会计、我为总务，负责对外联系和食宿安排等问题，并请郑际睿先去汕头，一方面打听行车的可能路线，另一方面也好让他与家人多些团聚时间。分工以后，我们就分头行动。我去找胡端行院长开些介绍信，以便沿途交涉搭车得到适当照顾时用。胡院长考虑得很周到，除写了一信给铁道部驻衡阳铁路局的杨毅帮办外，还写了一封信给贵阳西南公路局的蒋茨莘局长。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就这两封普普通通的信件，在有关前辈学长的亲切关怀下，使我们在这次难忘的旅程中顺利到达目的地，会起多么巨大的作用！

大致是6月中旬，我们办好各种手续后就搭乘英商轮船较顺利地到达了汕头。先期去汕头的郑际睿到码头来接我们，并告知我们他有一个亲戚在丰顺至韶关一带跑单帮，可给我们提供方便。于是我们在汕头休息了一天，就搭内河轮船或汽车至丰顺县。不料，我们到达丰顺县的当天夜晚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丰顺至兴宁唯一的一条公路被积水淹没了约8~10公里。由于我们不知道这种梅雨要持续较长时间，于是就在那儿等。丰顺县的县长是我们上一届同学蒲良梢的哥哥，在最初的等待期间，我们去拜访了他，他也到旅馆来看望过我们，随后还给了我们一些较大的帮助。

在丰顺等了10多天之后，谈镐生、张风仪、喻诚正、王志望、王守之、潘昌运等觉得老在那儿不是办法，就决定折返汕头再搭海轮至海防等去成都，于是我们就兵分两路。我们这一路比较幸运，大约又等了两三天，天就放晴了。我们就请蒲县长替我们请了民工担着我们的行李趟水走过险段，然后沿公路走到兴宁。他们那一路就比较倒霉了，回到汕头的当天夜里，日本鬼子就在汕头登陆了，他们只好把行李都丢掉，每人只带一个小包袱，向丰顺、兴宁方向逃跑。无巧不成书的是，正当我们在兴宁汽车站想法买票去衡阳时，他们跑回来的6人中除王志望外，其他5人与我们又聚会在一起了。这里话分两头，先说一下王志望的情况。

王志望从上海出发时就剃了和尚头，折返汕头出来逃难时又身穿夹克衫、脚蹬长统胶皮靴，与其他5人失散以后，他被民兵误认为是跳伞的日本飞行员而被扣压一个月左右。由于语言不通，当地人能讲潮汕话和客家话，都非常难懂，经过层层转送，最后到了丰顺县蒲县长处方把他释放，12月左右才到达成都。在此期间，我们都以为他凶多吉少。我们在空军机械学校又看到他时，欢欣、庆贺、鼓舞的心情真是无法用笔墨形容！

我们这一行12人则较幸运。在我们搭车到达衡阳的第二天，我拿着胡院长的介绍信去衡阳铁路局找杨毅帮办联系乘车事宜时，杨帮办一派长者风度，非常客气又很直率地对我说：“我要求交大分配一批毕业生给衡阳路局，可是至今尚无消息，你们去四川，实在交通不便，不如留在衡阳工作吧！另外，你们读自动车系的，搞汽车也一样，这里公路上也需要很多人，欢迎大家考虑后都能留下，不愿意留的，我一定弄好免票，让大家离开，盼不要有顾虑。”他要我回去先传达他的这个意思，让大家先考虑考虑。我回来一说，大家都怀着参加航空抗日救国和建设的心情，无一人愿意留下。当天晚上，杨帮办抽空到我们的住处来看我们时得知无人愿意留下以后，不仅很快搞了免票让我们搭火车去桂林、再搭便车去柳州（当时铁路已筑到柳州，对外营运的客货列车才通到桂林，内部便车可达柳州），还写了介绍信给柳州段的负责人茅以新，请他也给予我们适当帮助。如此，我们就从衡阳搭车、在桂林停留两三天后顺利地到达了柳州。在柳州我们找到茅以新学长，正巧他们有运送材料的卡车七八辆去贵阳，于是我们乘这几辆卡车继续前进，经过五六天的晓行夜宿，除了有一天在据说是乌江渡口因暴雨冲走了渡船使汽车无法渡河而致我们饿了一顿晚饭，并在汽车底盘下面的地上睡了一夜，除稍微吃点小苦之外，又安全到达了贵阳。我去西南公路局找到蒋茨莘局长，他也是一派长者风度，除立即派人替我们办贵阳至重庆的免费车票外，还对他这位西南公路局长不能把车票直接弄到成都表示歉意。我当时知道，重庆至成都已经很近了，听说车票也比较好买，除向他表示感谢外，也请他不要介意。随后，我们就搭车去了重庆，并在那里等了两三天，排队买好了车票以后就于8月中旬顺利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成都了！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抗战的艰苦时期，当时内地交通又极不方便，而我们各人的经济又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各位老师和前辈学长，给予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就愈加可贵了！

选自《思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