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均：1948年考入上海交大，1951年报名入军校。

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教授。

人人都有一个梦魂萦绕的地方，对我来说，这地方就是交通大学。

一 生于交大

1931年春分，一个女婴诞生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二进洋房（原址现翻建为教师活动中心），那就是我。当时我父亲李谦若任交大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并教天文学。父亲给我取名“均”，一来取其“土”字旁（我妹妹和弟弟的名字分别取“木”、“工”字旁和“程”字），二来因为春分时节，昼夜均分。我出生以后，妈妈买了一只羊，拴在门外的一棵树上，准备挤奶给我喝。可是那只羊离开了它的家，整夜“咩咩”地叫个不停。第二天，在交大校园里，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妈妈看它可怜，就把它还回去了。

学校的大门是银行家 吴培初 先生捐赠的。学校的大门是银行家 吴培初 先生捐赠的。他是我家的远房亲戚，他的儿子想进交大学习，父亲就劝他捐5000大洋，修建了这座红色的大门。这大门加上门口的那座小桥，当时在我眼里是那么的宏伟，我常常在大人的帮助下，抓着金色的门钉往上攀。父亲当时还负责工程馆的设计和督建工作，这可以说是我当时见到的最伟大的建筑了。我喜欢它的坚固、高大，尤其是在里面说话能听到回声，这对我是不可思议的，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我经常一个人跑进去大喊大叫，根本不听劝阻。直到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工程馆里有鬼，那回声就是鬼的声音，这才把我吓住了。一直到上大学的时候，进了工程馆还总觉得阴森森的。父亲有位助教—— 顾兆勋 先生，他脾气特好，喜欢摄影，给我照了很多相片，还着了颜色。我当时才四五岁，经常缠着他不放。有时，我一个人跑到他住的上院三楼去找他玩，他教我把纸片叠成三角形，并从三楼的楼梯栏杆处把它们放飞到楼下，我的心也随着纸片飘荡，快活极了。我的心也随着纸片飘荡，快活极了。另一次他和我们在校园里玩，走到一个亭子（即现在史、穆烈士墓的地点）前，我觉得那里景色很好，想照个相，又不好意思直说，就抱着柱子不放，说什么也不肯走。大家觉得很奇怪，都骂我，最后还是他看出了我的心思，抱着我照了张相。1980年代，他已是著名的水 利工程 教授，我曾去南京看望他。他说他当年工作非常忙，还正在准备出国考试，经常工作到深夜，但无沦如何也不会拒绝一个天真女孩的要求。他也很留恋在交大忙碌的日日夜夜。春天到了，我就和姐姐在校园里采野花：小黄花、小蓝花和白色的荠菜花等，比赛谁采得多、采得美。有时，拎着小篮，跟大人们到大草坪上去挖野菜，像草头、荠菜和马兰头等都是我们的佳肴。我还在体育馆的游泳池里玩水，因为我还小，只能伏在妈妈的背上来回走动，这是我第一次闻到氯气味道。也许是第一印象特别深刻，以后无论在什么游泳池里，只要闻到氯气味道，都会想起交大的游泳池，想起妈妈的背。只要闻到氯气味道，都会想起交大的游泳池，想起妈妈的背。我们一大群孩子还常在老图书馆后面的小山头上玩“官兵捉强盗”，我年龄最小，常常摔得鼻青脸肿。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的枪声结束了我的金色童年。日本兵侵入了上海，而且还强占交大校园作为兵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一手抱着心爱的娃娃，一手牵着妈妈的衣襟，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可爱的家园，住进了拥挤的租界。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惶惶然不可终日，父母的话题总离不开如何变卖那些不值钱的家产，如何填饱肚子。我有时做梦回到交大，过着天堂般的和平生活，那里的一草一木依然是那样的熟悉，可是醒来却发现仍然生活在敌人的铁蹄下。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回去呢？

