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调梅：同济大学著名教授，上海交大1934届土木系校友。

 1996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建校百年校庆，应《校友回忆录》征稿。我试写了5个部分：一、教学，二、纪念碑与“文物”，三、难忘的三四十年代，四、校名及院系设置的思考，五，怀念师友中的土力学先驱者。

一 教学

母校是我国最著名高校之一。门槛确是很高，但不能说是“严进宽出”。母校是我国最著名高校之一。曾经有过一种评价，说是“门槛高，严进宽出”。门槛确是很高，但不能说是“严进宽出”。事实上，学习一、二年级的基础课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力学等是很紧张的，但这是为学生打基础，使学生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当年一、二年级的物理课，有好几个班，分别由裘维裕、许应期、 陈章 教授主讲。教学内容很丰富，与三、四年级的专业课紧密衔接；教师讲课非常认真，讲解及板书都用英文。我们总是仔细听讲，记笔记；课后同学间互相对笔记，讨论如何解习题，如何写实验报告等。这样认真学习的习惯，使我们受益不少。

当时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干劲难以忘怀。记得我们在四年级时，来了一位美国人 巴烈 教授讲桥梁工程，我们的级友胡汇泉兄（1934级土木）和我一起整理了笔记。后来，在1939年，我在英国伦敦，有机会听近代土力学奠基人太 沙基 教授的讲座，级友徐人寿兄和我一起听讲，整理了笔记。当时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干劲难以忘怀。

在物理课上， 赵富鑫 先生（当时还是讲师）代课时，竟能不看备课笔记，把全部教学内容（包括公式及推导）都背出来。这是我望尘莫及的。后来，知道王达时兄（1934级土木）讲结构力学、弹性力学时也有这一手。

当时的物理课有不够理想之处么？也许可提出两点。一是教师都是学工程的（主要是机、电），教学内容不够正统。二是当时未能用中文讲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科学名词译法还在拟订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还有人说，交大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我想，有些课程可能有点“死”。还有人说，交大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我想，有些课程可能有点“死”。例如， 李泰云 教授讲工程地质， 曾昭恒 教授讲工程材料， 潘承梁 教授讲铁路养护，都讲得很好；我们也认真学习了，但没有学好。为什么？是因为缺少实践性教学环节，所以只能死记硬背，在上海市交通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报纸上报道汽车司机、公交工人的呼声是否太少？只能在思想认识上重视这些学科 和 老师的教导。举一个例子， 潘 老师讲课时曾引用美国《铁路养护杂谈》杂志的内容，说写稿人不是工程师、专家，而是养路工人。这是我不会忘记的。我因此想到，在上海市交通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报纸上报道汽车司机、公交工人的呼声是否太少？

二 纪念碑与“文物”

踏进海格路（现华山路）校门，就看到“饮水思源”碑，盛杏荪铜像，符鼎升铜像等；还有马可尼铜柱，史霄雯、穆汉祥烈士墓等等。这些是大家知道的；有的拆毁后重建了，或者搬迁了。

另外，有一件鲜为人知的“文物”，是一部有木夹板的线装书，挖了一个直径十几厘米的圆洞，据说是后来堕落成为大汉奸的汪精卫，于1910年谋刺摄政王载沣时，藏炸弹用的。这在上世纪30年代藏于老图书馆内，我曾看见过，后来没再听人说起，也不知道这件“文物”是否还存在，甚至不知道是真是假。 

三 难忘的三四十年代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我国多事之秋，也是母校多事之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我国多事之秋，也是母校多事之秋。早在1932年，蔡廷楷将军率领十九路军抵抗日本侵略军时，母校的执信西斋（当时的新宿舍）曾是伤兵就医和休养的场所。

在1937年日本侵入上海后，把母校徐家汇校址霸占为他们的“东亚同文书院”。那时我在国外。1940年回到上海后，曾为母校兼任讲师，当时是在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华学艺社上课的。那时，在重庆九龙坡成立了交通大学，教师和学生中有不少人去了。最难忘的是年老多病的 康时清 教授也克服困难，全家到重庆去。 康 老师于1952年院系调整调时到同济大学，退休后以99岁高龄逝世，我敬献挽联云：

