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题目，一定有不少人吃惊。如果是谈交大和别的大学的关系，比如和同在上海的复旦，或时有瑜亮（既生瑜，何生亮）之感的清华，甚至是和南大之间的一些关系，似乎都不太让人感到突兀，可说到北大，却难免会使局外人如堕五里云雾之中，摸不着头脑。

产生这种情况的最大原因，莫过于一直以来，北大都是以文理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而交大则是以工科为主的院校，两者性质不同，且又一南一北，似乎让人很难把他们联系到一起。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在交大工作了将近10年，就很少见到学校和北大有什么来往。

但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出人意料，往往在最不相干的人和事之间，恰恰就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一 交大人，北大人——蔡元培

如果没有蔡元培执掌北大，将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引入北大，就不会有老北大在推动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进步上的辉煌历史和今天的地位。而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在出任北大校长前，曾于1901年被聘为南洋公学（交大前身）特班的总教习，用现在的话讲就是CEO。首先自然得谈一下有“北大之父”雅称的 蔡元培 先生。众所周知，如果没有蔡元培执掌北大，将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引入北大，就不会有老北大在推动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进步上的辉煌历史和今天的地位。而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在出任北大校长前，曾于1901年被聘为南洋公学（交大前身）特班的总教习，用现在的话讲就是CEO。这还是级别比较低的首席执行官，地位相当于现在某一学院的院长。不过，1928年，他又担任了交大的校长，这是在交大所能当的最大的CEO了。正是因为和交大有这么一段缘分，所以，翻开交大于1996年为庆祝百年校庆出版的校志，即不仅可以在扉页的历任校长一栏里看到他戴着眼镜留着一撇胡子的清癯的面庞，也可在书后的传记一栏里看到他长达百余字的简历。

有趣的是，蔡元培无论是当南洋公学特班的总教习，还是交大的校长，在任期间都很短。第一次只有7个月，但是这7个月却并不寻常，因为就是这个特班，培养出了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等人。可让人扼腕的是，当年的11月，1928年，他又担任了交大的校长，这是在交大所能当的最大的CEO了。由于一名学生放了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墨水瓶”在某教师的座椅上，讽刺这位教师肚里没有“墨水”，致使该教师愤怒，而引发一场学潮。校方遂决定开除相关学生，但却导致其他学生不满，最后不少人愤而退学，以示抗议，特班也不得不停办。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比较大的学潮，同时也是蔡元培所经历的第一次比较大的学潮。作为老师，他当然不希望看到学生退学，所以他曾居间调停，失败后，他主动辞职。这和“五四”时期，北大闹学潮时，他悄然离开学校，并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情景是一样的。学生为自己的利益，为真理，为爱国而斗争，学生为自己的利益，为真理，为爱国而斗争，他能理解，但一个大学，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显然也是任何时候所必需的。他能理解，但一个大学，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显然也是任何时候所必需的。这正是他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之下无法解决的矛盾，也是他始终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他只能选择离去。

如果说，“五四”时，他是把自己在南洋公学时的经验用到处理北大的学潮的话，当他第二次来到交大时，却是想把北大的经验带到交大了。针对交大只有工科和管理学科，学科面较窄，结构不尽合理，他提出3科（加理科）并重的理念，即强调理科作为自然学科基础的重要性，设立物理、化学和数学3系，他提出3科（加理科）并重的理念，即强调理科作为自然学科基础的重要性，设立物理、化学和数学3系。这与他在北大时即注重理科等基础学科的思路是一样的。当年，为了将北大建设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圣地，他甚至将北大已有的工学院停办，转给了北洋大学。而他在交大设立理科的举动，显然给交大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理工并重也因此成为交大的一大办学特色。

他还在交大设立了中国文学系和英文系。更出乎意料的是，他还在交大设立了中国文学系和英文系。而这正与数学、物理和化学一样，都是综合性大学的所必备的最重要的学科，甚至可以说，有了中文系、英文系，还有了数理化3系，基本上已是一个综合性大学的雏形了。但不久他就因在中央研究院的公务过于繁忙而离开了交大。

事实上，这次他在交大呆的时间更短，只有4个月。他走之后，只有和交大已存学科互补性较强的理科得到了发展，组成了科学学院，而英文系和中文系，尤其是中文系，很快就沦为可有可无的摆设，甚至连一届学生也没招过就寿终正寝了。

很难猜测如果蔡元培不离开交大，或者在交大再呆一段时间，哪怕是一年、两年之后，交大会变成什么样子。时至今日，我们已很难猜测如果蔡元培不离开交大，或者在交大再呆一段时间，哪怕是一年、两年之后，交大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交大决不会还是仍以理工为主的大学。也许，交大因此在国家的历史进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会更大，影响的领域也会更大。

