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桢：1937级交大校友。1972年组织“世界宗教研究院”，曾任院长多年，现任董事长。1964年曾与旅美佛教法师创办美国佛教会，并在纽约市建有庄严寺、大觉寺，至今仍担任美国佛教会董事及书记。

从交大“一社”走出来的

《大众医学》是在人人企业公司经理 沈家桢 先生的推动与赞助下出版的。看到《大众医学》1987年第一期上，著名外科医学 家裘法祖 先生和著名内科医学家过晋源先生这两位前辈撰文纪念该刊首任主编，已故著名细菌免疫学家、前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 谢毓昔 先生的文章中，曾提到《大众医学》是在人人企业公司经理 沈家桢 先生的推动与赞助下出版的。

母校90周年校庆期间，我曾在徐家汇校园里看到布告栏里公布了一张海外校友向母校捐款的名单，其中有3位校友——王安、朱祺瑶、沈家桢，他们都是交大“一社”社友。后来，我看到第四届交通大学美洲校友联谊会纪念册（波士顿）中载有赵曾珏学长在大会上介绍交大旅美校友的成就时，首先就介绍沈家桢学长。我在心里蕴藏了将近40年的对沈家桢学长的怀念与敬仰之情，又炽热起来。文中提到，沈家桢学长与陈启元学长联合经营油轮公司，在美国东海岸很有社会地位，深受各界人士的尊敬。这些消息的报道，使我在心里蕴藏了将近40年的对沈家桢学长的怀念与敬仰之情，又炽热起来。我无法按捺，我要向大家介绍我所知道的沈家桢学长。

一 我是怎样认识沈家桢学长的

这得从1948年我被交大财务管理系录取之后谈起。当我从《申报》抢先发表的交大录取新生名单中发现自己的名字时，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在毕业就意味着失业的旧社会里，被交大录取之后就成了就业的幸运儿。在毕业就意味着失业的旧社会里，被交大录取之后就成了就业的幸运儿。但我再一想到自己的清寒家境时，心里马上就凉了一大截，我又如何付得起每月的膳食费呢（尽管当时国立大学的学费很低廉）？

就在这时，我又在南京看到《大公报》上登了一则“建设事业励进社”（即交大“一社”）从本届大学录取生中招收贷学金生的启事。我平常总认为自己的知识面还是比较广的，但我从来就没听说过“一社”这个名称。当时我就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按启事规定把历年的高中成绩报告单寄去，但对它并不抱有很大的希望。后来我正式接到交大的录取通知单，赶到上海来报到的时候，曾顺便到一位同乡家里去了一趟，没想到一进门那位同乡就递给我一张“一社”贷学金录取通知单。原来，我在填写贷学金申请书时，曾把我同乡的住处写作我在上海的通讯处。其实录取通知单早就寄来了，只不过同乡没有及时转给我而已。我接过通知单一看，面试的时间早已过了，于是我带着马上就揭开谜底，看看“一社”到底是什么组织的好奇心理，赶到上海外滩虎丘路131号“一社”总部去面试了。一敲门就见一位西装笔挺，30出头的男青年，他把我引进室内，要我在他的写字台边坐下。我环顾四周，这是一间办公用的写字间，除了一张墨绿色的钢写字台和一部电话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我“一社”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待我坐定之后，那位青年用英语问了我几句话，接着就对我说，要带我去见沈经理。这时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怎么半路上又杀出一位沈经理来呢？于是我就尾随着这位青年走去，看看到底这个谜底如何揭开。他带着我穿过好几个有门相通的房间，我看到各个房间里都陈设着墨绿色的、配有大玻璃台面的钢写字台，男男女女的工作人员，一派繁忙的景象，有的忙于打字，有的忙于打电话，愈发增加我的纳闷之感。我是刚从南京高中毕业来上海的，在南京读高中时，从未见过上海写字间的景象，第一次开了眼界，有一种说不出的新奇感。我跟着那位男青年一直走到最后一个小房间，看到一位戴金丝眼镜，西装整洁，身体魁梧，脸上充满和蔼的笑容，年龄约30多岁的青年人，伏在写字台上工作。陪我来的那位青年忙为我介绍说：这是沈经理。沈经理马上就站起来热情地和我握手，请我在沙发上入座后，问了一下我的家庭情况，当时得知我父亲早逝，母亲又卧病在床时，将来要好好孝顺你的母亲。就对我说：“将来要好好孝顺你的母亲。”他对我讲这句话时，用长者蔼然的语气，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一股暖流流遍了我的全身，感到温暖和欣慰。他对我讲这句话时，用长者蔼然的语气，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一股暖流流遍了我的全身，感到温暖和欣慰。经历过旧社会的世态炎凉，我从来就没有受到过像 沈 先生这样的人的怜悯和接待，并且还向我宣扬了民族传统道德的孝道。这时我就认识到这位沈经理决不是惟利是图、庸俗不堪的商贾之流，而是一位有道德、有理想的企业家。至于“一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接待我的那位青年又是怎样的人，沈经理又是什么公司、行号的经理，与“一社”有什么关系，我还是不清楚。领到贷学金后，我就默默地向接待的那位青年辞别，赶往交大报到去了。

