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科学知识，犹如谱写科学的春天，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科学技术的福祉。在传播科技知识的道路上，我们交通大学的师生和校友们有着可观的业绩和优良的传统。

一 著名校友关注科普工作

茅以升 先生说过：“应当努力做到‘科学属于人民’”。已故老校友、著名桥梁专 家茅以升 先生说过：“应当努力做到‘科学属于人民’。人民有了科学，在思想上便知道追求真理，齐一方向，在物质上便能增加生产，提高生活，在行动上便有组织纪律，活跃、坚强。这些都是团结群众的重要因素。”

著名校友、“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 钱学森 先生远见卓识，历来倡导“科普是建国的大事”。科普是建国的大事。他明确主张，一个有责任感的科技工作者应当把科普视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他说：“一个专业科技工作者要会写学术论文，同时也应该会写科普文章，要把科学领域里的成就写得通俗易懂，人人爱看，才算够格。”

交大师生早期科普活动的科普作品，我最早接触到的是一本名为《通俗文化》的科普刊物。1930年代初某日，我随家人去交大看望一位亲戚，在他那里见到这样一本刊物。因为我还年幼，谈不上索取收存，只记得开头有篇文章，列举作者盼望有几种新的科学发明问世，印象颇深。

1930年，交大成立了科学学院，分设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科学学院的师生们，单独组织了一个团体，就叫科学社。科学社办了一个刊物，定名《科学介绍》，由上海《晨报》代为发行。科学社办了一个刊物，定名《科学介绍》，由上海《晨报》代为发行。内容比较浅显，分为论坛、数学、物理、化学和杂组等部，以讲述基本原理、介绍实用常识为主，如空气的组成、日光灯的构造以及各种化学工艺品的制法等等，取材贴近日常生活，适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只是大概只出了一年便停刊了。

1935年暑假，电机工程学院1937届有几位同学利用假期组织了一个夏令营，到杭州过集体生活。他们把一本《无线电原理及应用》（赫卿荪原著，译者署名丁曦）翻译了出来，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得稿费几百元。他们就以这笔稿费为资金，办起了一本科普期刊，即《科学大众》，我也参加了。《科学大众》办得很成功。几位进步的科普作家如周建人、董纯才、高士其、顾均正、贾祖璋都积极支持，撰写当时在提倡的“科学小品”供《科学大众》发表。生活书店应允代订代售。《科学大众》才出了3期，“八一三”事变发生了。杂志出来后很受欢迎，旋即售罄，还赶忙再版一批应市。但是，却又遭逢不幸：《科学大众》才出了3期，“八一三”事变发生了，日寇入侵淞沪，承印《科学大众》的印刷厂沦于战区，稿版悉遭毁损，已无法继续出刊。

淞沪沦陷后，学校被迫迁入旧法租界中华学艺社和震旦大学两处继续上课。1939年春季，毕业前夕，我和1939、1940等届的几位同学又发起创办了另一本刊物，即《科学生活》。经费来源采取集资的办法，邀约同学约100人，每人出资5元，凑成约500元，就算是开办费。担任编辑工作的先后有马家驹、王安、杨嘉墀等同学。王安毕业后赴美，后来成了世界闻名的电脑发明家。杨嘉墀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技术专家、著名的“863计划”倡议人。文章执笔者几乎也全是交大同学，他们之中有的能写出很好的有思想性的科普文章，如韦文林；有的已经逝去，如傅积和；有的远居海外，如杨天一、朱琪瑶；有的已久无音信，至今令人怀念不已，如 潘 君牧、樊养源。同学汤心豫等则写了几本小书《能的故事》、《空气和水》和《房屋与路》，文章风格清新，由 巴金 先生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所有的编辑、写稿，都是尽义务的，谁也不支取什么编辑费、稿费。所有的编辑、写稿，都是尽义务的，谁也不支取什么编辑费、稿费。我迄今还记得当年骑着一辆自行车在上海马路上为此奔走的情景。尽管如此，还是难以维持。才500元资金，而一本创刊号印刷费就占了300多元，接着续出二期、三期的周转金尚无着落。没奈何只好同另一同学薛光宇两个人跑出去“拉”广告（实际上是募捐），用广告费收入来抵付印刷费。然而在当时的上海租界内，市场混乱，物价如脱缰之马，漫无控制，而我们所收取的广告费，本来就是捐助性质，却难以跟着增加；又由于处境人称“孤岛”，远离腹地，交通阻隔，销路狭窄，发行收入微薄，而支出不断增高，两两相抵，入不敷出，勉力支撑，卒以在坚持一年半之后，不得不暂告停刊。

二 抗战胜利后艰难的科普创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当年创办和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学相继归来，重新聚合于上海，共谋将《科学大众》复刊，要由我来负责。这时候物质条件比较有利，也是由交大同学创办的人人企业公司，可以在资金调拨、房屋设备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方便。这样，《科学大众》便于1946年10月重又与读者见面了。