可以说，北大是蔡元培的“龙兴之地”，对北大，他有着非同一般的情绪，而在北大时所形成的那些成功的办学思想以及办学模式，也都深深影响着他日后的一举一动，以至于到了1930年代，北大的实力和地位已明显不如过去，和一些兄弟院校如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等比起来，也有所不及，他还是依然认为，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北大，其他的大学皆不足观。这当然是老人家的可爱之处。

着力倡导和建立的数理化3系和中文系、英文系等系，也可看成他的北大梦的一个延续。所以，他在交大的一些举措，尤其是着力倡导和建立的数理化3系和中文系、英文系等系，也可看成他的北大梦的一个延续。显然，要是老校长的这一美梦成真，那么交大就不仅仅是以理工强大笑傲江湖了。很有可能，他在向别人吹嘘中国的顶尖大学时，除了北大外，还要加上交大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些东西，也都只能让我们这些后人来揣测了。现在，交大开始重建或扩建文科，向综合性大学迈进，也许正是在把蔡元培老校长想完成却又没能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

在蔡元培当年掌校时，对交大提出的一个新的教育方针就是要求学生一定要有比较全面的知识。其实，在蔡元培当年掌校时，对交大提出的一个新的教育方针就是要求学生一定要有比较全面的知识，而这正是工科大学有所欠缺，却为综合性大学的优势之所在。他之所以要这样做，可能不仅得之于他在北大的直接经验，而更得之于早年在南洋公学时执教的原始经验。南洋公学特班实际上是当时的总理即校长张元济为了培养具有西方先进精神的一流从政人才而开设的，其课程设置与其说是工科，倒不如说是文理并重的综合性学科，似于哈佛、耶鲁之文理学院，而在交大历史上，也数这一时期所出的人才最为丰厚，有作家、有诗人，有大学校长，有政治家，有军事家，更有科学家，影响也遍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而不像后来的学科变得那么狭小。

其直接的，乃至最鲜活的经验，可能还当来自担当南洋公学特班主任的这一段特殊的不可或缺的经历。蔡元培到北大后，强调文理科的建设，虽有在欧洲特别是德国考察后得来的大学办学的理念和精神，其直接的，乃至最鲜活的经验，可能还当来自担当南洋公学特班主任的这一段特殊的不可或缺的经历。因此，他也才会在多年后回到交大时，产生了办理科和文科的举动。

交大今天决定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可以说是一种回归，当然是一种高层次的回归，这也是交大的老校长们的一个理想，更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开个玩笑，很长时期内被我们作为蓝本的MIT都早已经综合化了。很长时期内被我们作为蓝本的MIT都早已经综合化了，就是一个样本。

当然，交大自会有交大的特色，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谁让我们曾经有过南洋公学特班这样的历史，还有蔡元培这样的老校长呢？这可是清华没有的镇校之宝，套用一句广告词来说，这就是我们无法谦虚的骄傲。

二 交大人，北大人——蒋梦麟

青年蒋梦麟

一个绕不开的，也是耐人寻味、值得好好书写一番的人物是蒋梦麟。谈到交大和北大，有一个绕不开的，也是耐人寻味、值得书写一番的人物是蒋梦麟。

先来看看北大教授陈平原在《教育名家》一文中的一段描述：

历任北大校长中，名气最大的当属蔡元培。对于老北大基本品格的奠定，蔡氏确实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在历史学家笔下，蔡氏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氏的早年学生蒋梦麟。

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蔡元培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氏更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乃蔡氏治校的得力助手。

1930年冬，已经代了几次校长的蒋梦麟，终于正式担任北大校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他才卸去北大校长的职务。如果算上他代行校长的时间，前后共执掌了北大17年，是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

他始终是以一个主持者或领导者的身份参与建设和推动北大事业的发展的。这期间，他不仅亲历了军阀混战，还经历了抗战爆发，北大迁校，以及组建西南联大等重要的历史，而且，他始终是以一个主持者或领导者的身份参与建设和推动北大事业的发展的，如按照美国大学模式推行教授治校，实行学分制，对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体制进行改革并形成制度等。

蒋梦麟对北大的功绩不仅“功不可没”，而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人物。所以，陈平原才会认为，蒋梦麟对北大的功绩不仅“功不可没”，而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人物。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把蔡元培为北大制定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当成一座灯塔的话，蒋梦麟就是驾驶着北大这艘巨轮按其指定的方向前进的一个船长或者舵手。

蒋梦麟正是交大培养出来的学子。这也正是值得交大人骄傲的地方，因为蒋梦麟正是交大培养出来的学子，他曾于1904年到1908年间就读南洋公学。蒋梦麟一心向往西学，觉得中国若要强大，一定要向西方学习，所以他在《西潮》一书中特地指出：“进了南洋公学，就是想给自己打点基础，以便到美国留学。这里的一切西洋学科的课本都是英文的，刚好合了我的心意。”

