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景常：上海交大1939届校友。

尤其在交大求学时代的情景，感觉记忆犹新，感念至深，想起来颇多回味之处。我一生中经历过许多事情，但很少去回忆它们。只有求学时代的事，觉得如影随形，印象特别深刻，时时令人怀念，好像夏夜天空中的明星，在回忆中闪闪发光。尤其在交大求学时代的情景，感觉记忆犹新，感念至深，想起来颇多回味之处。

一 入学考试

1935年秋我报名投考交通大学，考试前夕抵沪，宿于徐家汇的一个小旅馆中。忽感腹痛异常，店主人给我一杯黑色汤药，叫我喝下去，我不分皂白，闭目一饮而尽，果然不久腹已不痛。方欲入睡，而邻室男女旅客高声谈笑，以致通宵未合眼。翌晨即赶到交大考场“文治堂”。第一场考化学，限3小时交卷。题目之多，连数都数不清。每一大题下有很多小题，而小题并不小，内容非常复杂。奋笔疾书，只有写的时间，没有想的时间，更没有稍停休息的时间。考场悬有数尺见方的白纸一叠，上写时间几点几分。每过半小时，撕去一张，以通报时间。共撕去6张，表示时间已到，

考场肃静无声，只听到钢笔沙沙地响。偌大的考场，坐了黑压压的满场考生，此时如有银针坠地，或许也可听到声音。一出考场，莫不唉声叹气：“完了！完了！”立刻收卷，不准稍延。试卷当然是密封的，不写姓名，只写座号。考场肃静无声，只听到钢笔沙沙地响。偌大的考场，坐了黑压压的满场考生，此时如有银针坠地，或许也可听到声音。收卷之后，肃静而退，秩序井然。一出考场，莫不唉声叹气：“完了！完了！”下一场是物理，又是3小时（以后每场都是3小时）。物理的计算题很复杂，题目就占了半张考卷。化学要滚瓜烂熟才能写完，至于写错写对，就无暇校对了。物理则背熟也没有用，大都是转弯抹角的计算难题，熟读课本是毫无用处的。次日又考数学、英语，第三日又考国文，也觉不易。例如国文题有：“《文心雕龙》首章为何？试述其内容。”“我国古代《考工记》的要旨是什么？”国文题有：“《文心雕龙》首章为何？试述其内容。”“我国古代《考工记》的要旨是什么？”等等。3天考下来，筋疲力竭。我在那年高中毕业会考，侥幸考了浙江省第一名，初生之犊不畏虎，所以我大胆选择了当时我认为最难考的交大。考试之后，却叫苦连天，觉得自讨苦吃。为了安全可靠，我又去了浙大，浙大也是很好的理工科大学。后来我做了一个噩梦，梦中从山巅上掉了下来，大惊而醒，可能由于我老怕名落孙山之故。不久报上刊登出来了，见已被录取，而且名列第一。不久报上刊登出来了，见已被录取，而且名列第一。真觉得十分偶然和侥幸。后来又见报载浙大也录取了我，名列第二，为了“远来和尚好念经”，交大较远，我就去交大入学了。入学之后，我发现同班同学，几乎都很聪明而敏捷，我却来自小邑僻壤，自觉有点笨拙。

二 入学之初

新生入学，一部分住在新中院，一部分住在中院。我本来考入电机学院，故住在新中院。新中院是新造的二层未漆楼房，各室之间都有走廊相通。邻室同学，在走廊上相见，抵掌而谈，有的同学有时在走廊上踢足球，健康活泼。课余生活，令人怀念。我同室5人互相照顾，亲若兄弟，我至今仍时时想起那时的快乐光阴。二年级时，我考入机械学院（自动机工程门），住在西斋。入学之初，见一切用英文书写，好像身处异国。老师除国文课外都用英语授课。入学之初，见一切用英文书写，好像身处异国。如课程表、实验报告讲义、考卷等等都是英文的。至于课本，基本上采用麻省理工学院用书，当然是英文的。老师除国文课外都用英语授课。起初觉得很奇怪，后来就习以为常了。好在我在杭高求学时，数、理、化的课本也都是英文的，所以听教授以英语授课，并不觉得困难。

