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是母校的百周年大庆，又是我从母校电信研究所毕业的50周年。抗战胜利后，我跟重庆母校回到上海，毕业后在台湾服务了10年，1957年赴美留学。流光易逝，转眼近50年了，海峡两岸由完全隔绝而重新沟通。祖国历尽沧桑，今正欣欣向荣。此情此境，藉此重温往昔，并感谢母校的培育之恩。万分兴奋！故要藉此重温往昔，并感谢母校的培育之恩。

一 穷千里目更上层楼

我有幸成为母校第一届的研究生，像是天之骄子！我在祖国八年抗战的多难之秋读完福建高工和浙大电机系，1943年被派到资源委员会桂林中央无线电厂工作。次年的夏天，日军沿湘桂铁路逼近桂林，我们向更后方撤退。我很幸运地经过审查，被免试录取为交通大学第一届电信研究所的研究生，待遇和助教同，而不用教书，两年之后，可得硕士学位。母校在国内虽早已有“中国麻省理工”之称，而于1944年在抗战大后方的重庆成立工科研究所，尚属初创。以母校在国内的声誉和校友们在全国交通和工业界地位之重要，我有幸成为母校第一届的研究生，像是天之骄子！

当年交大竟能在战时后方创建电信研究所，有内外因素促成：世界通信科技有传真、无线电、载波传送、雷达、电视及信息理论等发明，对人类生活影响至巨，我国不能不急起直追；母校当年有多位这方面学有专长的欧美留学杰出校友回国，在交通部和经济部任职或在母校任教，陪都重庆正是可充分提供师资的好地方。

嘉陵江畔九龙坡那美丽而幽静的校园令人难忘。我们第一年住读的嘉陵江畔九龙坡那美丽而幽静的校园令人难忘。当时校长是 吴保丰 先生，教务长 李熙谋 先生，电机系主 任倪俊 先生， 张钟俊 博士主持电信研究所，除利用内部原有师资外，还请来几位客座教授兼课。所开设课程，除张钟俊的电网理论，并矢量代数、方阵代数、复变函数理论外，还有 张思侯 先生的超短波工程， 黄席棠 先生的电磁波理论， 周同庆 先生的近代物理学。兼课的有 徐樟本 博士 和王辅世 博士等。 朱兰成 博士当年刚好也在重庆，客座讲授微波及波导理论一课。

我因对那时新兴的调频制无线电特感兴趣，于研究调频信号分析有关文章的过程中，在BSTJ期刊上看到了一位颇有权威的贝尔实验室专家J.R.Carson所著的一篇文章《变频电路理论和对于调频理论的应用》。这篇文章的重点是针对瞬时变化的频率提供了所谓“貌似稳定状态（quasi?steady?state）的电导纳”新观念，以代替经典式的多频率成分的电路信号分析方法。我认为，背后有 张钟俊 老师的指导，我信心十足，勇气百倍。以往电力网络需要的定频电路观念显然已不适应当时千变万化的电信信号的需要了，Carson的新观念可谓突破，我很欣赏。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很想借题发挥，更进一步，更上层楼。反正背后有 张钟俊 老师的指导，我信心十足，勇气百倍。

最广义的正弦信号波形不外幅度、频率、相位三个变数成分。当时我把Carson论文中的实数频率推广为复数频率，用此中多处的虚数成分来代表幅度。而相位的变化可经过微积分包括在实数频率成分内，这些都不难。问题是基于这个方法而推演出来的貌似稳定的电导纳函数成了无穷级数。好在从数学演算可以预知：在某些条件下这级数可能迅速收敛，有助简化。既有理论，就想应用于实际问题上。我经过 和张钟俊 老师商议，便以《变频器电路分析——应用推广变频电路理论解》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

二 抗战胜利美梦成真

号外传来这特大喜讯，我们无不兴奋若狂。1945年8月14日，抗战胜利。此前几天，美国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记得那天下午，号外传来这特大喜讯，我们无不兴奋若狂，奔出门外，在鞭炮及欢呼庆祝声中结队参加游行。校长 吴保丰 先生在前头领队，队伍愈来愈长。回到宿舍后，整夜几乎不能入眠，盘桓在脑海的，是何月何日学校复员上海。

次年的春夏间，学校包了大船顺长江东下。这是多年来梦想的实现。长江的风光令人永生难忘！复员到上海，一切条件远胜重庆。宿舍宽敞，伙食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徐家汇街头车水马龙。我论文口试过后，只等待交通部分配工作。因为在校时，名字就列在交通部的员工名册上，那时是我在校拿兼职助教的工资。

