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桂芳：交通大学1937届校友，上海交大数学系原系主任，教授。

我出身在一个封建家庭里面，从小在家乡温州接受传统教育，读的是孔孟之书。我出身在一个封建家庭里面，从小在家乡温州接受传统教育，读的是孔孟之书。中学读的是私立大夏大学附中，学校有一个数学老师是温州人，对我的指导很得力，培养了我的数学兴趣。1933年我高中毕业时，报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浙江大学，一个就是交通大学。结果，我被两个大学都录取了。但是我把报考方向搞错了，交大考取的是数学系，浙江大学考取的是土木工程系。交大的强项是土木等工程方面，交大的强项是土木等工程方面，浙大的强项却是数学系。浙大的强项却是数学系，当时苏步青在那里，这样正好报反了。我征求一位在交大读书的同乡意见。在当时“毕业即失业”的年代，只有交大学生毕业后不会失业，学生要是找到工作更好，没有找到的话，可由铁道部分配到各路局去。我同乡告诉我这些情况，于是我从就业的角度选择了交大，进入数学系读书。

当时一般同学都不太愿意考交大数学系。数学系属于科学学院，这个院还有化学系和物理系，一共有3个系。名气从大到小依次是化学系、物理系和数学系。名气从大到小依次是化学系、物理系和数学系，数学系不是很有名气，但也出了几个很有名的学生，如吴文俊，他读一年级的时候，我在四年级，我们没有接触。在一年级的时候我时常生病，只得带着病上学。系里我这一年级只有2个人，另外一个同学，在第一年期末考试中有一门功课没有及格，补考后也没有通过，这样数学系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没有味道。按照学校规定，他必须留级。一年级没有什么好留级的，于是他就退学了，去了北京大学。这样数学系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没有味道。

有的教师水平比较高，有的中等，有的马马虎虎。对于教师的评价，我看有的教师水平比较高，有的中等，有的马马虎虎。总的说来，工科的老师比管理的要好，管理的又比科学学院的要好。科学学院有名气的老师有徐名材、裘维裕,裘是科学学院院长，同时兼任物理系主任。还有教微积分的 胡敦复 老师，是私立大同大学校长，他上的是微积分大课，是理科、工科学生的基础课。由于就我一个人，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上课。我还记得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个叫 顾澄的 老师坐在椅子上，拿着教科书在上面念，那个样子给我影响很深。

在教学生活管理上面，交大的管理很严，特别是对刚刚入学的大学生。在教学生活管理上面，交大的管理很严，特别是对刚刚入学的大学生。有时候突击检查学生宿室，有次查出一位同学床头有台收音机，说是影响学习就将收音机收缴上去了。对各年级学生的住宿待遇也不一样，开始时我们5个人一间房，其中有2人是管理学院的，1人是读土木，1人读物理，还有一个是我，如今有2人已经去世了；二、三年级是3人一间，四年级是两人一间，设备条件也好，每人配有一套桌椅。当时的宿室叫执信西斋。

交大的优点是有一套管理学生的办法，特别是对低年级的学生。交大的优点是有一套管理学生的办法，特别是对低年级的学生。如理论物理老师很严，考试尽出偏题，学生很难考过关，得分也很低。老师就用学生实际考分的开方乘以10来计分。一次我物理实际考了36分，按照这种记分方法，36开方得6，6乘以10是60分，正好及格。同寝室学土木的一个学生只得了27分，怎么算都不及格。记得他回到寝室倒在床上，蒙在被子里大哭了一场。这位同学现在北京，很有成就。化学考试是100个题，有大题，也有小题。我是学数学的，对数学还有物理很感兴趣，对化学不感兴趣。那次我没有及格，只得了59分，就差一分。教务处（注册处）把没有及格的学生名单公布出来，须补考，我后来补考通过了。交大对学生的要求很严，特别是一二年级的时候。

我毕业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南京等地。南京政府一路内迁到重庆，教育部、铁道部也随之内迁，文革的时候，就连英文文凭也被烧掉了。我们毕业的事情就没人管了，连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就发给我们一张英文毕业证书。文革的时候，就连英文文凭也被烧掉了，当时我在西安交大工作。（非常伤感）

毕业之前，学校在放春假的时候，组织我们外出毕业实习和旅游。我们从上海出发，乘火车经杭州、南昌到九江，从九江乘轮船到了武汉，然后北上经石家庄到达北平，在北平呆的时间比较长。再南下天津、南京，回到上海。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形式，它让学生走出校门，全面了解国家大致情况，增强热爱祖国的情感；还可以增加学生的社会知识。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形式，它让学生走出校门，全面了解国家大致情况，增强热爱祖国的情感；还可以增加学生的社会知识。我认为这种做法今天还是可以值得借鉴的。当时只有交大有条件可以做到，因为交大属于铁道部管辖，坐火车可以免费。

我毕业的时候想留在学校数学系，可是没有名额。数学系主任胡敦复把我推荐给他的弟弟胡明复，胡明复在交大教过我的物理课，当时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他把我介绍给数学系主任苏步青，问有没有助教名额。苏步青说只有半个名额，拿一半的薪水，只有25元。我考虑到家里比较困难，就没有去浙大任教。数学系的老师还把我介绍到上海医学院当物理教授，我在学校学了比较扎实的物理，可以胜任教学。由于战争开始，我就回到家乡浙江，和上海就断了联系。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在浙江丽水的英士大学教书。后来我们一共7人办起了浙南学院，其他6人不拿薪水，就因为我家里经济差，有家小，我就拿30元的工资。我在抗日战争8个年头中，有5年多在英士大学任教，2年在龙川的浙江大学任教。后来日本人打来了，龙川呆不成了，我就到靠近浙南的泰顺，那里靠近福建了，在那里的北洋工学院任教。

（1987年北美极友与徐桂芳合影 左起：沈家桢、张心治、袁国瑞、朱承基、沈嘉英、徐桂芳、何德华、邵济华、马孝、萧立坤、吴德楞）

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庆交大回到上海来了。当时交大分为两派，上海派和重庆派，两派闹矛盾。当时交大分为两派，上海派和重庆派，两派闹矛盾。我怎么来到交大任教的呢？当时英士大学、北洋工学院都散了。我以前的同学莫叶当时在上海，就叫我来了上海交大。莫叶后来到山东工业大学去了。当时交大已经不像我读书时那般安定了，比较乱，1947年校园还被国民党军警围困起来了。校长换了很多，基本是一年换一个。校长换了很多，基本是一年换一个。我去的时候，有些老师还在，原来自然科学学院院长裘维裕还在，学院已经改为理学院了。进步学者马寅初不怕国民党，来交大上院文治堂发表攻击四大家族的演讲。演讲的时候文治堂很热闹，我想去听挤都挤不进去。当时总务长是季文美，他是我的表妹夫，代表重庆派的。在交大我薪水不高，出外兼课很多，在南洋模范中学教过，待遇不错，超过我在交大的薪水。我还在一个资本家家里做家庭教师。裘维裕后来看见我在北洋工学院任教时的薪水表，表上工资比交大要高，他就责怪我当时怎么不拿出来给他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