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藩：交通大学1947届电机工程系毕业，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主任。

我老家在安徽，在重庆高中毕业后考入交大，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到上海。当时我们考入交大电机系，录取比例大约为30比1。当时我们考入交大电机系，录取比例大约为30比1，即30名考生中录取一名。因为电机系是热门专业，交大其他系的录取比例比这低一些，但据我个人估计是不会低于10比1的。入学后，学生的淘汰率非常高。那一年在重庆考入电机系的学生有50人左右，一学期过后就去掉了一半人，考入电机系的学生有50人左右，一学期过后就去掉了一半人，到二年级剩下大约20人，三年级复员回上海时就只有10多人了。到二年级剩下大约20人，三年级复员回上海时就只有10多人了。所以，当年的交通大学确实是“门槛高、要求严”。学生是怎么淘汰的呢？主要根据考试成绩。1门功课不及格，留级；2门功课不及格，开除。我举个例子，学校有一名德 国 老师叫史脱茨纳，曾担任过蒋介石军事顾问团团长。二战爆发后，他无法回国，就到交大来教书，开德文课，要求非常严。班上有一位同学考试得了59.6分，就差0.4分而不及格。一气之下，这位同学离开了交大。在重庆，交大延续了原有的教学传统，对学生要求严格。当时上海（部分）的教学就没有重庆这么严。另外，学校每年举行国文、英文会考。全校学生都参加，考题也一样。学校每年举行国文、英文会考。全校学生都参加，考题也一样。（该传统可追溯至 唐文治 先生掌校时实行的国文、英文大赛。）我读一年级时国文会考只有3人通过，其中一个就是我。一年级学生没有通过会考，二年级时再考。按规定直到通过了方能毕业。但后来我们回上海后，学生运动高涨，多少影响一些学习，学校也就不举行国文、英文会考了。

当年我们读书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那段艰苦的求学岁月，也促成了同学之间深厚的同窗感情，大家关系很好。在重庆九龙坡，那是山区，交通不方便。吃的大米很差，下饭的菜是黄豆炒咸菜。就在那样艰苦的学习环境中，在学校的严格要求下，同学们仍认真学习，这是现在大学生所无法相比的。而且，当年我们读书，尽管进了学校大门，仍旧压力很大，时时担心学不好而无法毕业，直到三四年级才能放下心来——基本上可以顺利完成学业了。那段艰苦的求学岁月，也促成了同学之间深厚的同窗感情，大家关系很好。

我在重庆读书的时候，国民政府怕学生上延安，就给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学生予以贷款。我在四川国立十二中读高中以及就读交大，都享受了贷学金。当时享受贷学金的同学由校方每月发给“进餐证”，作为到食堂进餐的凭证。此证交给食堂编席次进餐（固定餐位）。此外，学费和住宿费不用交。由于解放前货币贬值严重，所以我从高中以来的贷金积累，到大学毕业时尽管有几千元，但所值无几，也无法计算。所谓贷学金，实际上是只贷不还。所谓贷学金，实际上是只贷不还。因此，我免费读完了高中和大学。

在重庆，有些学生出于满腔爱国热情，离开学校参加青年军。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同学们实在坐不下来读书。我也想过，假如贵阳失守沦陷的话，我就从军去。我也想过，假如贵阳失守沦陷的话，我就从军去。那些离校参加青年军的学生，在缅甸、云南参加抗战，也有的为美国飞虎队（美国抗日志愿军）当翻译。到抗战胜利后，他们又重返学校继续学业。我在我班同学名单（指《交通大学电机系1947级同学录》）上作“√”符号的学生都是在重庆入学的，其中包括了青年军复学的同学、外校插班进来的同学以及上一年级留下来的同学等。其中与我同时进校的同学约20人左右。

复员上海后，重庆部分、上海部分、南京部分同学合在了一起。但彼此之间还看得出来，如重庆来的都住在校内，上海部分同学有的只有上课才来，平时不到校的。有关学校如何从重庆复员到上海，陈学构向母校捐赠了《交通大学卅六级电机系同学录》上有文章作了详细的描述。当时分两批回上海，一批是坐船的，正好有一艘不能开动的兵舰，用小船从重庆拉回上海。交大有位老师联系好了，我们就坐着这兵舰回到上海的。当时在长江航行了两个星期。一批是坐火车回上海的。抗战刚结束，整个国家物力艰难。交大在社会上影响很大，靠交大毕业的老同学帮助，重庆交大师生顺利复员上海。但交大在社会上影响很大，靠交大毕业的老同学帮助，重庆交大师生顺利复员上海。关于交大社会影响大，我举个例子。当时能考入交大是十分光荣的事，如四川有名学生考取交大，四川省政府便免费将他送到学校入学读书。

刚回到上海时，徐汇校园体育馆被国民党（可能是日军？）用来养马，搞得臭熏熏的。我三年级在工程馆上课，四年级在科学馆上课。电机系分为电信、电力两个专业。学生到三年级时自愿选择。一至三年级时，两专业课程基本相同，四年级时不一样了。当时选择电信的同学不多，只有十几位学生。我先住在上院，后搬到执信西斋，住在三楼右转第二个房间。房间比较宽敞，一般住3到4个人。执信西斋前面有一块空地，后面是一条臭水沟。所以楼内蚊子特别多，墙壁上黑呼呼一大片，密密麻麻。楼内蚊子特别多，墙壁上黑呼呼一大片，密密麻麻。若没有蚊帐，晚上根本不敢睡觉。

在交大，学生运动活跃。在我周围也有地下党同志，如同学张瑞敬，我和他从读高中起就是同学。从他的思想、言行能看出来他是地下党员，但大家心照不宣。

教过我的老师有唐济楫（教微积分）、张鸿（曾任西安交大副校长，教高等微积分）、林海明（教交流电路）、钟兆琳、朱物华等。当年除微积分这一门课有课本外，其他科目都没有课本。只是老师会介绍一些好的参考书，同学可以自愿去书店购买。但当时物资紧张，条件差，学生没有能力买很多参考书，且有的参考书还根本买不到。也有些参考书是高年级同学传下来给我们的。所以陈学构捐赠的两本书是当年使用的参考书。我这儿有一本《Electric Circuits》（交流电路），是同时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材， 林海明 老师推荐该书内容很好，当时我手上恰巧有些钱，就买了。

我毕业以后在上海电信局工作，又到南京工作过，后要求调回武汉，进入武汉邮电学院（后更名为武汉邮电研究所），长期从事教学工作。邮电研究所在培训部上成立研究生院，我到该部门工作并带研究生。1950年代我出差去南京，到了上海，回学校看过一次。

我今年78岁。我们同学之间年龄悬殊比较大，现在最年长的是张安铭，他已于2004年去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