如上所述，我的同学都很聪明，而且勤学，原都是当时著名中学的优秀毕业生，同窗共读，益我良多，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我就不敢怠惰了。所以同窗共读，益我良多，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我就不敢怠惰了。当时勤学而朴实的学风，对我的将来，很有好处：刻苦耐劳，孜孜不倦。

三 我的老师

我侥幸考上了交大，但这只能说是过了第一关。“过五关，斩六将”，以后关还多着呢!入学后觉得功课不轻，多数老师授课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一小时要讲很多内容。很多课程每学期有定期考试两次，一般都在晚上考，一考就是3小时，以避免占用白天上课时间。考物理，同学们喻为“上屠宰场”。尤其是考物理，同学们喻为“上屠宰场”，言其难得要命。特别是计算题，故意出难题，犹如入八卦阵，迷魂阵里很难走出来。

在一年级学力学和热学时，我的物理老师是交大科学院院长 裘维裕 先生，童颜鹤发，带着金丝边眼镜，目光四射，炯炯有神。上课时，黑板后面的两扇大门忽然开启，他即从中出来，到讲台上站着。同时助教 王 先生即来散发 裘 先生编的英文讲义。然 后裘 先生立即开始口若悬河地讲课，全用英语讲授，非常流利清楚。那种清瘦潇洒的学者风度，令人至今难以忘怀。但是他的定期考试之难，至今想起也心有余悸。那种清瘦潇洒的学者风度，令人至今难以忘怀。但是他的定期考试之难，至今想起也心有余悸。一直要等到以后发下批过的考卷，才能如释重负。

在二年级时，是 赵富鑫 先生教声学、光学、磁学和电学。他对物理，也是滚瓜烂熟，无书无稿，只发讲义，一边滔滔不绝地讲，一边笔走龙蛇地写黑板，刚写满两块黑板，即闻下课铃响，每次上课差不多都是如此，掌握授课的时间，竟如此准确。他的定期考试，其难度与 裘 先生的如出一辙。

杜光祖 先生教我们应用力学。他的声音非常轻，点名时一不留神，就不及报“到”。讲课时声音也低得刚能听见。但他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言语不多，意义很深。课堂中鸦雀无声。他在黑板上徒手绘图，圆者如用圆规画出，方者如用直尺画出。几个简图，便把道理说得清楚透彻。我至今还记得应用力学方面的主要原理，不致搞错，对工作很有帮助，都出自杜师之赐。简单几句话，把容易混淆的概念都说清楚了。每到下课铃响，同学们还舍不得走。他说得一口道地的上海话，简单几句话，把容易混淆的概念都说清楚了。

他既讲课，又指导实践，又亲自带我们下工厂指导实习，又教我们开汽车，从理论到实践，一手包了下来。 黄叔培 先生讲汽油机和柴油机，我也很爱听。他虽是广东人，但英语十分流利，据说他是中国派出去的第一位内燃机专业的留学生。他既讲课，又指导实践，又亲自带我们下工厂指导实习，又教我们开汽车，从理论到实践，一手包了下来。

钱迺桢 先生讲内燃机，如数家珍，一口英语，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但有一点乡音，我们背后偷偷地学他。

如果答案的数值错了，就是方法对，也要算做错，也要扣分。 陈石英 先生教热力工程学。一丝不苟，苦口婆心，对于每个定义解释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而且要我们锻炼表达能力，答考题规定在多少字之内解答，要求以极为简明的英语答出来。万一字数超过规定，或用字不当，他用红笔改正，并酌予扣分。如果答案的数值错了，就是方法对，也要算做错，也要扣分。因为他说，将来到工厂工作，把数字算错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计算方法虽对，也没有用。我以后从事设计工作，把 陈 先生的话牢记在心，对数字要校对无误才放心。 陈 先生要我们用步数测量距离，谓对工作中有用。他想竭力训练我们将来成为胜任的工程师。

