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炯：交通大学1947届校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毕业于上海的树恩中学。因父亲早逝，高中起当家庭教师，半工半读完成中学学业。1943年毕业后同时报考了几所大学，并考取了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树恩奖学金。1943年毕业后同时报考了几所大学，并考取了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树恩奖学金。我好像考了第三名，交大好几个学生都考取过这个奖学金，如丁仰炎等。我考其他学校时觉得很轻松，考交大时那题目太难了，成绩很低，觉得自己不行，肯定没有希望了。后来一了解，交大根据考生成绩，降分录取。其中机械取分最高，电机第二，土木第三。电机大概30多分可以取了，我过了这条分数线，所以考进交大。由此可见交大考试的严格性。

当时交大号称“中国的MIT”，其教学全部用英语讲课，课程基本按MIT的课程设置。当时交大号称“中国的MIT”，其教学全部用英语讲课，课程基本按MIT的课程设置。淘汰程度是极其严格的，特别是大一、大二。

大一时3个班级（机械、电机、土木），在绍兴路上一起上课。学校非常重视基础教学。教物理的是 裘维裕 教授，他的助教是 蔡驹 老师，其考题之难是出了名的，连电机系系主 任钟兆琳 教授都说： 蔡驹 先生出的考题，我见了都害怕。这确实体现了一种教学风格。物理考试有两套：一套是考察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题量很大，学生只有对知识点记得滚瓜烂熟，才有可能做完题目及时交卷。第二套是开卷的，学生可以带了书本去做计算题。教一年级化学的是 张怀仪 老师，他是另一种风格：一边讲一边写黑板，学生跟着抄黑板。其授课内容都能背出来了。教一年级微积分的 胡敦复 教授是大同大学的校长。基本概念若搞懂了，其他事情就很好办了。他非常强调基本概念，整整讲了一个月，微积分具体的东西花的时间就少。我现在的理解：基本概念若搞懂了，其他事情就很好办了。这也是一种教学方法。

那时，物理要拿全部及格分是很难的。我记得物理考试中，背的部分可以拿70、80分，计算题只能拿10、20分，两个加起来勉强可以凑个及格。在交大有个规矩：两门功课不及格就无法补考，得淘汰。化学也全部靠背。考试非常严格，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淘汰得最厉害，因为在交大有个规矩：两门功课不及格就无法补考，得淘汰。所以部分同学在大三的时候走掉了，像机械、电机、土木在大一都是30人左右，到大三时只剩下一半了。大三有个特殊情况，就是临时大学补习班。这时，上海交大、重庆交大、南京中央大学的同学在一起，江泽民、童宗海、杨世琦、史继陶等同志都进来了。大三的教师有上海的，也有重庆过来的。 钟兆琳 老师，日伪期间不愿教书，这会回来了。在大三时，电机系分成电信、电力两个专业。电机系主 任钟兆琳 教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个好的老师是给学生一个门，也教会学生如何进门。他与其他老师不同的是：他教学采用启发式、引导式，而不是灌输。他同样强调基本概念要搞清楚，变压器等值电路也讲了整整一个月。我后来的体会：一个好的老师是给学生一个门，也教会学生如何进门。 毛启爽 老师给我的印象也很深。他有这样的能耐：对学问真正融会贯通了，能够拿出自己的一套东西来。他还是电话公司顾问，是政府电话公司的一个官员。对学问真正融会贯通了，能够拿出自己的一套东西来。当时学校内有些老师是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的。

当时还有选修课，我选了 张钟俊 教授（电信方面）的运筹微积分。后来，我与 张钟俊 教授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我毕业后先在上海工作，考进上海电力公司。1957年调到云南省电力局，先后任设计处主任、云南省电管局的副总工程师，用20年时间写了《系统工程导论》。怎么会转行？我不觉得是转行。我要感谢母校给我比较宽的、严格的基础训练。 张 老师到云南来过，对我的《系统工程导论》极力推荐。后来我写《系统工程》，这是中国第一部。 张 老师说过：系统工程的最高阶段是政策研究。我这20多年正好在搞政策工作，受 张钟俊 教授的启发，我本想写《社会系统工程》，也动过笔，但是，现在即将出版的是《中国发展与改革的综合研究——社会系统的初步探索》。有人曾问我：怎么会转行？我不觉得是转行。我要感谢母校给我比较宽的、严格的基础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