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交大对旧教育最根本的改革或者说“强国措施”，用“请进来、派出去、译洋书”的方法引进西学，为我所用，而重点放在“请进来”。就是用“请进来、派出去、译洋书”的方法引进西学，为我所用，而重点放在“请进来”。

 在清政府批准设立南洋公学后，盛宣怀几乎立即着手聘请洋人具体负责筹建学校。盛宣怀自己有两次出国考察的经历，他清楚知道，要把“西学”学过来，要办一所一流的现代大学，一定要请一流的外国专家来实际负责筹建。从选校址、造校舍、买设备、开设课程、组织教学，到学生的食住、卫生健康、体育运动、日常管理等，由有水平的外国专家来操作，才能快，才能实，才能少走弯路。盛宣怀选中了当时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的前身）担任院长的美国人传教士约翰·福开森。福开森1866年出生，1886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1888年美国教会创办南京汇文书院，即被聘为首任院长，到盛宣怀把他挖到南洋来，已担任了9年汇文书院院长。福开森为人如何？水平如何？业绩如何?看来盛宣怀是清楚的。福开森是可信任的，是一位对中国人友好的美国人。在盛眼里福开森是可信任的，是一位对中国人友好的美国人。但是一所清政府办的公立高层次的现代学校，请外国人担任第一把手既难以通过，也不好办。因此除了盛宣怀自己担任督办（相当于董事长）外，还设置了一位公学总理，由中国人担任，相当于校长，然后盛宣怀创造了一个职位叫“监院”（President），请福开森担任，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副校长，由于公学总理即Manager中文不叫校长，懂中文的福开森就把President翻译为“校长”，把Manager翻译为董事长。监院权力除“中学”教学不管外，其他的都要管，实际上这完全是盛宣怀的决策。福开森离开交大工作30年后，他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外国人中间进行了调查之后，我被选任为校长。……我根本不要什么契约，而是愿意在无限期的基础上担任这项职务，但是最后我妥协了，接受了为期4年的契约。董事长 何 先生和我之间，以及我和中国语言系 张经甫 先生之间，都没有明确的分工，我们都在一起工作，每人都做需要办的事。 何 先生住在新闸区，每周只来3个上午，而 张 先生不久以后就辞职了。因此我被委托总管校舍基建工作和安排学习的课程。”福开森担任监院，首先把学校校址选定在徐汇校区，他去找上海道台蔡钧，争取到用官价买了扩大部分的土地120亩。

  1899年和1900年又买了两次土地，从而奠定了现在徐汇校区的范围。他自己画了学校总体设计图。如今跨越了三个世纪风风雨雨的交大徐汇校区的教学楼“中院”就是福开森自己设计、监造，并于1899年竣工的建筑，现仍完好保存在校园内，成为交大最古老的建筑；江泽民总书记和钱学森、吴文俊院士都先后在这里学习过。南洋公学创办不久即在中国拥有很好声誉，很显然福开森是作了贡献的。他管课程安排，管学生的饮食和住宿，还请了一个医生管学生的健康，开展体育锻炼，控制学生的作息时间，管得很严。从现在的史料看，南洋公学创办不久即在中国拥有很好声誉，很显然福开森是作了贡献的。

  1901年福开森要回美国休假，盛宣怀要福开森顺道考察美、英、比、法、德、奥、瑞士、意各国商务学堂章程及造屋图式等，“折中比较，不厌其详”。盛宣怀要福开森顺道考察美、英、比、法、德、奥、瑞士、意各国商务学堂章程及造屋图式等，“折中比较，不厌其详”。盛宣怀6月的批文是：“假内薪银照给，另发给川资银1千两。”并要求“假满回华禀复”。但是距盛宣怀批准此事不到3个月，即9月，商部发文说“照得奉旨普建学堂，将来各省章程均须一律；南洋公学洋监院名目为各省所无，应在裁撤之列；监院福开森，合同届满碍难续定”。按时间推算，福开森此时应仍在海外考察。福开森回到中国后写了一份考察报告，1902年2月离开交大，同时被盛宣怀调至中国铁路总公司担任秘书长。福开森在交大任职时实际上还担任盛宣怀的顾问，1898年还担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顾问，1900年又兼任两湖总督张之洞的顾问。盛宣怀出任清廷邮传部大臣时，福开森又到北京任邮传部顾问。宣统年间（1909~1910年）中原大旱，福开森出任华洋义赈会会长，以其影响募得赈款约美金100万元。中原大旱，福开森出任华洋义赈会会长，以其影响募得赈款约美金100万元。清政府曾封赐给他三品顶戴。辛亥革命后，福开森旅居北京，研究中国文化。1914年他举家迁返美国，5个子女均在美国就读。但中国政府仍借重福开森，他于是常来往于中美之间。1919年，福开森决计偕夫人和三女儿回居北京，先后担任中国国务院顾问、总统府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又任行政院顾问。1921年，他作为中国政府顾问出席华盛顿会议。1922年6月，交大学生拒不承认未经校董事会推举而由政府派来的校长， 发起罢课，双方僵持不下。此时福开森作为北京政府顾问和董事黄炎培一起专程来校，再三劝解，学潮才告结束。1926年交大建校30周年纪念，学校特邀福开森从北京南下参加，福开森还做了一个演讲，乘了校内临时建筑的小火车。福开森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认识许多中国著名学者和绅士。福开森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认识许多中国著名学者和绅士，从1899年起又接受英国人股权转让，成为上海《新闻报》的老板，把南洋公学庶务汪汉溪聘到《新闻报》任经理。福开森将《新闻报》办报方针定为“不偏不党”。在汪的苦心经营下，《新闻报》摆脱困境，销路扶摇直上，成为上海四大报之一。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市党部派员来担任编辑委员，企图控制《新闻报》的言论。福开森将《新闻报》的股权转给《申报》史量才等，退出新闻界。20世纪初，法租界当局把他捐资修建的路定名为福开森路（今武康路）。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北平，福开森夫妇仍蛰居北平，第二年福开森夫人病逝。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原拟将福开森送往山东潍县的集中营，终因他年迈体弱允其居于英国领事馆内。1943年日美交换侨民，福开森乘美国接俘船返美，受此刺激，1945年即故世，终年79岁。其女儿根据福开森的遗嘱，将其数十年收藏的中国文物书画万余件捐赠南京金陵大学。其女儿根据福开森的遗嘱，将其数十年收藏的中国文物书画万余件捐赠南京金陵大学。他著有《柴窑出土记》，民国时期被故宫博物院聘为“鉴定委员”，也是唯一的一个洋委员。他还聘请许多中国文物专家，协助他编著了《历代著录画目》、《艺术综览》等。