李泰云 先生教我们金工(机械加工)的实习操作， 蒋汝舟 先生教我们锻冶、翻砂、木工，都亲自操作示范，并要求我们亲自动手。我因力气太小，执大锤打铁最感吃力，但也不得不打，往往弄得汗流浃背。动作不正确时，老师一一手把手校正，决不随便放过。这种精神和习惯，使我们以后的工作也受益匪浅。这种精神和习惯，使我们以后的工作也受益匪浅。

还有 张寰镜 先生教画法几何， 金肖宗 先生教材料力学， 蔡有常 先生教机构学， 马翼周 先生教航空发动机， 沈三多 先生教机械设计， 曹凤山 先生教直流电机， 张怀义 先生教高等化学， 胡敦复 先生教微积分，其他诸师，都苦口婆心，惠我良多，对我以后的工作很有裨益。饮水思源，终生铭感。以及其他诸师，都苦口婆心，惠我良多，对我以后的工作很有裨益。饮水思源，终生铭感。

四 通宵游行

1935年一年级时，有一天下午4时左右，忽然听得一声哨响，由学生会召集全体学生在操场上集合，为反对日伪机构“冀察政委会”成立，立即出发游行，向上海市政府请愿。抗议当时日本为蚕食华北，利用汉奸殷汝耕建立该机构。沿路别的大学学生也陆续加入游行队伍，如光华、复旦、大夏等学校。队伍越走越长，声势越来越大，慷慨激昂，气贯长虹。整整走了一夜，次日凌晨才到市府门前，大声呼叫“市长出来”。那时我们忍饥耐饿，声嘶力竭，叫了好久，仍大门紧闭。我们就坐在地上，挥拳呼叫。忽有一人出来，拿着一箩面包，说要分给大家充饥，大家大叫不要面包，只要市长出来。并高呼打倒汉奸、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表现出学生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文弱书生，居然能发出这样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为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所激发的。结果市长出来了，接受了学生们惩治汉奸和取缔伪组织的要求，立即上达。我们才登上归途。我们自学校出发游行时，没有吃晚饭，走了一夜，也没有吃早饭，也不吃“恩赐”的面包，其疲惫饥饿可知，又走了一天才回到学校。这些文弱书生，居然能发出这样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为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所激发的。

五 听Bohr演讲

工程馆外车水马龙，原来丹麦核物理学家Bohr来我校演讲，听者满座。一年级时，有一天，工程馆外车水马龙，原来丹麦核物理学家Bohr来我校演讲，听者满座。那时交大的工程馆，可能是上海最现代化的实验室和工程教学楼，Bohr又是那时极负盛名的物理学家，当然盛况空前。我那时才是一年级学生，当然听不懂。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听完了。只见Dr．Bohr手里拿着原子结构模型，把它转来转去，以不同方向展示。我听得糊里糊涂，以后就把这事淡忘了。10年之后，出现原子弹，我才知道Bohr是最初研究原子弹的学者。当时的交大，居然能请到这样的大科学家来演讲，也是非常难得的，足见名声远播。

我对科学家的崇拜，却早从中小学时代就开始了。我自幼喜看科学家传记，如富兰克林自传、牛顿的故事、爱迪生的故事等。后在震旦大学图书馆里借到爱因斯坦传，看得手不释卷，妄想将来也成为科学家，但我学的是工程，学校的培养对象是工程师，不是科学家，至今仍钦佩科学家，至今仍回忆那次听Bohr演讲的后劲：听不懂也要听到底，真不知天高地厚。这在以后工作时才体会到，所以做科学家之梦，不久便幻灭。但至今仍钦佩科学家，至今仍回忆那次听Bohr演讲的后劲：听不懂也要听到底，真不知天高地厚。