后来，经过多次接触，我方始知道，那位沈经理就是一贯热心公益、关心母校的“建设事业励进社”（一社）理事长、人人企业公司总经理 沈家桢 先生。那位接待我的是“一社”秘书 钟以荘 先生，也是交大校友。

以后因社务较忙， 钟以荘 先生就告诉我，要我每周抽一两个下午去帮他搞点工作，有时帮他发一些信件，有时帮他编辑社报（一月一期）。他不仅对我这个穷学生没有鄙夷之感，对任何人也都是和蔼可亲的。我 和钟以荘 先生工作室的套间内就是人人企业公司的会议室。 沈家桢 先生有时来会议室工作，经过外间房间时，总要走来跟我热情地握手。后来，我发觉他不仅对我这个穷学生没有鄙夷之感，对任何人也都是和蔼可亲的，从而赢得了广大校友对他的热爱与尊敬。

二 沈家桢与“一社”

要介绍沈家桢学长，就不得不把他所发起和组织的“建设事业励进社”先介绍一下。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理解沈家桢学长的“价值观念”。

我起初也不知道“一社”是什么样的组织，后来在协助 钟以荘 先生工作期间，我有机会阅读到历期的社报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对沈家桢学长以及“一社”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原来这是以沈家桢为首的一群交大电机系1937级学生在目睹老大的祖国，工业不振，民生凋敝，广大群众又极端缺乏文化科学知识，国家已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他们不忍坐视国家的沦亡，抱着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愿望，联合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交大“执信西斋”成立了以发展实业、改善民生、普及科学知识为宗旨的一个民间团体。他们不忍坐视国家的沦亡，抱着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愿望，联合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交大“执信西斋”成立了以发展实业、改善民生、普及科学知识为宗旨的一个民间团体。入社的条件是很严格的，学有所长，品德优良的知识分子，才是被吸收的对象，而且每个社友对新社友的入社都有否决权，所以被吸收的大多是品学兼优的各类专家。正由于这社团是由交大同学发起的，所以尔后入社的大多是交大社友，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是其他兄弟院校毕业的。在那次成立大会上，沈家桢学长当选为首届理事长，并即席以理事长的身份作了一篇语重心长的讲话。他以支秉渊校友所创办的“新中动力厂”为例子，指出该厂虽经多年努力，也不过初具规模而已，如果今后我们想有所建树，那就更要加倍努力才行。在这篇讲话中，沈家桢学长以大海中的一条船为例子，向与会代表指出，如果船上的水手各有主张，不听从船老大的统一指挥，不仅不能胜利到达彼岸，而且还有覆舟的危险。沈家桢学长这些处世哲学，也正是他以后与很多校友长期共事，并取得成就的思想基础所在。

在交大当学生时，沈家桢学长不仅学习成绩超群，体育活动冒尖——校乒乓球队代表，同时还是一位“坐而说不如起而行”的实践家。远在交大当学生时，沈家桢学长不仅学习成绩超群，体育活动冒尖——校乒乓球队代表，同时还是一位“坐而说不如起而行”的实践家。在“一社”成立初期，他就和社友试造过马达，并出过一些介绍科普知识的书刊。当然，仅凭几个赤手空拳的大学生，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难做出什么惊人的成绩的。沈家桢学长毕业之后，被“资委会”派赴德国西门子实习有线电话制造。抗战爆发后，由德返国参加资委会在西南诸省的建设工作。在德国时，沈学长又认识了一些成员。抗日战争时期，“一社”成员中一些校友也试图在后方创建一些小型工业，但由于经验不足，这些工厂都先后被通货膨胀所吞噬。抗战胜利后，沈学长随资委会复员至南京工作，以后曾随资委会主任钱昌照赴华北、东北视察工矿企业。看到原有较好基础的东北工矿企业，遭到苏军的无情的拆毁，蒿目时艰，曷胜忧戚，成《东北行》一文，刊诸《科学大众》上，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社友已遍布世界各地，很多人现已成为驰名中外的大科学家。抗战胜利后的短短3年中，“一社”社务在沈家桢学长的推动下，获得很大的发展，社友已遍布世界各地，很多人现已成为驰名中外的大科学家。他们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以及世界的科学进步，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三 抗战胜利后的沈家桢

抗战胜利后不久，由社友中的交大同学创设的人人企业公司，由于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在外贸公司林立、竞争剧烈的上海市场上初步站稳了脚跟，并在公司发展的关键时刻，由富有开拓能力的沈家桢学长出任总经理。在他的全面规划下，公司业务得到蓬勃发展，在国内外增设分支机构多处。各分支机构又基本上由交大毕业的社友担任负责人。

