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定：南开大学原副校长，交通大学1947届校友。

我总把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看作交大的精神。我总把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看作交大的精神。为什么呢？因为交大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不管是科学技术工作还是社会革命工作，总要追求事物的真谛，彻底弄清楚要这样做而不那样做的道理，决不马马虎虎，随风摆动。一旦弄清楚了，就一定不屈不挠地认真去做，决不回头。只问追求的是否真理，至于这样做了，个人可能会遭到多大的磨难，或者可以捞到多少好处，是较少考虑甚至在所不计的。一旦弄清楚了，就一定不屈不挠地认真去做，决不回头。只问追求的是否真理，至于这样做了，个人可能会遭到多大的磨难，或者可以捞到多少好处，是较少考虑甚至在所不计的。这就是交大的精神。这就是交大的精神。解放战争时期交大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及其在全国学生运动中的地位，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本来考入交大就不容易，进入交大的学生优秀，学习用功，自然看重个人前途。但是一旦想到同胞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民族尊严受到侮辱，国家命运受到威胁，他们首先考虑的就不是个人的一切，而是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

抗战胜利前，上海、重庆的交大都没有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那时交大很多学生是“书呆子”，抱着“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他们大多在规规矩矩地读书，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以为抗日胜利靠的是重庆国民党的军队。他们首先考虑的就不是个人的一切，而是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以致在抗战胜利后谁来接管上海这个问题上，起初大多数倾向国民党，准备迎接新四军的只有我、陈警众、周寿昌、俞宗瑞、汪家猷等少数人。所以在学生中开展工作很难，发动运动或争取学生入党更难。交大学生是一定要弄清楚道理才会去做的。但是他们一旦加入进去，就不容易回头。交大学生是一定要弄清楚道理才会去做的。但是他们一旦加入进去，就不容易回头。他们以科学的不折不挠的精神来对待看准了的信念。他们以科学的不折不挠的精神来对待看准了的信念。

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沦陷区学生是“伪学生”，不承认学生的学籍，剥夺了学生们读书的权利，这无异于毁掉了广大学生的前途。于是我们发动一场争取读书权利的斗争。有些成绩第一名的“书呆子”也加入进来，很有号召力。陈警众就是电机系的第一名，还是班长。

1946年2月，蒋介石来到上海，就住在交大附近的东平路9号公馆。我们这些“伪学生”决定直接向他请愿，要求解决正式学籍。那天，学生自治会组织同学列队前往，游行队伍分列马路两边，坚持要面见蒋介石。蒋介石的侍从官出来和周寿昌等学生代表谈判，没有结果。学生以为蒋介石不知道我们来了，就喊着“蒋委员长，见见我们吧！我们在这里已经等了一个晚上了！”我们的喊声连马路两边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蒋介石肯定也能听到。但他就是不见我们。我们呆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没见到他。这对很多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抱有幻想的同学教育很深。原来他们不少还视蒋为“抗日民族英雄”，这下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很多人思想觉悟了。那些尖子学生、班长也都受到教育和锻炼。后来他们大多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有了周寿昌、周盼吾等一批书读得好、又有威信的学运领袖和学运领导班子。记得解放后，周盼吾有一次到上海来，老同学不约而同地列队欢迎。

周寿昌以第一名的成绩坐在第一排。他的数理化成绩都很出色，文笔也好，中学时还写过一个剧本，外语也好极了，记者招待会可以用英文讲。1945年底和1946年初，重庆交大和南京中央大学部分学生会合交大。重庆来的周盼吾、丁永康、钱存学等和上海这边的周寿昌和我等是当时学生运动的主要人物。周寿昌是194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和我同时考进交大的。交大的规矩是按照学生成绩名次排座位，第一名坐第一排，以此类推。周寿昌以第一名的成绩坐在第一排。他的数理化成绩都很出色，文笔也好，中学时还写过一个剧本，外语也好极了，记者招待会可以用英文讲。周寿昌家里很穷，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和鞋子，和他母亲住在一间二层阁里。二层阁地方很小，晚上在里面放一块铺板当床，白天折叠起来才能活动。他读书是靠奖学金，中学就是靠奖学金读完的。当时他读了一些欧美文学作品，思想显得有些悲观。我对他做了许多工作。他经常到我家。我介绍他入党的时候，告诉他我是共产党，他当时不相信：你家里这么富裕，还搞革命吗？是真的还是假的？记得我们经常在学校的大草坪上散步，谈思想，谈入党的事。后来，他不仅加入共产党，还成为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名声很大，蒋介石都知道他。他多次被列入黑名单，在从“五二〇”到“五三〇”大逮捕的10天内，他成为敌人的主要目标，处境非常危险，后来还是我们借助校长吴保丰的汽车掩护，才将他护送出校。解放前夕，周寿昌当选为全国学联主席，在香港领导全国学运。解放后，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3个学生委员之一。

然而，反右运动中，他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受到残酷迫害。然而，反右运动中，他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受到残酷迫害。他忧郁成病，最后死于癌扩散。他死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他要求重新考察他的问题，给他恢复党籍。最后，他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给党作贡献了，就决定死后将自己的遗体捐给医学上用。周寿昌没能活到恢复党籍的那一天。周盼吾坚持到了那一天。他恢复党籍后准备大干一场，可是已经快到退休的年龄了。

周寿昌、周盼吾他们，是交大精神的代表。周寿昌、周盼吾他们，是交大精神的代表。他们都是又红又专的人才。他们以后本也完全可以作出像吴文俊那样的成就。但他们为追求真理，牺牲了个人前途。而当年像他们那样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群体。后来，我在工作中、业务上一遇到困难，总是想到他们。

交大学生向来不人云亦云。交大的特点在于一旦真动起来，就再不会轻易回头。交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特点，不在于对外界形势发展的灵敏反映。每当国家发生大事，首先揭竿而起的不一定是交大。交大学生向来不人云亦云。对复杂的新事件，交大人总是先独立思考，弄清楚问题，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弄清楚了，才下决心去做。交大的特点在于一旦真动起来，就再不会轻易回头。当年，以周寿昌、周盼吾为首的学生会领导班子，以及曹炎等积极分子队伍被镇压散掉以后，新的班子与队伍又重新组织起来，新的学生领袖又涌现出来，一个接着一个，一届接着一届，一批接着一批，抓不完，压不跨，打不烂，就像割韭菜，愈割愈兴旺，愈压愈坚强。这正是当时交大被誉“民主堡垒”的原因。

现在我们宣传交大精神，教育学生，不仅要宣传把书读好，还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育他们爱祖国、爱人民，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样，才能培养出更多的像钱学森、吴文俊等那样的爱国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