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裕琨：1953届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195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副校长，教授，长期从事热能工程的研究与教学，2001年被评为工程院院士。

                      一

我是1950年考入交大的。当时没有全国统考，而是华东地区公立大学、华北地区公立大学以及各私立大学分别组织考试，所以我依次报考了交大的机械系、清华的电机系、大同大学的数学系、浙江大学的物理系，都录取了。报考交大机械系的有将近2万人，录取了60人，报到时有40多人。进入交大 后听 老师介绍，报考交大机械系的有将近2万人，录取了60人，报到时有40多人。因为有学生同时录取两所或两所以上大学，故最后报到人数有所减少。机械系有4个专业，机械制造、动力工程、机车和汽车。其中我攻读的机械制造专业有近20人，其他3个专业约10人左右。总的来说，当年考交大不是很容易的，而且在人们心中，交大实力比清华强，在国内享有盛誉，因为在解放初期北京的经济发展程度远不如上海。这就是我选择交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并不单单因为我本人是上海人。

彼此间没有丝毫隔阂，互帮互助，关系非常亲密融洽。不久院系调整，将同济大学、大同大学、国立高等工业学校相同专业并进来，机械制造专业变为大班，有70多人。合并后学生水平出现差距，主要是大同大学、国立高等工业学校的同学基础和能力相对差一点。于是采用互助组形式，一位老交大学生带两位非原交大的学生，共同提高学业。尽管同学们来自不同学校，但彼此间没有丝毫隔阂，互帮互助，关系非常亲密融洽。

交大教师非常严格，有几位名师对我们一生影响很大。如教高等数学的徐桂芳，教金属热处理的周志宏，教毕业设计的机械系系主任庄礼庭（后调至西安交大），等等。学校教学延续了解放前的老传统，专业划分不是很细，面很宽，注重打基础。学校教学延续了解放前的老传统，专业划分不是很细，面很宽，注重打基础。我所学的机械制造专业相当于现在的两个系。毕业后我分配至哈工大。当时引进苏联专家，学校安排我教锅炉（属于动力的），我干下来了，也不觉得交大学的机械制造知识白学了，因为数、理、化、力学、电工等基础知识都是通用的。现在，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不要过分挑专业，以后从事何种工作是无法预料的。大学阶段关键是打基础，培养能力。

大学阶段关键是打基础，培养能力。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急需建设人才。学校以教学为主，科研还谈不上。所用教材多数是中文教材。老师上课所用语言是“洋泾浜”，即专业词汇及定义用英文，解释等用中文。教授只管上课，传授知识。主要课程配有助教，助教上习题课、检查作业。根据各老师不同的习惯，考试形式有所不同。大多数采用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的方式，计分。有些老师还在平时安排小测验，10分钟做2道题，计小分。

学校管理人员不多。系里有一位系主任与一名秘书，负责教师调配、课程安排等工作。还有一名书记，搞党务工作。学校管理人员不多。系里有一位系主任与一名秘书，负责教师调配、课程安排等工作。还有一名书记，搞党务工作。总办公厅一楼有个注册组，专门负责学籍管理，诸如全校学生的注册与缴费、公布成绩、通知补考等事宜。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由团委、学生会组织安排学生事务。

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一年级时我是走读的，从第二年开始遵照学校统一规定，所有学生一律住校。我先在南院住了一年，后搬到执信西斋。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由团委、学生会组织安排学生事务。南院在大门左首，今卫生科后面，是木头房子，室内没有卫生间，而是在室外盖个大棚，用作厕所。有一年刮台风，南院房子晃动厉害。为避免房屋倒塌而造成人员伤害，半夜学校将住在南院的学生全部叫醒，转移到体育馆，坐了一夜。南院外面是条河沟（今为广元路），河沟对面是棚户区，再过去是农田。到了夏天，同学们用肥皂在脸盆上抹一层，然后将脸盆扣过来扣过去，呼呼几下，脸盆内黑黑一层，有好几百只蚊子。大多数课程在工程馆上，物理、化学等课则在科学馆上。教室内是长条桌、长板凳。学校食堂在今卫生科边上。学校中央是大草坪。今教师活动中心原址是几幢小洋房，为教授宿舍。

当时读大学，不用出学费和伙食费，故学生上学没有经济压力。学生也开展一些勤工俭学活动。校内提供一些工作，但不多，如管理食堂可获取一些报酬；学生可去校外找一些工作，如家教等。我同学的弟弟有残疾，不能上学，但他愿意学些知识，于是我去当他的家教，得一些零花钱。

学生衣着打扮比较朴素，看起来显得寒酸一些。校内男同学多，女同学不多。学生衣着打扮比较朴素，看起来显得寒酸一些。

体育活动比较活跃。除正常的体育课（每年都上）外，有球类活动、健身活动（哑铃、杠铃、健身操等），还有一些体育团体。学校也开展一些体育比赛。

二

当时有一个特点，就是政治运动多。进校后不久是思想改造，然后是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这些运动有左的一面，但也起到不小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些运动有左的一面，但也起到不小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

