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交通大学1950届校友，著名经济学家。

在交大读书的4年打下了良好的自然科学基础，这对我形成世界观、乃至以后进行社会科学工作都很有用处。1946年至1950年，我就读于交通大学机械系。这一段时间是很不平常的。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经历了巨大变化。就我个人而言，在交大读书的4年里打下了良好的自然科学基础，这对我形成世界观、乃至以后进行社会科学工作都很有用处。毕业后我在铁路上工作了30多年，主要从事铁道机械研究工作。1970年代后期逐步改行到经济研究领域。

1946年我入学时，复校及学生甄审等事已经过去了，只是听说有对学生学籍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不过这是没有道理的事。

我进交大考分不高，报考机械系，未能录取，进了工学院的工商管理系。其课程基本上与机械系差不多。我读了一年后转到机械系，直至毕业。平时，大部分课在工程馆二楼上，其楼下是实验室。在交大，管理学院考分相对低一些，但他们功课也很紧张，女生比较多。我进机械系时，全系只有1位女同学，到下一届有了2名女生。

在交大当老师是非常荣幸的。给我留下深刻 印象的 老师有陈大燮（热工）、朱物华（电工）、楼鸿棣（机构学）、金悫（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等，他们的课上得非常好。在交大当老师是非常荣幸的。记得有一位教图形几 何的 老师原在同济教书，后来到交大。我们班有一位学生原在大同大学读书，他觉得大同不好，改考交大。他在大同和交大都听过这位老师的课，觉得这老师在交大备课特别用心。

学生运动对我们影响很大，使我们接触到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等政治书。学生运动对我们影响很大，使我们接触到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等政治书。一开始我们看不懂，但是仍然坚持看。许多学生是劳动人民的孩子，天生同情穷人，同情共产党。好几次，国民党半夜来抓人，将宿舍团团包围，让同学拿出学生证，一个个地对，在名单上找到的就抓走。学生中有国民党的特务，国民党特务机构中也有共产党的人。史霄雯、穆汉祥烈士就是在解放前夕牺牲的，我认识史霄雯，但不太熟。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开火车到南京请愿。在北站上车，交大有同学会开火车，车开到真如附近后回来。此外有好几次对峙与谈判。有一次学生游行，在校门口与国民党军队对峙。学生用大喇叭喊话，讲共产党的道理，因为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也是受压迫的穷人。国民党军官就让士兵唱歌，抵制学生的喊话。还有一次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来到交大，同学们用石头向市长扔去。

当年校方是保护学生的。校长与政府对立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是校长受各方压力，没法干，就辞职。当年校方是保护学生的。北大、交大等都是这样。每次国民党来抓学生，都是校长出面去要人。校长与政府对立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是校长受各方压力，没法干，就辞职。校长是校董会任命的，皆是知名人物，在社会上、国际上非常有地位，政府不敢把他怎么样。在交大就有一段时间校长当不了了，成立临时班子——校务委员会，请我伯父茅以升担任主任。上海解放那一天，茅以升到各处去看望被国民党抓去的学生，设法将他们解救回来。

我在交大的4年里，大约有三分之一时间发生学潮，不上课。我在交大的4年里，大约有三分之一时间发生学潮，不上课。尽管如此，学习还是很紧张的，课停而学习不停。使得我在基础知识方面扎下根的是物理学。那时交大有一套物理习题，英文的，很难做，一道题目得想一个多小时。这套习题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对力学、电学彻底地掌握了。听说这习题有4套，一年级用第一套，二年级用第二套，三年级用第三套，四年级用第四套。每届学生轮番使用。所用教科书是翻版的，不是原版进口的。考试、习题全是英文的。 朱物华 老师用英文授课，其他老师则用中文授课，但所有老师的板书都是英文。当时中学生的英语水平相当好。我的英语就是中学时代学的，大学时用，打下很好基础，受益终身。我的英语就是中学时代学的，大学时用，打下很好基础，受益终身。

老师上课从来不点名，也叫不出学生名字。学生下课，一般不 向 老师问问题。有问题，都是同学之间自己解决。学校有助教，有的助教跟着老师来上课，有的助教不上课，只是改改卷子。学生与助教的交流接触也不是太多。期末有考试，有的课期中也有考试，计分的。平时做习题，要交的，但不计分。那时学生退学的很少，留级还是有的。考试两门不及格要补考，3门不及格要留级。当时的规定，考试两门不及格要补考，3门不及格要留级，所以学生有点怕考试。但一般95％学生都能毕业，很少不毕业的。

进交大后，我们住在新宿舍，每间房住三四人，双层铺。该宿舍是一栋两层楼的楼房，我们入学的时候盖的，所以叫新宿舍。这楼是向学生借钱盖的，后来学校还了，但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还时已经不值钱了。

