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金（1886－1959）：字贡九，江苏无锡人。1909年毕业于南洋公学附中，赴美入俄亥俄大学，后又入哈佛大学，获硕士。1915年回国，到交通大学任教，在无线电教学和实验、无线电台建设方面有开创之功。

 我的父亲张廷金十分聪明，读书很好。但他爷爷早逝，家庭条件艰苦，所以读书费用主要靠奖学 金和 老师的帮助。他曾得到一位老师的赏识，将他从老家无锡带到上海，进入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读中学。后来他又将物理、化学、数学3本书整理解答后，经书局编辑修改出版，这样就得到一笔稿费，用于学业。我曾看到过父亲在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毕业成绩单，有3门功课得了100分，其中包括语文。据父亲说，语文考试写作文，老师打了95分，并将这篇出色的作文试卷推荐给校长、国学大师 唐文治 先生。 唐文治 先生一看，也觉得非常好，就又加了5分。如此一来，本不可能得满分的语文考试，我父亲竟拿到了100分。 唐文治 先生一看，也觉得非常好，就又加了5分。如此一来，本不可能得满分的语文考试，我父亲竟拿到了100分。读完中学， 唐文治 先生资助他21元作路费，赴北京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学班。尔后进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读书，学机械专业。毕业后进哈佛大学攻读硕士，主修无线电专业，花2年时间完成学业，又到美国威斯尔豪斯公司实习。从读大学到实习，父亲在美国生活了6年。

  1942年抗战时期，国民党节节败退。当时交通大学校长是黎照寰，重庆部分由他出面执掌校务，但上海部分他只挂个名。因为交通大学是国立大学，校长黎照寰是国民党员，对外由他出面，则上海部分会遭日本人没收。所以经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同意，上海的实际工作由各学院院长出面主持。因为家父做过交大的机械学院、土木学院、理学院、管理学院院长，最后，轮到他主持工作。1949年纪念册上就写我父亲是主任校长。父亲能力很强，且是民主人士。当时上海部分要维持下去，教师工资要发，需要一笔办学经费，就向汪精卫政府要了一笔钱。但汪伪政府没有人来接管学校，学校也不设日文课。一切运作，包括教学方式仍旧维持老交大的传统。原址位于虹桥路与番禹路交接处的日本同文书院被中国军队烧毁，日本人遂占领交大徐汇校园，不愿归还，直至日本战败方才退出。当时徐家汇校区被日本人占领时，学校的重要物品都搬到了震旦大学。父亲曾向汪伪政府提出要收回校园，但未能成功。当时徐家汇校区被日本人占领时，学校的重要物品都搬到了震旦大学。父亲曾向汪伪政府提出要收回校园，但未能成功。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回来，朱家骅当教育部长。这时交大内个别的人对我父亲不满，法庭传讯父亲。电机系朱家琦教授是我父亲的学生，他在校内有些权力，同时知晓黎照寰、陈立夫和我父亲之间的事情，也明白学校在汪伪时期没有损坏，所以开庭前我就父亲之事去找他，他说开庭时你父亲要去的，但有我在，尽管放心。开庭审理，我父亲确实安然无事，法庭还让我父亲写了张条子：若有人诬告，可以来法院告他（即我父亲）。经由此事，父亲毕竟不开心，很受委屈。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请他去工作，他不愿意去，情愿在家中安度晚年，看书、写字、画画、种花，爱好古董，还把这个家打点得井井有条。他1957（或1958）年患食道癌，1959年逝世，享年73岁。

 我父亲建造过两个电台——上海市国际无线电台和南京国际无线电台。当时通信技术的发展刚刚起步，聘请外国人设计建造要出酬金两三千元，请中国人只需出酬金500元。此外还开办过“三极无线电公司”，研究无线电。

 父亲生活非常俭朴，靠工资积蓄及建造无线电台的酬金等，建造了一栋房子。造好后租给他人住，他自己只住了10年。父亲培养了不少学生，尤其是电机方面的，如张煦、赵祖康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国外有不少学会给他颁发证书，保持通信联系。我父亲的书房四面书架上放满了书和杂志，还有许多奖章、证书等。文革中抄家，都毁掉了。

 我是1943届交通大学机械系学生，学铁道机械。毕业后在铁道部工作，后转到水利电力部，到新安江水电站工作，再调到上海市仪表局工作，升为高级工程师，1979年退休。在交大学习，学校风气非常好。教师课讲得好，要求非常严。一、二年级课很多。学生读书很紧张，回家不会玩的，拼命做功课。有些专业有实习，如机械、汽车、飞机等。学校文娱活动不多，校园生活比较枯燥，只有打乒乓、踢足球、打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