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9岁，是1927年某天的破晓，屋里仍一片昏暗，我被“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吵醒。爬下床来。奇怪，看见家里的人，全都穿好衣服，又好像昨夜没有睡。几个邻居也在。一个个愁眉苦脸，神色不安，空气里充满恐怖。爸在天井里没目标地走来走去踱方步，妈在说：“好像近点了……啊……好像声音远点了……”渐渐，我开始了解，那“滴答、滴答”是机关枪与步枪的声音，是北伐革命军，攻打孙传芳在扬州联军驻兵的枪声。

我正在默默地数着渐渐稀少的枪声，忽然一片喧闹，满街人潮。大家说：“好了，好了，革命军的空军，犹如天兵天将到来，联军兵败如山倒，全退了。”

好一个“有如天兵天将”的空军，我记得，只是一架单座、双翼的帆布小飞机，在遥远的天空，嗡嗡作响，掠空而过，总共不超过几分钟。飞行员丢出了一颗几磅重的炸弹，在扬州城外大运河旁的旷地上，轰然一声，炸出了一个井口大小的小窟窿。这个象征天兵天将的一架小飞机，一颗小炸弹，和一个轰然一声，居然大败联军。继而立刻看到了满城海浪般的北伐军军旗，和万人空巷、锣鼓喧天、欢呼热闹的场面。满城鞭炮，万家灯彩，北伐革命军空前的大胜利。

但是，这架小飞机留给了我“海天飞翔、万里云霄”永不磨灭的爱慕和幻想。这一个幻想，在12年后，1939年幻化成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的进修。再过5年，1944年，幻化成我在美国旧金山创办的中国飞机制造厂。又过19年，1963年，更幻化成我在美国亨次维尔火箭城，组织的全美太空科学学会月球火箭专区行动委员会，也幻化成我主导的阿波罗登陆月球电子导航研发中心。

值兹母校百周年校庆，联想起我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的前前后后，几十年的因缘际遇片段回忆，真是感想万千。

1935年夏天，我在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毕业，一口气考取了全国最知名的几所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以及上海“天厨”10个名额之一的大学全费奖金。我选入上海交通大学，因为上海靠近家乡扬州，而且交通大学是在工程方面的顶尖。尤其是当时中央政府正在指定上海交通大学为中国筹备创办“航空工程”学科的5所大学的首选。

果然不久，便由刚回国两年的留美专攻“航空科学”的马翼周教授，以簇新的留美学人姿态，和中央航空学校的姜长英教授，在交大联手办了全中国第一个正规大学的航空系。而我，便成为1939年交通大学航空系的第三届毕业生。这已是57年前的事！

当时的交通大学，虽名满海内外，远及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与中央政府正级部长同等，但是学生并不多，只有六七百人，分机械、电机、土木、科学、管理5院。机械工程学院自动机械系下又分汽车与航空两系。我在交通大学毕业的那年夏天，日本军队已侵占华北、华东、华中各省，上海的租界区犹如孤岛，远离中国政府势力范围四五个省份。我们航空系同学13人，在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一座四层大楼上课兼住宿。毕业后，大家一起到大后方四川，参加航空委员会工作，以空军少尉军阶服务抗战。

可是，我自从幼年，便喜欢天马行空，更上层楼，希望出国留学，向留学美国的黄叔培和马翼周教授看齐。那时，航空工业算是尖端工程科学，而美国是这个尖端科学的最尖端所在地，叫我非常向往！

我找黄叔培教授商量，他非常同意我的想法，把我的成绩单寄到他的母校美国纽约任西里亚大学，取得了一张免学费的奖学金入学许可书。真是吉人天相，八字有了一撇。但是路费、生活费怎么办？家父从事初级小学事业，收入有限。我在交通大学念书，学、膳、宿、杂全部费用，全由“天厨”全费奖学金供给，4年总额不满国币（法币）1000元。要留学，至少要这个数额的10倍以上。钱，哪里来？

一般人谈到留学，那时非囊有万金不可。而我囊中空空，谈留学，几乎是一个非常夸张的狂想。

为追求这一个狂想，我异想天开，想法筹款。在那年初夏交通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周，在上海各大小报刊登广告：“交通大学应届毕业高材生招收中、英、数、理、化补习班学生，试教十日，可以退费。”可能，因为“试教十日，可以退费”几个字发生作用，再加上交通大学的海内外知名的名气，果然立竿见影，门庭如市。每星期7天，全日全夜，排满了每班一小时的班级。一个月的收入，抵得过好多个大学毕业生的月薪总和！其实，所筹款额，与出国留学费用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但是至少是向目标走了一小步。

