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上海交大1948届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

南洋模范是当时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数理化的教学水准很高。那时，中学毕业生最向往的就是进交大。母亲告诉我，父亲的遗愿就是一定要让我和弟弟进大学，受到好的教育，所以鼓励我们上南洋模范中学，然后进入交通大学。南洋模范是当时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数理化的教学水准很高。

1945年6月底7月初，我参加交通大学招生考试。那时，中学毕业生最向往的就是进交大。南洋模范中学的成绩很好，一举把交大所有好系的名额都占了。当时，除南洋模范之外，上海还有一个著名的中学，就是上海中学。两个学校互相竞争，看高考的时候谁考取的多，谁考在前面。这一年，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大胜，好的成绩基本上都是南模出去的，上海中学排到了后面，老师非常得意。

我的考试成绩很好，数一数二。我还记得当时考试的一些情况。我的考试成绩很好，数一数二。按交大的规矩，还必须口试。口试由 张延金 先生亲自主持。在我前面口试的是我南洋模范中学的同班同学。 张延金 先生问这问那，整整问了一个多小时，问的范围非常广泛。那个同学有的答出来了，有的没有答出来。那时，正值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因此， 张 先生在口试的时候就问我同学，知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我同学没能很好的答出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二氯化铅怎么提取。这个问题他也没有答出来。等到我口试的时候，张延金就把这两个问题拿来问我。那个时候一般人谁知道原子弹啊？仅仅是报纸在报道的时候有过一点简单介绍。不过，我还是尽可能的把我在报上看到的内容说了一下。他感动了。我只口试了5分钟，结果得了95分。另外那个二氯化铅问题，我说可以在热水里面提取。这一下，那个南模同学没有回答出来的两个问题我都答出来了。我只口试了5分钟，结果得了95分。

我进了交通大学化学系。我化学成绩还可以，但物理更好。物理更好为什么去念化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就业问题。我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支撑家，供我和弟弟两个人念书，非常困难。那个年代，上海有很多小化工厂，如果学化学，就业比较容易。相反，如果念物理或数学，毕业后找不到职业。再说，交大化学系毕业的比物理系毕业的工资要高。这也是为什么交大考分除电机系外，就是化学系最高的原因。

过了不久，日本投降了。但接着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国民党政府宣布我们这些沦陷区学生为“伪学生”，不承认我们的学籍，这可是大事情。不承认我们的学籍。这可是大事情。升学成了问题，将来的职业也成了问题。当时，很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都以为蒋介石政府是抗战英雄，提起蒋就肃然起敬。这场运动首先从交大开始，并由此拉开了解放战争时期上海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的序幕。但这一来，大家对国民党的看法起了变化。于是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学生们奋起抗争。这场运动首先从交大开始，并由此拉开了解放战争时期上海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的序幕。

当时学生基本分成两种，一种死读书的，一种进步的，比较关注社会的。但学籍没有了，如何读书？又如何有前途？现实是明摆着的。加上地下党和进步同学做工作，所以大家很快发动起来了。那时，胡国定、周寿昌在同学中威望高，他们团结了以南洋模范中学毕业生为骨干的运动队伍，在他们的组织下，不管是不管是“书呆子”还是活跃分子，不管是三青团员还是地下党员，大家都起来反对甄别“伪学生”。

“书呆子”还是活跃分子，不管是三青团员还是地下党员，大家都起来反对甄别“伪学生”，搞了个“六次请愿”。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恢复了我们的学籍，只规定我们必须上政治训练课。训练课有4门，因其他课业重，我们不愿意上这种课。所以后来就又来了一场罢课活动，要求取消训练课。教育部没办法，最后只好改成上中国历史。

1947年，是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这一时期，先是发生贾子干事件。为抗议美国人横行霸道，严惩肇事者，我们组织起来到市政府请愿，与市长吴国桢交涉、辩论。随后，教育部要取消交大航海、轮机两系，激起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同学们发起声势浩大的护校运动，自驾火车到南京请愿，当时我也参加了。我们化学系是标语组。紧接着是“五二〇”运动，抢救教育危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我原本只是个一心读书的人。但在现实的教育和同学的帮助、影响下，也投入到了时代的暴风雨中。我原本只是个一心读书的人。但在现实的教育和同学的帮助、影响下，也投入到了时代的暴风雨中。那时，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叫山茶社。副社长是徐健（音），成员有杨振环、 蒋丽 君、孙方伟、姚谊（音）等。我们读的书有《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记得莱昂捷夫的书写得很好，对我们影响很大。偶然也读到中国共产党的书籍。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谁代表中国？我们一比较就知道了。中国何去何从，谁是革命的主力等等，都是当时我们议论的内容。史霄雯和我同一个宿舍。他家庭比较困难，原本属于死读书的，但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他转向了革命。我们新宿舍是18个人1间，每天熄灯以后，大家七嘴八舌，讨论中国走哪条路，我们应该怎么办，还讨论 居里 夫人的理想和我们的理想。史霄雯和我同一个宿舍。他家庭比较困难，原本属于死读书的，但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他转向了革命。

我后来转学到清华。原因有两个：一是对物理感兴趣。当时，原子弹的爆炸吸引了许多青年学子转向物理学。原子弹的爆炸跟物理有关，而当时相对来讲清华物理更强；二是革命意识。当时差不多是南北分治，以黄河或淮河为界，北方是革命的地方，我就到北方去了，是清华派人在上海招考过去的。我一到清华就入了青年团，不久加入了地下党。

这些人起初都是守着寒窗，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心只想当科学家的。但几度风雨，最终却走向革命。回首往事，我们当中这些人起初都是守着寒窗，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心只想当科学家的。但几度风雨，最终却走向革命。这不仅是因为在当时情况下，科学救国的道路对许多人来说行不通，同时还是政治教育的结果。这种政治教育不是条条框框的说教，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案例。沦陷区学生被视为“伪学生”，取消学籍，这不是活生生的案例？贾子干同学被美国人的汽车压死，国民党却包庇，这不是案例？“沈崇事件”不是案例？还有物价上涨，生活下降，挽救教育危机，反饥饿、反内战等等，这不都是活生生的案例？正是这些事，使我们懂得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科学和未来事业的关系，懂得了读书要不忘爱国，不忘忧国，不忘救国。从事科学工作，还懂得要用革命来统率。直到今天，我从事科学工作，还懂得要用革命来统率，这是年轻时候培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