我记下这笔账，第一次赶我出交大的是日本侵略者！我记下这笔账，第一次赶我出交大的是日本侵略者！

二 二进交大

1948年9月，我考进了交大电信管理系。当年该系录取率是1比14.5。

1948年9月，我考进了交大电信管理系。当年该系录取率是1比14.5。进交大学习，一来圆了我当交大正式学生的梦，二来为报答父母和老师的培育之恩，三来也为自己找个栖身之地。当时国内战事纷乱，政府腐败，生活艰难，抗战胜利后的美好期望全成了泡影。国家、个人前途都很渺茫，一个女孩，不去读书又能干什么呢?于是我二进交大。

跨进久违的校门，见到一幅极大的画像，从中院的三楼一直挂到一楼。啊!她曾是个不苟言笑的沉静女孩，居然如此抛头露面地让人家把大照片挂在半空中，参加学生会竞选，简直不可思议。那不是我姐姐李菊吗？怎么搞的?她曾是个不苟言笑的沉静女孩，居然如此抛头露面地让人家把大照片挂在半空中，参加学生会竞选，简直不可思议。

李均（中学毕业时）离正式上课还有几天，李菊让我到民众夜校去代几天课。从十四五岁开始，为了贴补家用，我曾多次在富人家当过家庭教师，他们家中凶猛的狼狗、豪华的陈设和调皮、厌学的学生，都令人望而生畏，我每次去上课都是提心吊胆的，上完课出来才一身轻松。民众夜校的这些工人学生虽然年龄比自己大，却勤奋上进，而且非常尊重我，使我的自尊心得到很大满足，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自己还是有点用处的。以后才知道，这就叫做知识分子要为工农大众服务。

开学了，在新生报到的日子里，校园里洋溢着热烈的迎新气氛，到处都可以看到由学生会和各系精心制作的迎新标语和宣传画。在新生接待站，有茶水供应，有老同学帮我们搬运行李，指引我们办理注册手续，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各系还召开迎新联欢晚会，表演精彩的节目。新生中很多人第一次离开家庭和父母，有的同学还是第一次远离家乡，对号称“冒险家的乐园”的大上海和国际知名学府交大，都有一钟陌生和恐惧的感觉。在学校里有那么多热情的老大哥、老大姐的照顾，像亲人一样，觉得特别温暖和亲切。然而，在学校里有那么多热情的老大哥、老大姐的照顾，像亲人一样，觉得特别温暖和亲切。

当时，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采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利用社团活动，进行党的宣传，团结教育年轻学生。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交大成了“民主堡垒”。校园里，处处洋溢着青春和活力，对于我们这些闷得发慌的年青人来说，新鲜极了。作为新生——各社团网罗的对象，我毫无选择地一下子参加了十几个社团：青年会，合唱团，舞蹈班，秧歌队，美术字学习班，漫画学习班，普通话学习班，读书会，四一联谊会（我们这届应该于民国四十一年毕业），民众夜校，每日新闻社……甚至还参加过基督教的礼拜。我们唱啊，跳啊，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党的教育，看到了祖国的前途，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们唱啊，跳啊，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党的教育，看到了祖国的前途，找到了自身的价值，赶走了胸中的烦恼，唱出了心中的春天。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解放军进军南下，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同学们都渴望知道战事的真相，而这些消息从政府的报纸上当然是不可能得到的。学生会便组织了每日新闻社。每天早上，在学生会门口（即容闳堂西北角）出版一期大字报，报道最新战况。消息来源，一是当地的外国报刊；二是当地所谓中间势力的报纸，他们的报道有时还比较客观；三是解放区的新华社广播，由专门的同学每天深夜负责收听。为了保护参加工作的学生，避免过多地暴露自己，由7个班级轮流负责出版，每班一天，一星期轮一天。为了保护参加工作的学生，避免过多地暴露自己，由7个班级轮流负责出版，每班一天，一星期轮一天。我班负责星期二出版。我于星期一，在指定的地点向这天的负责人取了钥匙，星期二早上天蒙蒙亮，就和我班的七八个同学们一起开始工作。同学陆中华擅长外文，他便从外文报上翻译摘录消息。朱声玉等同学擅长中文，便从事编辑工作。钱素芬等同学擅长书法，便负责抄写。为了争取时间，往往是编好一条就抄写一条。大家在一起嘻嘻哈哈，一会儿就完成了。当我们看到很多同学簇拥在大字报前，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这些胜利捷报时，感到很骄傲。