当时中国正发生内战，生活非常艰苦。同学们大多经济条件不好，很困难。夏天夜晚蚊子很多，必须要用蚊帐，但许多同学买不起，只能被蚊子咬。只有个别同学比较有钱。如班上一位姓沈的同学是开了汽车来上学的。当时交大有一半是走读生，一半是住读生。上交大不要出学费和伙食费，只要成绩好就行。学校每个月发饭票，饭票还能换钱。上交大不要出学费和伙食费，只要成绩好就行。学校每个月发饭票，饭票还能换钱。抗战胜利后，上海处理美国军队剩余物资，交大门口设了许多小摊卖雨衣、衣物、方便食品等，其数量很大，大约卖了一两年，其价钱也比较便宜。这对于学生改善生活等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家中经济条件也不好，我就到校外当家教，在徐家汇教过好几个孩子。大学生当家教并不普遍，我们班上有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同学当过家教。当时交大在上海是最有名气的。凡是交大学生出去找家教，一定能找到。学校没有为学生提供工作机会。譬如打开水，由校工来干，不是学生自己干的。但相当注重学生自治能力的锻炼，当年食堂、合作社、洗衣铺等都是学生自己管的。四年级时由我担任班长。当时机械系有四个专业：机车、汽车、动力、制造。我是机车专业的班长，联系安排学生到工厂实习之事。

除了学习外，学校内还有一些学生课余活动，譬如听唱片，我对古典音乐的爱好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那时我们还到校外去听音乐会。有一个兰心剧场，每两三个星期有一场音乐会，上海市交响乐团在那演出。门票很便宜，学生也买得起。但文艺活动除有音乐会外，唱歌、表演、戏剧等都没有。

上海交大在当时最薄弱的便是体育，这是一个缺点。说起体育，我觉得上海交大在当时最薄弱的便是体育，这是一个缺点。一年级有体育课，但非常不认真，有 时 老师也不来上课。考试测引体向上、100米等，很多同学都不及格，只因大家平时从来都不锻炼身体。我很喜欢体育，经常去体育馆锻炼，还在体育馆游泳池参加过比赛。此外就是交大与同济的足球比赛，每年一次，在体育馆后面的足球场举行。这是一件大事，全上海都关心。同学中有几位足球健将，好像他们后来将踢球当作职业了。另外，1947年国民政府在上海召开全运会，举行从南京至上海的火炬接力赛。从蒋介石手中接过火炬的就是交大运动员，这个火炬接力赛我也参加了。

学校偶然会有演讲，如留学回国、学冶金的一位姓 周的 老师做过报告。不过在那个特殊年代，大学内并没有国际交流。

同学中绝大多数都不谈恋爱，因为交大没有女生。同学中绝大多数都不谈恋爱，因为交大没有女生。只有个别人在校外有女朋友。

我没有上过其他大学，但是我有许多在别的学校读书的同学。相比之下，我觉得交大很有特点。一是生源强，学生素质好。一是生源强，学生素质好。交大难考，我们那一届有2万人报考，最后全校录取了700多人。江、浙、福建、江西、安徽等地著名中学的前几名都进了交大。我同宿舍的学生就有扬州中学、苏州中学的第一名等，可见上海交大非常有号召力。二是老师好。二是老师好，在上海交大教书是一种荣誉，每位教师都重视、珍惜在交大的教席。全校大约有四分之三的老师是专职的，有四分之一的老师是兼职的。上课 时 老师讲的东西都能听懂，学生对考试就不会恐惧。我在中学也是这样。我上过好的中学，老师上课讲得清楚，考试就不怕；也上过不好的中学，老师本人对传授的知识掌握得不好，学生当然听不懂，考试时心中没底。三是气氛好，校园内很自由，国民党、共产党的思想都有，但以共产党的思想为主。三是气氛好，校园内很自由，国民党、共产党的思想都有，但以共产党的思想为主。

解放后，解放军来交大招学生，头一批去参军的是电机系的学生，去当雷达兵，那时他们还没有毕业，差了半年。我们毕业时没有分配的做法，都是自己找工作。时有东北招聘团来宣讲招聘，我就此去了东北。当时机械系总共去了五六十人，赴沈阳、哈尔滨等，最远的则到了齐齐哈尔。与我同去齐齐哈尔的共有6人，后有两人（夏某、邵某）回到了上海交大，剩下4人，有一位在文革中病逝，一位当了哈尔滨铁道局副局长，一位在学校中教书。所以说，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在社会上都很有成就。除了机械系外，土木系也有不少同学去齐齐哈尔。齐齐哈尔铁路局还有其他学校去的人。但很明显，交大同学业务能力要来得强。但很明显，交大同学业务能力要来得强。过了若干年之后，这种区别还存在着，在单位中担任骨干的仍是交大人。交大毕业生很受用人单位的欢迎。我们是第一批去齐齐哈尔铁路局的。后来交大毕业生中还有去的。即使彼此不是同班同学，但一听到是交大毕业的，自然会有一种能力上的信任。此外，有一位1953届的同学，他曾担任大同机车厂厂长。我在该厂工作过10年。

一个人在世界上，要活得有意思。先要学一门技术，掌握一个谋生之道。这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现在交大在加强学科建设。一个人在世界上，要活得有意思。先要学一门技术，掌握一个谋生之道。这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还要具有知识，人文素质，以及对家庭、社会、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等。所以在大学阶段，光学谋生手段还是不够的，对一般同学来讲，还要有一种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