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海日：194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49年交大电信研究所硕士，后任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张安铭：194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钱翰元：194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

  一 谈谈入学考试

楼海日：我们都是在重庆入学的，都在一个班级。回上海后分门类，但一、二年级基础课在一起上。我和张安铭是电信门的，淘汰率非常高，大约三分之一升级，三分之一留级，三分之一退学。钱是电力门的。张和我后来又一起读了研究生。在重庆，一、二年级学习特别严。入学后有一次甄别考试，不及格留在预备班读书。一年级是抓得最紧的一年。淘汰率非常高，大约三分之一升级，三分之一留级，三分之一退学。

张安铭：因此，读一年级的时候，没有到晚上12点不会睡觉。考试的时候，物理和数学最难。比如开卷考，半天时间，教师来了，出三四个题目就走了。这些题目，你以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参考书上也找不到。还记得第一次物理大考，就3个题目，但都是从来没见过的。有一题是关于扑克牌的，第二题是一个人坐在火车上，看见远处的马在跑椭圆圈，问马走的绝对轨迹。我是南开中学毕业的。在中学里，我认为读书是最容易的事。没想到，那次考试，做了半天只做出了2题，而那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那时，出现过一个孙青祥教师事件。孙是教投影几何的。大家认为这是一门辅助课，只占一个学分。因此希望他就不要过于严格了。但这个老先生十分认真，给很多人不及格。在交大3门不及格就要被开除。于是学生要把他轰走。那天，我不在场。但孙告状到李熙谋那里，说是我班长鼓动的，李就要记我大过（停止我公费待遇）。我申辩了一个多月，才算没记过。

到了二年级，还是有一半学生被淘汰了。因为考试难，所以，通常分数很低，很多人不及格。因此老师打分就采取开平方乘10的办法。但就是这样，到了二年级，还是有一半学生被淘汰了。

但由于交大名气大，所以即使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上海也有不少南模和上海中学的学生特地跑到重庆报考交大。

我本人是1937年7月7日从保定到北平（因“七七”事变，北平停止招生），又绕道海防到昆明，先考入西南联大的。从海防到昆明要先到北平法国领事馆换过境护照，并要出示证件。我拿出毕业证书，但上面没有印章。领事说这不行，要我找学校补印章。我说，学校从抗战一开始就被日本飞机炸平了，到哪儿找去？于是他说，你认识不认识法国人，我说不认识。他又提出，不一定是法国人，只要是有国际著名人士证明也可以。后来我把这情况对我高中同班、考进燕京大学的同学说了。那同学说我给你想办法。原来他考入燕京后，因没有经济来源就到校长办公室半工半读，帮司徒雷登处理事务。结果他用打字机帮我打了一份证明信，请司徒雷登签字。司徒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同学就说，你认识我，我认识他，就这么一个关系。他要到后方去读书，不是去干别的，我可以保证。于是司徒雷登就给签了字。后来我拿到法国领事馆去，法国领事说，啊，这个著名人士大家都认识，你还说不认识人。这件事到文革惹来了麻烦，让我交待与司徒雷登的关系。我就把这件事的原委讲了，但通不过。于是我就被指定天天读毛选中的《别了，司徒雷登》那篇文章，最后，我可以把这篇文章全背出来了。在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后，看到书费太贵，就转到一个兵工学校。因为兵工学校属公费，可以省钱，加上我想要抗日。但到了学校一看才知道那里非常腐败。教师上课读课本。学生要求换，校长不听，学生只好罢课，但一罢课学校就要军法从事。而且伙食也不好，米里全是石头、谷子。一年下来，100多人里七八十人得胃病。学生发现贪污行为，告到校长那儿，校长反诬学生造反。学生罢课一二个月，学校拉来军队，结果打死一个学生。我感到这学校太黑，想想还是西南联大好，于是就又准备去西南联大。但在路上遇到电政局招工，碰巧，又没了路费，于是就进了电政局，后来又考进海关。在海关做了一段时间，心里还是想读书。正好，这时交大在重庆招生，而且是公费，于是我就辞职考进交大。进交大后，一年级在江北，二年级在九龙坡。

二 谈谈我们的老师

记得他在黑板上画了两个圈，一个代表共产党，一个代表国民党。他说，我就是要跳到共产党这个圈里去。钱翰元：九龙坡是社会名流集聚地，经常有一些知名人士来校演讲。其中马寅初的一次演讲我印象比较深刻。记得他在黑板上画了两个圈，一个代表共产党，一个代表国民党。他说，我就是要跳到共产党这个圈里去。他胆子大，就在大礼堂里讲。

张安铭：马寅初后来不是被国民党抓去西峰监狱关了几年吗？放回来后还是继续骂。那一次他来学校演讲时，适逢国民党中央开全会，汽车多得不得了。他就说，这些皇官们抱着小老婆坐着小汽车，一天不知道干什么。他不怕，豁出去了。解放后讲人口论也是的，但想不到会被批判。