记得当我从福建去读已经内迁的浙大的时候，多次攀搭“黄牛”卡车，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地到达了贵州遵义。如今回想，若非如此，我何能于青年时代，到祖国内地兜了一大圈，看过神州这么多美丽风光，包括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和长江三峡，这该说是“三生有幸”吧！

三 台湾电信服务十年

经历了“二二八”事变，幸有台湾省籍同事的保护而安然无虞。1946年的秋天，我奉交通部派遣到台湾邮电管理局工作。次年就经历了“二二八”事变，幸有台湾省籍同事的保护而安然无虞。1949年，我把父母和弟弟从福州接到台湾，由我供养，并助弟考入中学，继续学业。

不久，国民党政府由大陆撤退至台，台湾邮电分家为邮政管理局和电信管理局，交大前辈钱其琛、陈树人和方贤齐3位校友分别担任电信总局长、台湾电信管理局的正副局长。从自制投币电话机着手，建议当局如何起步自制一般电信器材。我在台工作的10多年中，就在台湾电信管理局担任电信机械修配所主任8年，任内曾被派去日本NEC和NTT考察电信机械制造和修配业务3个半月。在台湾，从自制投币电话机着手，建议当局如何起步自制一般电信器材。

1954年1月，在台北和原籍苏州的电信局同事李雯结婚，婚后生有一男一女。1956年秋天开始在台北工专兼任教授一年。1957年，申请到美国凯斯理工学院（Ca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研究助学金，经考试获准自费赴美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四 留美半生沧桑经历

我虽然在出国之前学的是电信，但一到美国，就改行学电子计算机。当时因觉得位数式电子计算机运作所根据的太局限于零与一的二值逻辑，我雄心勃勃，要把它更广义化。我深感当时的二值逻辑和与它密切相关的布尔代数学，似乎不够做一般的逻辑思维、推理以及复杂的系统模拟。多值逻辑，是可以包括任何正整数数字或符号的数学系统，这自然要比那极端特殊情形的二值逻辑更广义而更有应用价值。在此之前，虽已有人提出多值代数和多值逻辑学，但是它们的发展深度有限，未有能与布尔数学等量齐观者。我所感兴趣的多值逻辑，是可以包括任何正整数数字或符号的数学系统，这自然要比那极端特殊情形的二值逻辑更广义而更有应用价值。当年的凯斯理工院，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和系统工程学这两行在全美国几乎首屈一指，有名教授指导，因此我就以“多值逻辑系统的转化理论”作为研究题目。流行的“模糊逻辑”，也是多值逻辑的一种形态。我的哲学博士论文成果，当时似乎颇受工程学界的重视，于1962年在美国电机工程学会（AIEE）在芝加哥主办的“交换电路理论和逻辑设计”专题演讲会上发表了。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每年举行国际性的“多值逻辑系统”的专题演讲会。近年来流行的“模糊逻辑”，也是多值逻辑的一种形态。

1961年夏天，我先到加州奇异电气（GE）公司下的电子计算机研究所服务了一年，研究的题目是在电路元件不可靠的情况下利用几率逻辑原理来组成相当可靠的逻辑电路。当年GE公司原想以此方法来克服低温超导元件（Cryotrons）制造上的低可靠度的困难，可是最终仍因制造技术本身难度过高，世界各公司都相继放弃此项尝试，GE亦不例外。1962年夏，我换到纽约州的华生研究中心（Thomas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工作。这个研究中心在一个200多亩的乡村土地上建造了一座圆弧形的玻璃大厦，建筑独特，环境优美。IBM在此投下巨资，做最先进的电脑研究工作。当年我接受聘请，万分兴奋，一家4口，由我一人驾车，从加州的山景城出发，取道洛杉矶，经过拉斯维加斯、大峡谷、盐湖城，北上到了黄石公园，然后继续东行，来到纽约。此行利用搬家机会，驱车10多个州，兼作度假之游。全程4千多英里，一路观赏了许多名胜和城乡风光。

