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仁：交通大学1937届校友。原国防部五院下属

火箭研究院火箭发动机实验站副站长。

我在交大读书4年。当时交大有5个学院：管理学院，电机学院，机械学院，土木学院，科学学院。一年级时，机械和电机合在一起上课。二年级时机械和电机分开了。到了三年级下半年，分航空门等专业。入航空门共有10人，其中有5人进了航空机械学校高级班，分别是黄志千、梁颂銮（1911年生，现年龄最大，在台湾）、周广诚、徐云黻和我。还有5位是管义怀、诸应鎏、董大勋、吴麟祥、朱承基。那时大家都怀着“航空救国”的思想。入航空门，不仅学生的微积分、微分方程等成绩必须达到一定的分数线，而且还得征求家长同意。父亲曾来信跟我说：“我给学校的答复是‘为国牺牲，不胜荣幸’，你若同意，就将这答复交上去。”我父亲曾来信跟我说：“我给学校的答复是‘为国牺牲，不胜荣幸’，你若同意，就将这答复交上去。”当时，有些同学还笑话我呢！，由此，引起我的回忆：1932年入学考试时进行口试（我是被录取在1936届机械学院的），考官是 陈石英 老师。他问我为什么考交大，我回答说：“我受到了压迫!”。考官颇以为异，我解释:对在“九一八”、“一·二八”之后青年学子，唯有走“科学救国”、“航空救国”之途了，他问我为什么考交大，我回答说：“我受到了压迫!”云云，由此可见，当时无论长幼（家长与学生），无不同仇敌忾，以抗日、仇日为志也。那时日本人在上海耀武扬威，让人受不了，而国民政府畏敌如虎。交大在报上招生时，不敢称“航空门”，而是称“自动车乙组”；“自动车甲组”则是汽车，这是为了对日本人保密。否则一说航空，日本人就会向蒋介石翻脸呢。

陈石英，他是清末派往英国学造船的华童。在学校内，有几位恩师。一位是陈石英，他是清末派往英国学造船的华童，他教授热力学，课本薄薄的，其后半部为机械部分。陈石英讲得非常细致，一个学年才讲半本。其后半部为机械部分就不讲了。钱学森回国，到母校看望老师，就是去看陈石英。一位是杜光祖，教授工程力学和机械设计。他讲课讲得非常好，很风趣，还很爱国。记得有次他私下与我谈话：“我要不是为了老太太的话，我老早到清华去了。他们将洋房、车子都给我准备好了。只是老太太不愿意离开上海。”那时有个说法：“北有清华，南有交大。”但以航空门来说，交大的比不上清华的。“北有清华，南有交大。”但以航空门来说，交大的比不上清华的。清华的学生在南昌设计了个风洞。交大航空门只有两位老师：马翼周（已过世），姜长英（后到西安西北工业大学）。我们要学航空的结构，得到土木系请位讲结构的教员来上课。还记得机械学院胡端行院长，与教授闹别扭，教授罢课。教授给学生演讲，这当中有一位钟兆琳，他是电机系教授，讲课很风趣。学校讲师也很严格。上物理的贾成鉴，上电磁学的赵富鑫，两人都是讲师。贾成鉴课上得很好，赵富鑫不怎么样。他们写报告给院长，申请升为副教授，没有被批准。贾成鉴一怒之下离开了交大，到铁路上去了。

“美国工科学校一、二年级训练科学家，三、四年级训练的是工程师。”我认为当时的交大也是如此。钱学森回国之后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文章说：“美国工科学校一、二年级训练科学家，三、四年级训练的是工程师。”我认为当时的交大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二年级时最为辛苦，为保持好一点的成绩而努力读书。钱学森也说过：“为保持好成绩，考到90分以上，必须用功。相对而言，到了三、四年级专业课程，我就有时间自己去图书馆看书、读杂志了。”

希望母校现在也要重质量，不要片面追求数量，不要“大跃进”。交大有很好的传统，很重质量。希望母校现在也要重质量，不要片面追求数量，不要“大跃进”。最好是既有数量又有质量。我还有个想法，最好是量体裁衣，有多少博士生导师，才招收多少博士生。另外，我们的教育不能为了诺贝尔奖而去教育，若有一流的教师和一流学生，有多少博士生导师，才招收多少博士生。就不怕没有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