在南洋，除了学习西洋学科外，他还在每天早晨6点和晚上睡觉前，练2次哑铃，3年后，即让生来体弱的他“自感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心情也总是很愉快”。

南洋对他影响较大的就是另一半课程，即中国旧学的学习。除此之外，南洋对他影响较大的就是另一半课程，即中国旧学的学习，开始研究宋、明理学，从而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1908年，他考上浙江官费留美生，先到美国加州卜技利（伯克莱）学农，后转学教育，再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哲学和教育，于1917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于1919年初应聘到北大当教育学的教授。紧接着“五四”运动爆发，他开始代理蔡元培校长职务，从此，和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这样一位曾为北大，也为中国高等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教育家，却因在解放前离开大陆到台湾等原因被打入另册，长期得不到教育界，包括北大在内，学术界及文化界应有的重视。所以，近年来写出了一系列以老北大为题的文章而颇获好评的 陈平原 教授才会为其发出不平之音。

重提蒋梦麟，研究他的思想，评价他的功绩，不仅北大有这个责任，交大也有这个义务。如今，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对历史的认识也越来越趋向于客观，在这个时候重提蒋梦麟，研究他的思想，评价他的功绩，不仅北大有这个责任，交大也有这个义务。他在交大所受的教育，对他后来执掌北大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中年蒋梦麟

1996年交大百年校庆前，我曾参与校志的撰写，但很少有人提到蒋梦麟这个人，所以，在那本厚厚的足有两块砖头一样大的书里，他只是被作为上千名杰出校友之一，在一个庞大的名单里出现了一下。

同样，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我接连看了几节凤凰卫视的专题节目，在一连串闪光的人名，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之后，蒋梦麟的名字也只是在眼前晃了一下就迅速消失到了屏幕深处。

记得北大校庆时曾邀请海内外的一些著名高校的校长前来助兴，以增加喜庆气氛。不知当时是否也邀请了交大作为嘉宾，如果邀请的话，那交大的代表有理由是其中最Super的VIP，交大完全有理由说，没有我们的学生蒋梦麟，北大是不会有今天的。因为交大完全有理由说，没有我们的学生蒋梦麟，北大是不会有今天的。 

当然，这只是个小幽默。其实，蒋梦麟虽为大教育家，大公务员，经常需要板着面孔作秀，但他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只是，他的幽默是Dry Humor，冷幽默，他善于间不动声色，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如他讲到当年罗素应邀来北大讲学，因罗素反对宗教和帝国主义，传教士和英国使馆的人都不喜欢他，所以当他不幸在北平患上当年很有可能致命的肺炎时，他们都大大松了一口气。谁知他福大命大，不久即痊愈了。一位女传教士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怅然若失地感叹了一声：“他好了么？那是很可惜的。”

此情此景，当然令人哑然失笑。但蒋梦麟自己并不笑，他接着说，他把这件事转告给了罗素，“他听了哈哈大笑”。

这就是蒋梦麟的风格，也是他在那本名为《西潮》的书中所讲述的无数的有意味的故事中的一个。

《西潮》是蒋梦麟1943年在昆明冒着日本飞机丢下炸弹的危险，用英文完成的一本书。《西潮》是蒋梦麟1943年在昆明冒着日本飞机丢下炸弹的危险，用英文完成的一本书，他在书中，回顾自己50年的生活历程。该书1945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当即引起美国学术界的重视。1957年，在台湾出版了中译本，一时洛阳纸贵，即使农村青年，也几乎人手一册。我现在看到的是岳麓书社2000年的版本，初一读便十分喜欢，除了描述南洋公学的那一段外，尤喜其中《迷人的北京》一章，几乎是我所看到的写老北京的最好的文字，觉得无论如何也应选入中学语文或者大学语文一类的书中，以广为人知，方不辜负 蒋梦麟 先生的生花妙笔。

这本作者自称为“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中国）近代史”的书，文风浅近，微含讽刺，小中见大，真可谓老少咸宜。就像他的学生，“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曾做过国立清华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为此书所作的序中说的那样：

这本书最难达到的境界，就是著者讲这个极不平凡时代的事实，而以极平易近人的口吻写出来，这正像孟邻（梦麟）先生做人处世的态度。若不是具备高度文化的修养，真是望尘莫及的。我何敢序 孟邻 先生的大著，只能引王荆公的两句诗以形容他的写法和生平。诗云：

看似平常最奇绝，

成如容易却艰难。

看似平常最奇绝，

成如容易却艰难。知老师者，学生乎？

（作者：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