教师中，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 张钟俊 教授。楼海日：教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 张钟俊 教授。他管研究生，开了许多研究生的课程。三、四年级时，读书已经比较轻松了，因此选了二分之一的研究生课程，其中有《电信网络》。张钟俊教学方法与其他导师不一样。他没有课本，讲的都是美国最前沿的理论技术，都是paper，而且每学期的课都不一样。他没有课本，讲的都是美国最前沿的理论技术，都是paper，而且每学期的课都不一样。开始学《电讯网络》很难，大量运用数学。记得有一个考题，是要我们设计一个滤波器，要用多元多项联立高次方程组才能推导出来。我的一些研究生课都是在大学课程中读的。到研究生时，他就把一些美国最新技术、前沿科学作为讲课的重点。我选的题目是“网络集成”。因为一般都是网络征集，就是给你一个网络，让你把它的参数征集起来。现在是让你设计一个网络，叫网络集成。他推荐给我们看当时美国这方面最著名的理论权威叫包德的人写的书，并以此为基础作课题设计。这也要用到最复杂的数学。他就是这样教学的。他能这样，跟他自身经历有关。张钟俊19岁从交大毕业，23岁获MIT的科学博士。19岁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少年班，23岁一般本科毕业，但他已经是科学博士了，回来就当了教授。我受他的影响很深。他的这种教学方法使我们后来到了大的电信部门，即解放前夕的上海电信局工作，非常适应。当时电信局把我们一共4个研究生分到下面的研究所。那是个由不愿去台湾而留下来的一些电信局公务处老专家组成的研究所，其中都是些老交大的人，大多数是交大前期毕业的，都到美国进修过，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也是刚回国没多久。公务处处长叫侯德元，后来当过邮电部副部长，是工程院院士。他就带着我们一帮交大的同学干。我们与他们交流，他们感到奇怪，怎么我们掌握的理论、知识基本上与他们是同步的？为什么会这样？张钟俊的这种教学方法让大家学到了最新、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就是张钟俊的这种教学方法让大家学到了最新、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张钟俊与我有这样一段师生情，我体会很深。他教学方法与众不同，讲的都是前沿方面的学科发展。记得张钟俊执教50周年纪念活动时，北京一共12个研究生开过一个会，其中有一个第一届研究生叫陈太一，他写了一首诗，裱后装了镜框送给交大。我作为北京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张钟俊对我一生影响很大。张钟俊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那时给我们上电信课的是钟兆琳，但他讲了一年，只讲了3个东西，一个是感应电机，一个是鼠笼式马达，还有一个是变压器。钟兆琳20年代就很有发言权了。他曾是民族企业华生公司的总工程师。他所以给我们讲鼠笼式马达，不仅是电机方面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东西，还因为那就是华生电风扇的马达。钟兆琳讲课基本用英语，而且每次都带着扩大器。

楼海日：当年我们的化学老师是美国来的，一口英文。学生说不是化学难，是语言难。

三 谈谈交大的自学

楼海日：我们在大学读书主要靠自学。那时大家都有一种自主向上的动力。在学专业课时，我们基本上都买了MIT的教材。当时因为穷，买的都是上海龙门书店的翻印教材，这种教材卖给学生很便宜。上海是个花花世界，但我们交大学生很少出去玩，我的同学中根本就没有这种人。学校风气很好，就是学习之外，大家追求的也是高尚的东西，如古典音乐。学校风气很好，就是学习之外，大家追求的也是高尚的东西，如古典音乐。当时我们学生经常自己去请上海音专的教授来讲古典音乐欣赏。一张海报一贴，就会有同学来听，边放留声机边讲。这使我们的音乐欣赏水平大有提高，许多古典音乐标题也都能背出来。我爱人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学钢琴的，但在古典音乐欣赏方面我比她强，她是专业水平的，我比她全面一些。当时出面联系音乐讲座的有个人也有社团，社团主要是迈社。我是迈社最后一届主席，李家镐、刘继明也是。最后一届迈社在李家镐离开后就解散了。

钱翰元：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特殊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我原是北方人，1937年作为难民到南京，后来又到广西，上了广西大学。后来我根据教育部登记转到交大。同班的姚兴茂也是广西大学的，与他们两人不一样，我到交大三年级感到跟不上。当时又抗日思想强烈，所以招翻译官我们都报了名，也考上了。那次共录取了11个人。6个星期后，当我们从译员训练班毕业，正好“八一五”胜利，于是又返回学校。1945年12月，我们400多人坐着一条破船，随学校复员到上海。

四 谈谈学生运动

钱翰元：在上海的时候，学生运动很多，如1946年四五月间有一个救灾运动，1947年护校，学生自己开火车到南京请愿等等。参加的人很多。

楼海日：护校那次我在煤车上给驾驶火车的同学送煤。开火车的同学中有一个我认识，是机械系的应届毕业生。交大那时学火车的要会开火车，学汽车制造的一定要考出驾照。交大那时学火车的要会开火车，学汽车制造的一定要考出驾照。当时学校有一辆破卡车让大家学。当然，开火车还是比较困难的。但那两个同学为什么会开？因为我们毕业班到杭州去旅游，结果路上他们机械系的同学就跑到火车头去，向火车司机学习驾驶技术，其中就有我认识的那个。但去南京请愿时，开火车的可能不光是他一个人。那次，火车老开不动，开得很慢，原因是加水和加煤这套技术掌握不好，功率上不去。

钱翰元：在上海的时候有很多学生社团，如创社、山茶社、知行社等等。我参加了知行社。知行社里还有曹炎、穆汉祥、李家镐等人。后来，曹和穆都牺牲了。我和李家镐是同桌。在学生运动中，他的贡献也是比较大的。他正直，敢于直言，一生很坎坷。解放后他担任过上海人大副主任，在上海市民中较有威信。前年的《人民日报》有半版专门写李家镐一生。还有一个周寿昌，是当时学生会主席。他是交大最杰出的人之一，也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人。但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吴保丰、程孝刚、王之卓当时都是支持学生的。交大的几位校长，吴保丰、程孝刚、王之卓当时都是支持学生的。教师也是。这是当时交大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