辛勤兴宝藏，雨露育英才；

不辞艰苦赴渝州，亮节高风人共仰。

子孙有凤毛，伉俪皆鲐背；

方待期颐称上寿，师门立雪我何堪。

（ 康 老师早年曾从事矿冶，故有“兴宝藏”句。）

解放前夕，在1948～1949年，有不少难忘之事。解放前夕，在1948～1949年，有不少难忘之事。首先是，有两位纺织系的教师（不记得姓名）被捕，经校长王之卓学长等设法保了出来；曾听说他们是因为《观察》杂志的什么问题而被捕的。还有，史霄雯、穆汉祥同学被捕遇害了。那时传说国民党政府的警备司令部要到学校来抓人，人心惶惶，竟有人建议要在学校周围布置电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在教授中也引起了恐慌；那些曾参加“大教联”的，曾为学校争经费，为师生员工争待遇到南京请愿的，就害怕可能被捕。他们晚上不敢住在家里而是在一些试验室中搭了行军床，暂时住了。我还记得，土木系的 陈本端 教授（唐山交大同学，已故）及 王达时 教授就曾在道路试验室过夜了。最后，在1949年四五月间，母校的办公室、试验室、员工宿舍等被国民党军队占用了。当时，大家尽可能地把图书仪器设备等，搬到自己或亲友家中，或熟悉的小工厂中。当时，大家尽可能地把图书仪器设备等，搬到自己或亲友家中，或熟悉的小工厂中。原来住在校内的员工要想与市内亲戚朋友商量，找个地方暂时安家，倒也不很困难，因为，如果住房较宽大的话，有可能被国民党军官借住。这样的动荡局面并不长久，很快就解放了。

四 校名及院系设置的思考

母校的校名曾经多次更改，曾经叫南洋公学、上海商务学堂、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邮传部上海实业学堂、南洋大学堂、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等；于1921年成立交通大学，包括上海、北京、唐山3校。

母校土木系在1921年停办，并入唐山；1929年恢复时不叫“系”而是叫“土木工程学院”。我曾听说，那时教育部规定“大学”至少要有3个“院”；于是，母校为了保持“交通大学”的校名，把当时仅有的机、电、管理等3系，以及刚恢复的土木系都改称为“学院”；并在下一年增设了“自然科学学院”。但是1946年我到母校任教时，土木系又成为隶属于工学院的一个系了。1952年院系调整时，母校的土木系停办，归并到同济大学。1985年，母校又办了土木建筑系。

为什么要多次更改校名？为什么不止一次地停办和恢复土木系？为什么要多次更改校名？为什么不止一次地停办和恢复土木系？是否“大学”比“学院”好？“学院”比“系”好？我大胆说一句，可能是考虑不够周密的“短期行为”！举一个例子，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工学院，经州议会决定改为“大学”后的新校名是“弗州工学院及州立大学”。可能是考虑不够周密的“短期行为”！他们是不肯放弃老牌子的呀！

我在1929年考入母校机械系，第二年转入土木系；1932~1933年请假一年；1934年毕业后在上海从事建筑结构设计。1936年到英国留学。1940年回上海，任东吴大学副教授，并曾在复旦大学及母校兼课。后来曾任中正大学及 江苏学院 教授。1946年任母校土木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到同济大学，1987年退休。

在40几年的教学工作中，值得回忆的首先是我在青年时期很大胆，什么课没有人教就顶上去；我教铁路、公路、测量等课程，甚至教过英文、数学。其次是，我早就重视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早在1941年，我就在复旦大学讲土力学。这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更是因为土力学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并得到发展的学科。因此，我将回忆从事土力学的母校老前辈和同学们。

黄炎在浚浦局工作的同学老前辈黄炎曾有关于滑坡的论文载入《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国际会议论文集》（1936年）。也是在浚浦局工作的盛得先盛得先同学（1934级，土木，已故）曾在周家嘴岛（现复兴岛）的吹填土上进行荷兰式触探试验，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触探试验之一。

母校同学老前辈、教授杨培琫杨培琫（已故）曾于1940年代在母校讲授土力学；他所著《土力学》（汪胡桢主编《中国工程师手册》的一部分），是当时用中文编写的土力学中较完整的一本。我知道的另外两本是陈孚华的《公路土壤学》和杨乃骏的《实用土工学》，是1940年代先后在重庆和上海出版的。

在1930年代，曾为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协会会员的母校土木系同学，有覃宽、金宝祯、费骅覃宽、金宝祯、费骅（均已故）。参加该协会并出席国际会议（1936年）的有朱宝华、张光斗。朱宝华、张光斗他们都是母校土木系同学（1931～1934级），那时在美国留学。以上同学中，张光斗是代表“经济委员会”参加会议的，他曾被邀请随同太 沙基 教授来华，因日本侵华而作罢（这是已故 蔡方荫 教授告诉我的）。

抗战时期，徐人寿，薛履坦徐人寿同学曾在重庆母校讲土力学；薛履坦同学曾在重庆的水利实验处筹备土工试验室。徐、薛都是1934级土木系同学，已故。

还有，陈梁生陈梁生同学（1938级，土木）是清华大学土力学的创始人，已离休。钱寿易钱寿易同学（1939级，土木，已故）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土力学创始人。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1930年代（及以前）的同学中曾从事土力学的人。在这以后，人数更大为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