好景不长，没到一个多月，交通大学训导处把我叫去，潘主任对我说：“你好大胆，简直胡作非为。现在上海租界，龙潜虎伏，到处血腥。日本军方、浪人、汉奸、敌对党派、伪组织、地下特务，再加上原有的帮派，人人朝不保夕。我们交通大学连一个名牌尚且不敢挂出，而你竟明目张胆，用交通大学名字和地址，招收补习学生！趁早在尚没有出乱子以前，限24小时以内，一切即刻停止！”

结果，当然收场大吉，幸好手上多出了600元法币。当时因全面抗战，通货膨胀，这几百元法币，只合美金20元左右。这区区20多块美元，连半张最便宜的到美国的船票都不够。想出国，第一要路费，要一张船票，如何是好？

路费？船票？那时没有越洋航空线，只有越洋船运。要横渡太平洋到美国，当时最低的船票票价是加拿大皇后号舱尾通舱4等船票80美元。我手上只有20美元。如何是好？在“如何是好”的彷徨中，我好像见到过报上的广告，有“王伯元奖学金启事”。王伯元先生，是上海垦业银行的董事长。在打听到他的地址以后，我便在某一天的上午，见到了他。单刀直入，我向他说希望他资助我买一张最低价的到美国的船票。我记得当时，踏入了他银行大楼顶楼办公室，那是一间好大好大轩敞漂亮的办公室，毛茸茸的绿色地毯，轻纱落地窗帘。王董事长中等身材，50开外，一身笔挺的西装，精神奕奕。他听了我的要求，又仔细看了我的“奖学金入学证书”及其他文件以后，对我笑笑说：“那个广告王伯元奖学金，只是法币1000元，合时价美金只是大约3元。离开你要的船票补助费，还差一大截，而且是好大好大的一大截。知道吗？”便站起来，打量我一身穷兮兮的装扮，微笑地摇摇头，然后，静静思考了一下，点点头，慢吞吞地说：“也好，这个星期天，你到我家来一趟，我们再谈谈。”就这样，我走出了王董事长办公室。我那牵肠挂肚而只有两个星期便开船的船票，仍然是一片茫然！

那个星期天，我准时到达王公馆。好气派，是一座好大的3层楼花园洋房。在大门前，花木扶疏，宽广而蜿蜒的柏油马路甬道旁边，停了两部崭新的豪华黑色汽车。王先生那天是中装打扮，酱紫纱绸长袍，外罩黑纱短背心，典型的一副绅士模样。他郑重其事地介绍了他的几个儿子，年龄和我差不多少。但我一心一意盘算我的船票，也没细谈，只觉得他们是富家公子，气度非凡。王先生对我说：“你的事，我已经打了几个电话，下星期三到我行里再来一次，再谈谈。”

啊，我的天，这一张80美元的船票，仍是镜花水月。船期紧迫，寝食不安！经过了“度日如年”的3天，在一个大晴天的上午，我又准时出现在王董事长办公室，见到了王伯元先生。他开门见山地说：“你手上筹到的钱，不够买半张船票。但是，你明天上午可以把这些钱全部交出来，交给楼下的业务经理。”这几句话，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有点头的份儿。他又说：“在开船的前一两天，我想法子叫他交给你船票。”第二天，我便囊空如洗，换得了一句话：“想法子叫他交给你船票”。

如此这般，在加拿大皇后号万吨级越洋轮船开航的前一天，我拿到了我几个月来神梦为劳的船票。

在没办法中想办法出国留学的最后几天，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就是当我向相熟的几位教授，包括陈石英教授、沈三多教授、张寰镜教授，请求指教协助的时候，校长室送来一张便条，说是3天后，黎校长约我谈话。

黎照寰校长，在那时只是我印象中的大人物。在我进入交通大学时，听说他是国父哲嗣孙科的广东同乡知交，同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兼铁道部长，在上海与南京同时办公，是在京沪线上穿梭的中央政府大员。在交通大学一、二年级国父纪念周会上，远远看到他，白净的方脸，乌黑的头发，天庭饱满，架着宽黑边眼镜，用广东乡音国语发言，声音洪亮，略带转折的鼻音，而有坚硬性；他中等身材，西装笔挺，意气风发。这是我当时所知的黎校长。此外，有人说他是中央级大员群中仅有的未婚高官，年轻英俊，周身帅气，是上海十里洋场众多闺秀群芳的偶像。现在，这个遥不可及的偶像，突然在我为一张船票弄得焦头烂额的紧要关头，约我3天后谈话。这，又是我想入非非的3天！