1949年初，为了避免学生会骨干的过分暴露，学生自治会采取了按班级竞选的办法，即由班级而不由个人来担任干事工作的办法。我们电管一年级全班同学都参加了全校班级竞选大游行，举着大副标语，载歌载舞。在全校的竞选晚会上，章公亮和我还演出了“小人戏”（双簧）为我班竞选。最后我班推选陈振宝同学为代表，常驻学生会。

凭着正义感和一腔热情，我积极地投身到党领导的反饥饿、争民主如火如荼的斗争中去。1949年1月，曹子真同学介绍我秘密地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只是觉得眼前一片光明，中国有希望了，这希望就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紧接着，2月她又介绍我参加了地下党，我成为班上第五名共产党员。其实，当时我还不满18岁，认识也很幼稚，只是觉得眼前一片光明，中国有希望了，这希望就是中国共产党。

南下的解放军，跨黄河，渡长江，攻克南京，眼看上海就要解放了。这种大好形势大大地鼓舞了我们，在校园里，便热火朝天地组织起各种迎接解放的应变组织：护校队、巡逻队、救护队、宣传队、秧歌队……绝大部分同学都团结在党的周围，绝大部分同学都团结在党的周围，自觉不自觉地参加到这场政治斗争中来了。自觉不自觉地参加到这场政治斗争中来了。

我参加了“晨社”，每天早晨，就和同学们一起学跳舞和扭秧歌，晚上唱解放区歌曲，还学习救护知识和包扎。每天夜里，全校同学轮流在校园里值班和巡逻，以防反动军警冲进校园逮捕学生。此外，同学们自动组织起来，学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我班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名“渡船小组”、“渡江小组”、“解放小组”和“开山小组”等，学习《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大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接解放。

然而，敌人不甘心失败，狗急跳墙，于1949年4月26日深夜，派了“飞行堡垒”装甲车和大批警察冲进校园，逮捕进步学生。本来地下党曾得到有关情报，知道这几天敌人要来，于是每天夜里都安排了巡逻，并准备在敌人来后大家集中到体育馆里，这样人多势大，使他们难以下手。但是那天，装甲车一下子就冲进了后门，同学们来不及集中。我当时还在睡梦中，只听见房门外乱哄哄的，同学们奔走相告，女同学们相对集中，我的动作慢了一步，明明看到不少人走进走廊尽头的一间寝室，等我再去敲门时，她们竟不肯开了。我只好回到自己房间，仍然躺在床上。过一会儿，就听见门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是敌人来了！我听到他们首先走到对面，用钥匙打开了李菊的房门，在里面翻箱倒柜，幸好那几晚她都隐蔽在校外。然后他们又挨房搜查，当走到我房门口时，装腔作势地喊道：“同学们，开开门。”我不睬他们，他们便开始大声吆喝，使劲捶门。我想，只有我一个人在屋里，这门是绝对不能开的。便用被子蒙着头，一动不动。只听见有人爬上门，借着走廊上的灯光，透过门上气窗的玻璃往里看，接着说：“三张床，没有人。”就走了。原来，我睡的是一张软铁床，而且当时人很瘦小，躲在被子里面，别人看不出来。在他们搜查别的房间时，我不便出来，只好接着睡。因为半夜里折腾了一番，居然一觉睡到次日上午9点钟。待我醒来时，敌人已经走了。同学们见到我都特别高兴，因为有人偷偷见到敌人拿的黑名单上好像有我的名字，还以为我被敌人抓走了呢。见到敌人拿的黑名单上好像有我的名字，还以为我被敌人抓走了呢。大家告诉我，敌人抓走了50多人。全市大学都被勒令停课，反动军警强占了校园，大家只好怀着满腔的愤恨，被迫离开了可爱的校园。