由于“人人企业公司”获得初步的成功，使沈家桢学长发展实业、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接着他又创办了“民本出版公司”，由交大毕业的社友王天一主持其事，发行三大科普杂志——《大众医学》、《科学大众》、《大众农学》，并打算以后再逐步出版大学丛书。他又创办了“民本出版公司”，由交大毕业的社友王天一主持其事，发行三大科普杂志——《大众医学》、《科学大众》、《大众农学》，并打算以后再逐步出版大学丛书。《科学大众》由于取材新颖，印刷精良，出版后不久，销售量即超过国内唯一的老牌科普杂志《科学画报》。与此同时，沈家桢学长又与交大毕业的一些社友在上海创建了宏兴燃料厂。稍后，又与部分旅美的交大毕业“一社”社友筹组了油轮公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该公司是冒着破产的风险而卒底于成的。在经营航运业初步成功之后，他提议要举办大学生贷学金，用以扶掖后进，并于1948年开始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率先举办。我就是受益者之一。我记得，当时荣获上海地区首届“一社”贷学金的共有5人。这可能是出于对后辈同学的厚爱，所以他把贷学金的名额全部给了交大同学。

提起贷学金，我还记起一件事。有一次电机系贷学金获得者钟建安同学，因患胃病住进广慈医院，无力缴纳医疗费，写信给“一社”秘书 钟以荘 先生，请求预领贷学金，沈家桢学长得知后，马上请 钟以荘 先生去探望他，并向他转达了沈学长对他的关怀和建议。建议他改住中美医院（现长征医院），因那里的高级专家大多是留德的“一社”社友。这虽是一件小事，但足以说明沈学长对后辈同学的关怀，和他“胞与为怀”的胸襟。

沈家桢学长就是这样以无私的精神，把“小我”奉献给社会。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对社会的“给予”，而不是“索取”。

接着，他又支持著名细菌免疫学家、社友 谢毓昔 先生创办了以制造马头牌高质量的免疫菌苗为主的“民生生物制品研究所”。为了支持该所早日建成，他让出人人企业公司专供经理居住的坐落在武夷路上的花园洋房作所址之用，自己则搬到居住条件比较差的胶州路上的弄堂房子里去住。沈家桢学长就是这样以无私的精神，把“小我”奉献给社会。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对社会的“给予”，而不是“索取”。

四 他欢呼新中国的诞生

解放以后，沈家桢学长以饱满的激情迎来了祖国的春天。“一社”所汇集的海内外各类专家也面临着参加艰巨的建国任务。为了更好地听取党的意见，沈家桢学长特地偕同 钟以荘 先生赴北京一行，准备联系“一社”的登记工作，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财政部长薄一波同志的接见，并指定当时的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李华同志专门联系该社。以后，由于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一社”逐步停止了活动。“一社”所创办的事业，也由国家接办，而得到更大的发扬光大。

五 身在异邦，胸怀祖国

1950年初，沈家桢学长由于业务上的需要，移居香港。后转往美国定居，并与交大毕业的陈启元等社友合力经营航运事业，获得巨大的成功。从赵曾珏老校友在1980年北美交大校友会第四届波士顿联谊会上赞誉沈家桢学长的发言中，就可以概括沈学长在美国的成就了。赵曾珏老校友在那届联谊会上，赞誉沈家桢学长在美国东海岸很有社会地位，深受人们尊敬，并着重指出与陈启元校友亲密无间的合作，是促成他们事业成功的关键，沈家桢学长在美国东海岸很有社会地位，深受人们尊敬。还引用“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他们俩的成功，实在是由于受交大传统的我国文化的熏陶。这句中国古语来对他们双方的豁达胸襟加以赞赏。赵曾珏老校友在发言中还着重指出：“他们俩的成功，实在是由于受交大传统的我国文化的熏陶。”

沈学长在美国虽然成功地经营了航运事业和其他事业，称得上是大忙人，但是从没忘掉对母校的关心，也没有忘掉对北美同学会的支持。在旅美校友举行五年一度的联谊会时，沈家桢学长都是以热心校友会工作的知名人士身份被聘为大会荣誉副主席，襄助联谊会的筹备工作。据说，沈家桢学长近年来，在工余之暇，还对佛经哲理进行深入的探讨。1985年，他曾返国一次，并去佛教圣地普陀山进香。

六 寄语

与沈家桢学长最后一次见面，已是40年前的事了。但沈学长高大的身躯，金丝眼镜后面那副慈祥的笑容，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最后，我谨祝在大洋彼岸的沈家桢学长健康长寿。我希望在母校100周年校庆时，能在上海徐家汇校园里再见到他那慈祥的笑容。

（作者：上海交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