以我本人来说，我1933年出生在上海，经历过日伪统治和国民党的统治，17岁读大学。日伪时期中国人过的是亡国奴的生活。譬如说，在北四川路福州路上有个日本宪兵司令部，中国人经过时必须向其大门鞠躬，否则就会挨打。我们宁可绕个大圈子，也不走那条路。又如，粮票附在身份证后，购粮时必须持着身份证当场将粮票剪下，当时我虽是未满10岁的小孩，也得自己排队去买粮食。这些都是日本人对我们的欺凌。抗战胜利，大家高兴得不得了。不久，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国内政治经济的混乱，美国大兵的蛮横，又使得人们陷入茫然之中：中国到底该怎么办？

交大学生非常活跃，很多事情都由学生自己管。举一些例子：

学校伙食一开始不太好。在“三反五反”中，食堂抓出老虎，即贪污犯。学生会派出生活部长管理食堂，与食堂员工商议每天的伙食费及菜色，并轮流派学生陪同采购员去买菜，监督价格。随即伙食大为改善。学校伙食比一般家庭的还要好。甚至上海学生星期日回家，午饭仍赶回学校来吃。只因学校伙食比一般家庭的还要好。

一年级时我参加学生会的竞选，班中出海报帮我作宣传：某某怎样，所以推选他当什么干部。我当选为学生会学习部总干事，工作了一年。后来我还担任过小班班长，毕业分配赴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有二三十人，学校让我做领队。这些工作对我以后的成长有好处，使我学会如何组织人，如何与人共事。

学校有各种文艺团体，诸如舞蹈社、歌咏社、合唱团、乐器表演。我对文艺没有什么爱好，就报名参加魔术团。上海魔术团著名魔术师张慧聪每两周来校一次，教同学们如何变魔术，非常有意思。所有这些文艺团体的活动不是学校派干部来搞，而是学生自己组织的。这不仅丰富了校园生活，而且培养了学生的能力。

能够作出成绩的人，并不一定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实践证明，能够作出成绩的人，并不一定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社会活动对人的能力、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为工农服务、尽社会责任等方面的锻炼非常重要。

三

我在大学除了学到有用的知识，还学会了如何做人。对于世界观、人生观的建立和成熟，在交大的3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在大学除了学到有用的知识，还学会了如何做人。对于世界观、人生观的建立和成熟，在交大的3年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已进入计划经济时期，毕业时实行国家统一分配。每人填志愿都必须写上“服从分配”，倘若没有这句话，将不予分配。当然实际情况真有困难，还是会酌情考虑的。不过，每个毕业生在思想上必须有这准备。事实上，“不讲困难”确实已成为绝大多数人共同的觉悟。我呢，家中兄弟姐妹4个，我最小。哥哥他们都去了外地，而父亲已经60岁了。我如果要求照顾一下留在上海，不是没有可能。“不讲困难”确实已成为绝大多数人共同的觉悟。但是没有这么做，我的志愿依次填写了东北、西北、华北。因为当时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项目大多在东北、西北、华北。我这么做并不特殊，很多同学都是这样的。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建设新中国。记得出发去东北，上海特地开了一专列，上海一位副市长去车站送行。分配方案定下后还发了个大榜，发榜后仅三五天就将出发。准备行装的时间非常紧迫，许多同学都按去东北的打算准备了棉袄和皮大衣。其背后支撑着的便是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尽责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当代社会同样值得提倡。当然不是没有去广东的，那边也需要人才嘛。因此，学生服从国家分配、建设新中国，这在当时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其背后支撑着的便是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尽责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当代社会同样值得提倡。

说实话，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到了东北，尤其是在最北边的哈尔滨市，生活并不是很习惯。高粱米，窝窝头，从未见过，的确也很难吃。不过，我并没有怨言。为什么呢？我有个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就是“要把国家建设好”。出门一看，这儿建了个工程，那儿盖了个工厂。东北的建设非常快，哈尔滨市10个军工厂、三大工业等许多大型企业都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同时，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在发展、变化。所以看到祖国在前进，很高兴，个人的得失无所谓。当然，从交大毕业后，人生遇到过很大困难，如反右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我有个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就是“要把国家建设好”。

培育人才，知识是一方面，但道德素养也许更重要。不会做人，则事业、学问都做不好。

目前来看，学校首要任务是培育人才。培育人才，知识是一方面，但道德素养也许更重要。不会做人，则事业、学问都做不好。要抓素质教育，而人文教育对素质的培养就非常重要。学校需要有两课教育，但仅有其还不够，更重要的是造就人文大氛围，要通过课外活动、老师的身教言传、学生工作、学校文化环境等，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素质熏陶。素质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熏陶出来的。因为素质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熏陶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