六 工程馆

交大的工程馆，在当时的我看来，真是气象雄伟，富丽堂皇。交大的工程馆，在当时的我看来，真是气象雄伟，富丽堂皇。馆成U字形，U字开口处是大门，入门有一庭院，院中有马可尼铜柱。那时无线电是很时髦的东西，所以无线电的鼻祖受人尊敬。楼上阶梯教室舒适宽敞，长又大的石质黑板几乎与教室齐宽。楼下各种试验室中有各种机械、电机、电报、电话设备等等。还有汞光试验室，光芒耀目，至今如在眼前。初入此馆，真是大开眼界，似乎已进入科学殿堂，颇有幸福自豪之感。

工程馆的南面，有一排工方型的玻璃厂房，门窗和墙都以玻璃制成，采光充分。这是实习工厂。其中有木工厂、金工厂、翻砂厂、锻造厂，供学生实际操作之用。内有教室，先上课，后操作，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

七 文治堂

这位老校长严格以成绩优劣取舍新生，不管学生的来头多大，如成绩不够格，决不录取。文治堂是以老校长唐文治命名的大礼堂，是开大会、举行演讲会、进行招生考试的场所，规模宏大，古色古香。当时已离职的 唐文治 先生年逾古稀，双目失明，曾来文治堂演讲，勉励同学们勤奋治学，为国努力。据说他是前清翰林，太仓人，以擅长古文著称，但思想较新，办学有方，奠定交大的基础。又据说这位老校长严格以成绩优劣取舍新生，不管学生的来头多大，如成绩不够格，决不录取，足见他的刚正不阿。

校长 黎照寰 先生以及教授们和学生们都去听了，并有来宾很多，真是士女如云，极一时之盛。那天他演讲时，虽双目失明，而精神很好，声如洪钟。听众满座，当时的校长 黎照寰 先生以及教授们和学生们都去听了，并有来宾很多，真是士女如云，极一时之盛。

文治堂是交大的中心，也可以说是交大的象征。数年前我回到母校去，特地去找文治堂，但已找不到了，显然已被拆除了。陪我的两位老教授是从别校调来的，他们当然不知道文治堂为何物。

昔日的中院，现已改名为“新中院”，而昔日的新中院，已非我初入学时那样全新的未漆新楼，而已斑驳陆离，陈旧不堪，改作他用了。颇有沧桑之感。

心中很是鼓舞：原来母校交大正在飞跃发展！我虽然找不到文治堂，有些怅然，但看到巍峨的新图书馆和正在施工的研究生院高楼，心中很是鼓舞：原来母校交大正在飞跃发展！

八 执信西斋之梦

二年级下学期，在绘图教室中上画法几何课，课间休息时，抽签分配到三四年级学生宿舍：执信西斋。执信西斋，那是多可爱的房子啊，在我看来简直是一所漂亮的别墅，位于学校西北角僻静幽雅之地，好像世外桃源。提到执信西斋，那是多可爱的房子啊，在我看来简直是一所漂亮的别墅，位于学校西北角僻静幽雅之地，好像世外桃源。窗明几净，室外有小池，池中有碑，上刻“饮水思源”4个大字。碑的顶部有齿轮和锤子的模型，象征工程专业。池边草地如茵，南面是福开森操场，是一个网球场，看到高年级学生在这里打网球，常侧目视之，渴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在这里打网球，也能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自修，饱享课余游息之乐。这次抽签分配房间意味着上述梦想的即将实现，当然令人兴奋。主持抽签的同学摇号叫号，天真活泼，劲头十足。大家一面摸签，一面大笑，真不知天下有烦恼事。万万料想不到，就在这年的暑假期间，“七七”事变发生了，交大由徐家汇迁入法租界中华学艺社，执信西斋之梦迅速破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个人的幸福依靠国家而存在，这是千真万确的。个人的幸福依靠国家而存在，这是千真万确的。

数年前回母校，特去执信西斋，见外观完好，只是旧了。室外小池，池中碑刻“饮水思源”4个大字，依然如旧。徘徊久之，不忍离去。房外晾晒衣服不少，想已改为职工宿舍，门窗紧闭，不好进去，只好悻悻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