 对福开森其人,现在看到的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写实多于结论。1986年版的《交通大学校史》说：“福开森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企图把中国的教育全盘西化，并纳入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计划中去，为帝国主义侵华效劳，为洋人培植奴才。”当时担任公学总理的张元济于1945年写的《追溯四十九年前今日之交通大学》一文中说，“余与福开森有意见不甚相合，至于暑假前办理招考特班生及所事毕，即辞去兼摄之职，仍专办译书院事”。张元济没有具体说出什么“意见”不甚相合，盛宣怀的书信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而在上海出版的《张元济传》中除引述张元济与福开森上述“意见不甚相合”外又说私交甚好。从曾在福开森在交大时的同事、学生的回忆或其他记载中也没有看到指责福开森的实质内容。1986年版的《交通大学校史》说：“福开森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企图把中国的教育全盘西化，并纳入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计划中去，为帝国主义侵华效劳，为洋人培植奴才。”接着引用了福开森1893年的一次讲话：“我们不应把我们的兴趣限制在我们（教会）学校里面，我们必须协助解决整个教育更大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校才能领导中国产生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又引用他1902年的另一次讲话：“政府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教育宗旨，是轻视西学的表现。”就是这两段话，从字面也好，从精神也好，都难以推论出福开森要把交大办成“为洋人培植奴才”的用意。就是这两段话，从字面也好，从精神也好，都难以推论出福开森要把交大办成“为洋人培植奴才”的用意。而且从福开森在交大的4年实践，也没有他帝国主义行为的记载。实际上，当时交大师生中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的形势已经是干柴烈火，一点就燃，从福开森离校后不久爆发的“墨水瓶事件”即可见其厉害。如果福开森当时在交大言行越轨，恐怕交大的学生是不会对他留情的。而从福开森离开交大后与盛宣怀的关系及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似乎也没有事实可以证实福开森是一个为帝国主义效劳的阴险分子。没有事实可以证实福开森是一个为帝国主义效劳的阴险分子。张元济在1945年写的上面已引述过“余与福开森有意见不甚相合”的回忆文章里，谈到福开森有不同意见的“中学为体”在交大贯彻情况时写道：“每逢朔望，全校师生到大礼堂谒圣，行拜跪祷，至今思之，可云繁缛，然当时以为大典，不可阙也。”从张元济的反思中可以看出，即使像在这类“中学”与“西学”关系上的意见“不甚相合”，也很难说福开森企图把中国的教育“全盘西化”。而事实上也并未发现福开森有干涉中国人拜孔的言行。

 事实上外国人中既有帝国主义分子、侵略者，也有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朋友和好心人。怎样区别？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中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从鸦片战争以来，教训实在太多，吃亏也实在不少，国人对外国人抱着一种警惕的、不信任的态度是十分正常的。但是，事实上外国人中既有帝国主义分子、侵略者，也有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朋友和好心人。怎样区别？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但是即使是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朋友，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在观点上也并不是没有一点分歧的。例如，在“中学”与”西学”关系上，中国人内部也并不完全统一认识，更不要说外国人了。

 福开森是交大请来的第一位外国教育家，这位专家在交大创办的头几年内权很大，什么都管，这些权都是盛宣怀有意给的，而并不是福开森自己夺来的。按照西方大学模式，经过三四年的努力，交大办起来了，虽然与当时的外国大学差距仍然很大，很不完善，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耳目一新了。盛宣怀在坚持上海交大是把此校搬到中国来了！因此也可以说上海交大在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是世界先进水平。“中学为体”，掌握最后决定权的前提下，敢于照搬西方教育，这是要有胆识的。效果如何？钱学森1980年在他写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说：“1935年秋就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这才发现，上海交大的课程安排全部是抄此校的，实验课的实验内容也都是一样的。上海交大是把此校搬到中国来了！因此也可以说上海交大在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是世界先进水平。”当然，钱学森在交大念书的时候，盛宣怀早已作古，而福开森也已离开交大很久，但是盛宣怀敢于用福开森，而福开森也勇于搬美国教育到交大，在交大开创“西学为用”。盛宣怀敢于用福开森，而福开森也勇于搬美国教育到交大，在交大开创“西学为用”。从此，交大也一直敢于开放引进，包括敢于像钱学森说的那样抄MIT的课程安排。抚今追昔，盛宣怀与福开森作为两位教育家，对交大形成一种敢于开放，大胆引进外国科学技术的传统，乃是功不可没的。盛宣怀与福开森作为两位教育家，对交大形成一种敢于开放，大胆引进外国科学技术的传统，乃是功不可没的。

 在研究交大的爱国传统，在怀念我们的前辈为了中国的富强而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时候，对于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外国朋友、外国专家，同样不应该忘记，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当然，由于历史的因素，对为交大作过贡献的友好的外国朋友扣上的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政治帽子，也应该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