那是7月31日星期一上午，我准时到达交通大学二楼会客室。窗前阳光普照，满室通明，黎校长已在场。这是我在交通大学4年第一次在咫尺之内见到黎照寰校长。他一身笔挺的浅色夏季西装，配戴着那副宽黑框眼镜，更显出他洁白而方正饱满的面容。在工友端上两杯清茶的同时，他满面春风地和我握手后，便自我开场，用那熟悉而久未听到的广东乡音国语亲热地说：“黄叔培主任告诉我，他已替你在美国母校拿到奖学金。训导处潘主任说过，你曾试图招收补习学生筹款。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方子卫总干事说，王伯元先生在帮你买船票。现在离船期只有几天，我认识王董事长，他一言九鼎，船票大概没问题。但是，到了美国上岸以后，你的食宿旅行及其他费用怎么办？”到此，他的话停了。透过他那宽厚的黑框眼镜，不停而似有笑意地看着我。一片寂静。但是，我没被他问倒。看他似有笑意，可能有袖里乾坤。我鼓足了勇气，摊开双手说：“到美国上岸以后，我几乎是身无分文。但是，我相信：穷则变，变则通，道路和方法是人打通想通的。见机行事，走一步算一步……”我没说完，校长打断我的话头，替我接着说：“是了，在上海英法租界以外，赤地千里，全是日本兵和各派系游击部队，弥天战祸，已经弥漫到黄河上游的潼关。据我所知，除了你胡声求以外，本届毕业生，没有听到有别人计划出国留学；其他各大学，情形也大致如此。”停了一会，他又说：“黄叔培教授说，你在全班最年轻，身量也最小；但是满有蛮劲和胆量。“你的胆子不小。人家是‘公费’留学，‘自费’留学；你是‘没费’留学！”他摇头微笑，再说一遍：“‘没费’留学！”话停了，又是一片寂静。然后慢吞吞地接着说：“黄主任示意我对你从旁协助。但是，我是两袖清风，只好来一个‘秀才人情纸半张’，如何？”校长是在郑重其事地说，而我确是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怎一个“秀才人情纸半张”？我默然在想。忽然间，听到嘶嘶然撕纸的声音，校长用预先准备好的一个大型牛皮纸公文封套，信封上款是毛笔黑色楷书大字：“胡声求同学收存”，下款是红色印体大字“国立交通大学校长室缄”，旁边一个毛笔黑色行书大字“黎”。正在我聚精会神地看那个威武跳眼大信封的同时，黎校长抽出了信封中的文件，是一封打字的正式介绍公函——交通大学证明书： “为证明事……如荷海外侨胞予以协助至为感幸，此证。”由校长具名用印，并加盖“交通大学之印”斗方朱红官印。黎校长让我看过后，笑容可掬地看我一眼，说：“不要小看这一个秀才人情，对你到美国上岸以后，可能大有帮助。”

原来，这一位广东籍的黎校长，是美国留学生，对于那时几乎清一色的美国大城市唐人街，即所谓华埠，非常了解。唐人街是广东宗亲社会的延伸。到了美国，只要找到华侨社团宗亲会馆，自然有人热诚协助。

果然，在我到了美国上岸以后，虽然身无分文，但是这一封威武跳眼的介绍信，发生了光环般的作用。好像神话小说里的点金神符，我取得了不可言喻的种种便利。是它，帮助我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毕业后2年9个月之内，完成我的任西里亚硕士及麻省理工博士学程。也是这一封介绍信的衍生效果，帮助我在到了美国4年之内，在旧金山成立了上千人的中国飞机制造厂；在第二次大战末期，生产A26型战斗、轰炸两用轻型军用飞机机身，每年达1800多架。

1939年8月7日清晨动身，我携带随身换洗衣服和几本交通大学的笔记本，总共两只手提包，不足20磅重。这些，便是我飘洋出国留学的行李！

上船的那天一大早，我叫了一辆人力车，提了那两只半新不旧的小手提包，离开上海法租界爱麦虞限路的交通大学宿舍楼，向见到的同学说，大家珍重，我到美国去了。大概，我的行装、我的衣着和我的经济背景等等，叫人没有一丝一毫“赴美留学”的联想。所以，好几个同学以为我在开玩笑，有的干脆说：“神经病！”就这样，我离开了交通大学，一别50多年。

在开办飞机制造厂的13年后，美国航空工业，因为受到1957年苏联的SPUTNIK人造卫星的冲击与刺激，卷起了太空狂热的冲霄波涛。我组织了美国太空科学学会的东南9州月球火箭专区行动委员会，并且在亚拉巴马的东南9州月球火箭城亨次维尔市主持上千人的电子导航研发中心，直到1968年月球火箭绕月航行与1969年阿波罗登陆为止。饮水思源，这些由航空顺延到太空的挑战场面，也可以说是我从交通大学航空系所衍生的虹彩光环与余波。

选自《思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