于是，我第二次被赶出了交大校门。

三 三进交大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了！同学们都归心似箭，马上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虽然只离开了一个月时间，校园却已经满目疮痍。最使人发指的是，敌人在临逃跑前，杀害了我们两位同学：穆汉祥和史霄雯。这两位都是毕业班的同学，都像老大哥似地对待我们。穆汉祥还是我们电信管理系的，很幽默，总爱和我们开玩笑。他们很聪明、很能干，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可是就这样活生生地被残杀了。我们在新文治堂开追悼会时，场内一片抽泣声，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宣誓：你们的血照亮了路，我们会踏着你们的血迹继续前进，安息吧烈士!你们的血照亮了路，我们会踏着你们的血迹继续前进，安息吧烈士!会后，几千人默默地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市内出殡。然后，我们把他们埋葬在大草坪南面，即现在的烈士墓中。我参加了烈士家属的接待工作，当烈士的遗体入土的时候，她们放声大哭，悲痛欲绝，这样生离死别的悲惨情景，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我这才体会到革命不光是唱歌跳舞，而更是严肃的、残酷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事对我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是终生的。这事对我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是终生的。每当我因工作需要而牺牲假日时，只要想想他们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整个一生，就会毫无怨言；每当我为个人利益而烦恼时，只要想想他们已经为革命利益而慷慨地抛弃了头颅、洒尽了鲜血，就会觉得很惭愧。

擦干了眼泪，埋葬了战友，化悲痛为力量，我们振作起精神，投入了新的战斗。擦干了眼泪，埋葬了战友，化悲痛为力量，我们振作起精神，投入了新的战斗。我们又回来了！我们是学校的主人了!我们是上海的主人了!我们还将是全中国的主人!我们兴高采烈、满腔热情地参加巩固新政权的斗争：打击银元贩子，协助公安局抓特务，到贫民区救灾，到南汇农村修海塘，到工厂教跳舞……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宣传党的政策。我原先是个很文静的小女孩，和生人说话就脸红，现在闹市街头拿张凳子跳上去就演说；游行时扭秧歌，从徐家汇到外滩扭个来回。游行时扭秧歌，从徐家汇到外滩扭个来回，在工厂、中学里，围个百把人的圆圈教跳舞，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我们在新文治堂和其他工厂、学校的大舞台上唱歌、跳舞，演出了百把场。我们知道，个人的力量是很单薄的，但是把这微小的力量投入到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去，却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鲜艳的五星红旗把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屈辱一扫而光，我们能有幸参加这样伟大的斗争，感到扬眉吐气，无比自豪。

我们毕竟是学生，经过这段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斗争后，党要求我们回到学习中来。我们毕竟是学生，经过这段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斗争后，党要求我们回到学习中来。我们开始认真地听 赵富鑫 先生讲物理课，听 凌渭民 先生讲英语课，听 曹凤山 先生讲电工课，听 徐桂芳 先生讲微分方程课。起初觉得有点生疏，好在我们这些有能力考上交大的人，都有一定的基础。于是我们努力啃书本，记笔记，做习题，做实验。我以前读书只是出于无奈，从来还没有那么认真过，可现在是为了建设新中国而学习。由于目的明确，学习用功，曾被评为班上的学习模范。这段时间给我打下了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培养了我严谨和求实的学习作风，使我终身受益。每天晚饭后，我班同学坐在大草坪上，围成一圈，唱歌、做游戏、听“九头鸟”大喇叭播送的新闻和音乐（我曾任校播音组长），切磋学问，讨论天下大事。晚风习习，飘着泥土和青草味。这些日子过得很充实，也很潇洒，这是真正大学生的生活。这些日子过得很充实，也很潇洒，这是真正大学生的生活。