在IBM的研究中心，我所做的题目是利用大储藏量的只读式光作用存储器（Photostore）而特别设计的专用计算机，加以查表（Table?Lookup）为主的非数字符号处理系统，来做两种自然语言间的机器翻译。我参加将中文译为英文的一个小组，主要任务是设计该系统的逻辑结构和组织翻译所需储存的字典资料库。众所周知，自然语言的机器翻译，远比数字计算机及单纯的文字处理为难。该研究中心担当起这个任务，几乎全靠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财力支持，所作研究，仅属于初步的实验探讨性质。最初研究由俄文译成英文，然后研究由法文译为英文，再进而探讨由中文译成英文。在“实验系统部门”的名称下，有将近100名员工，总共花了7年工夫，迄未能做到可供实用的程度。在“实验系统部门”的名称下，有将近100名员工，总共花了7年工夫，迄未能做到可供实用的程度。这个研究，在1965年失去政府资助后完全停顿了。当整个部门强制解散的时候，我为着等待取得永久居留权，过分执着于留在该中心工作，是我一生中事业最不顺利、情绪比较消沉的一段日子。记得当时我曾开车去加拿大看望最亲密的级友魏凌云兄，他用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两句诗给我打气，慰勉有加。从此我韬光养晦，坚忍等待，另谋东山再起。

不久，内子考进纽约电话公司服务，我也换到纽约市美国航空航天学会（AIAA）的科技资料服务处工作，时值阿波罗飞船即将登陆月球的时期。这个机构，是在美国的国家太空总署的合同下为美国和全世界提供综合性的航空航天科技资料服务，出版国际航太摘要，以及提供非国家机密性的航太科技情报，编造电子数据库，出版摘要和索引，以供全美政府、工商及学术机构联线检索、微缩胶片及图书馆等项服务。在这段服务过程中，我因为需要广阔的知识面，时常去哥伦比亚大学听课或开会，每天阅读很多书刊杂志，也学到电信工程科技以外的不少知识，自己也觉得挺感兴趣，一连工作了16年，直到1985年夏天退休。

上世纪 70年代初期，我开拓了一个业余兴趣：将中西象棋融会贯通，并将其游戏规则广义化、多变化，再加电脑化。不久，又因发现一个名叫“抓堆”的中国传统游戏（英文通称为NIM），因其规则极为简单而深具挑战性，我曾把它发扬光大，变为一种盘棋游戏。为此我于1978年得到一项美国专利，名为“数学盘棋”。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买了个人电脑，写程序把上述的两种游戏的构想初步实现，并作示范表演，自得其乐。1980年，美国出版《今日技术界名人录（WHO’S WHO IN TECHNOLOGY TODAY）》，我也被列名。此后还在其他几个榜上有名。

1975年底，我赴美18年后第一次回台湾度假。大约在此之前的10年里，台湾的电信事业，在方贤齐学长领导下，每年电话机数量的扩装率多在20％上下，有时甚至高达25％，居世界之冠，全球瞩目。台湾是以电信事业为主导带动其经济发展的。台湾是以电信事业为主导带动其经济发展的，方学长厥功甚伟！我回台湾之前，纽约的AT&T总部就有人托我打听台湾电信发展的秘诀，以写文章向全世界报道，我衷心为方学长对台湾的贡献感到光荣。

1985年，美国贝尔系统在反托拉斯法下散伙，要分开创立AT&T和7个小贝尔公司，每个小贝尔都争先恐后要跟中国做生意。这年的夏天，我刚从AIAA退休，就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三因素，与美国东北区的小贝尔NYNEX公司接触，充当其国际部门顾问，帮助开展其欲与中国合作的电信业务。已到美国27年了，自愧还未曾为祖国效劳，此乃千载难逢之机会也。我因为那时已到美国27年了，自愧还未曾为祖国效劳，此乃千载难逢之机会也。为此任务，我于1985年及1986年到香港两次，进入祖国3次，到过上海、北京、西安、苏州、杭州、福州等地。第一次到上海参加一个国际电子展览会，并介绍NYNEX公司和交大建立关系，以作将来培养高新电信科的准备。这次回国之行，对我个人来说，最可贵的是分别在上海、北京、福州三地和阔别了将近40年的级友严宣哲、杨渊、陈太一等三兄团聚，真是“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

这几年来，我多半住在纽约的老家，有时去加州儿子家小住，享受退休生活。我有幸至今身体粗健，老伴也已从纽约电话公司退休几年了。我的退休消遣，包括“文、棋、书、画”，加上电脑。例如在电脑上输入中文，练习写作。多年来，对于象棋有突破性的新构想，可使它的玩法变化万千，更新换代地提高教育和娱乐价值，希望能抛砖引玉，与世共享。此外，内子来美国之前曾经是台湾国画 宗师黄 君璧先生的学生，带来很多画册，我也曾受她的影响而学习些国画，仍想续下功夫，以助修身养性。

末了，试作七律一首，不怕献丑：

五十年前承培育，饮水思源感恩深。

九龙坡上岁月甜，复员上海梦成真。

祖国变革历沧桑，经济腾飞创新天。

老骥伏枥志归去，晚霞绚丽弥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