在交大时可是好景不常。1950年6月，美国侵略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战火烧到了家门口，祖国最可爱的人在流血。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刚刚结束，人们对铁蹄下水深火热的生活记忆犹新，平静的校园又掀起了波澜。青年学生热血沸腾，我们又开始到处演说、演出、宣传。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抗美援朝，为了世界和平，我们交大600多名学生志愿报名，投笔从戎，其中300多名被批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我是其中的一名。年老的双亲和年幼的弟妹在家里张灯结彩，专门为我开了个家庭送别会。1951年1月9日晚上，锣鼓喧天，在人山人海的欢送人群中，我们戴着大红花，在工程馆门口上了车。妈妈从杨树浦赶来，挥泪送我。是啊，女儿养到这么大，多么不易，不知此去何时再能相见。我在心里说：别了，亲爱的妈妈！别了，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别了，美丽的校园！别了，幸福的大学生活！别了，亲爱的母校！我们会胜利回来的！

第三次驱使我走出交大的是美国侵略者！第三次驱使我走出交大的是美国侵略者！

四 梦牵魂绕的地方

这里是我幼年的摇篮。这里是我知识的摇篮。这里是我政治生命的摇篮。

我诞生在交大，在这里度过了金色的童年，所以这里是我幼年的摇篮。我大学时读书在交大，在这里为毕生从事科技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这里是我知识的摇篮。我入党在交大，在这里明确了终身奋斗的方向；我参军在交大，从此当了一辈子的兵，所以这里是我政治生命的摇篮。

1979年，我和同事曾来这里办过学习班，在工程馆的阶梯大教室里向教师们讲过“数字信号处理”。以后又多次来这里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作过学术报告。我家从我的父亲到我的兄姊，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有10多人曾在这里工作、学习。这里有我敬爱的同志在长眠，这里有我亲密的同学和战友在继续奋斗。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都能引起我美好的回忆。

我的故乡，我的摇篮，我的母校，我的战场，我梦牵魂绕的地方。上海徐家汇交大校园——我的故乡，我的摇篮，我的母校，我的战场，我梦牵魂绕的地方。

五 广玉兰的启示

昨天，有事去母校那里，顺着上院前的大道慢慢地往前走，见到两棵高大的广玉兰树，就边走边回忆，寻找昔日的梦。小时候，妈妈常带着我们在校园里散步，走得热了或累了，就在这两棵广玉兰树底下乘凉。那时，我望着那挺拔的树干、茂盛而翠绿的叶子、雪白的大花朵，喝着妈妈带的淡淡的果子露，感到无比的清凉和爽快。多年来，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见到了玉兰树，就会想起交大上院门口的那两棵广玉兰。在我心里，这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广玉兰树。每次去交大，我对这两棵广玉兰树都会多看上几眼。正当我默默沉思时，忽然，一片大广玉兰花瓣从树上落下，差点打着我。看着那焦黄的花瓣，我不禁为她惋惜，她曾经是那样的洁白娇嫩，清纯端庄，可如今却枯萎了，飘落在地，不久还将从地面上消失。正仰首叹息，却见郁郁葱葱的绿叶中竟开着那么多的广玉兰花，美丽高雅，千姿百态，仪态万方，使整个校园显得格外欣欣向荣。是啊!花开花落是广玉兰的规律，我们自己不也有类似的规律吗？当我们为自己的两鬓增添白发而烦恼的时候，不妨举目看看这满园的莘莘学子，那样的朝气蓬勃，生龙活虎，使整个校园充满了欢声笑语，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未来是他们的，未来将更加美好。未来是他们的，未来将更加美好。

想到这里，心中感到很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