刊物复刊后，得到我国科学界的大力支持。刊物复刊后，得到我国科学界的大力支持。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曾昭抡、严济慈、张钰哲、杨锺健、 戴文赛等 先生以及中国天文、物理、化学、气象、地质等学会都乐于赞助，惠赐稿件。而我们交大也有多位教师同学积极支持，如曹鹤荪、薛鸿达、周文德、徐名模等。我特别愿提及同学徐名模，他原是化学系学生，很聪明，因病休学在家，病中写些文章。他曾为《科学大众》写过一篇《把情感挽入了科学》的文章，指出一本通俗科学期刊应当具有建设性，科学性。而建设，不仅是物质的，“比较起来，比较起来，精神的或心理的建设也许更是基础的。精神的或心理的建设也许更是基础的”。在解放前的旧中国，他能提出这样真切的见解作为通俗科学刊物思想建设的基础，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

到1948年，鉴于自然科学学科范围广泛，为适应推广宣传的需要，我们又在《科学大众》的基础上，在《科学大众》的基础上，办起了《大众医学》和《大众农业》两种专业性科普期刊。办起了《大众医学》和《大众农业》两种专业性科普期刊。《大众医学》的作者以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们为主；《大众农业》的作者以复旦大学农学院的教授们为主。为了普及科学知识，许多专家学者握笔撰稿。科普宣传的影响由交大一校起始，向更广阔的范围扩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消息闭塞，对国内外形势很不了解，都以为国家从此复兴有望，可以从事建设，跻身于所谓“四强”之列了。然而在严峻的斗争现实教育下，人们逐步地、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统治、压迫下，科学技术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国家也谈不上什么“复兴”。

如果谈发展中国科学，必须基于中国超越了封建社会而向另一较高级的社会制度进展的假定。

一位作者 胡永畅 先生为我们撰文指出：“如果谈发展中国科学，必须基于中国超越了封建社会而向另一较高级的社会制度进展的假定。”（载《科学大众》1949年一月号）我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终于觉醒了。我在刊物上写道：“寒冬既临，春天不远，寒冬既临，春天不远，愿读者和我们坚持自己的信念，等待那好转的一天。愿读者和我们坚持自己的信念，等待那好转的一天。”我表达心愿：“我们希望1949年将是最愉快的一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种综合性和专业性科技和科普期刊在上海纷纷出刊，其中由交大校友主办的就有多种。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创办了《电世界》杂志，其主持人裘维裕、赵曾珏、毛启爽等都是交大的教师和校友。《现代公路》杂志是校友马家驹主持的。在交大机械系执教的张烨校友创办了《汽车世界》，两本杂志后来合并为《汽车与公路》。在铁路局方面工作的曾世荣校友等则发起创办了另一中级科普期刊《现代铁路》。此外尚有历史悠久的《科学画报》，进步的《科学时代》、《工程界》，中华化学工业会主办的《化学世界》，加上我们的3种期刊，总共20来家。在那时候办科学杂志，不是很容易的，我们组织了一个“中国科学期刊协会”，建立联系，互相关心帮助，并曾经为争取生存、改善处境开展联合斗争。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社会混乱，经济崩溃，我们风雨同舟，互相勉励，满怀向往，迎接上海的黎明。民不聊生，杂志维持困难。我们风雨同舟，互相勉励，满怀向往，迎接上海的黎明。

三 新中国科普事业的春天

“一唱雄鸡天下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也向科学普及工作的开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扶植科学文教事业，人民群众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情高涨，各地书店、读者纷纷来信联系订阅。《科学大众》、《大众医学》、《大众农业》等杂志的发行范围迅即扩及全国，印数逐月上升。

1951年，经袁翰青先生倡议，在中央出版总署的鼓励、支持下，《科学大众》《科学大众》刊物由上海移至北京。刊物由上海移至北京，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自1954年起又改由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前身）主办，从此沿着健康发展的光明道路继续前进。

毛泽东主席深切爱护《科学大众》。他曾表示刊物办得不错。他在一次对机关干部讲话时曾称许《科学大众》说：这本杂志知识丰富，我读了觉得有益处，建议大家读一读，从中学到自然科学知识。“这本杂志知识丰富，我读了觉得有益处，建议大家读一读，从中学到自然科学知识。”周总理也推荐这本杂志。《人民日报》还作了专题报道。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注和爱护，党报的介绍，对我们都是莫大的鼓励和有力的鞭策。

《科学大众》由科普协会主办，获得了全国科学界最广泛的热烈支持。首先是郭沫若院长，应我们之请，为《科学大众》题写了刊名，第一天去信，第二天就亲笔写就送来。他还为接办后的第一期撰写了题为《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的专论，表达了热情的关注和殷切的期望。郭院长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要使科学大众化、大众科学化，还要把专门的科学家普及成大众的科学家，把大众的科学提高成专门的科学。这与毛主席指示我们的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精神是一致的。

科普协会为《科学大众》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科普协会副主席竺可桢担任主任委员，委员有刘崇乐、施嘉干等多位科学家。竺副院长一向关心《科学大众》，他在百忙中仍不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亲切的指导。李四光副院长，科普协会主席梁希、副主席茅以升，著名科学家侯德榜、黄家驷、钱学森、朱弘复、周明镇等，都为《科学大众》写稿。《科学大众》的一个特色便是获得很多专家学者积极爱护与支持，热心执笔，因而保证了科学性，并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

交大师生和校友，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曾经经过艰苦的努力和辛勤的探索，做出了自己的奉献。我们交大师生和校友，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曾经经过艰苦的努力和辛勤的探索，作出了自己的奉献。如今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辉煌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思想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将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科技生产力必将有一个新的解放和大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令人振奋。在母校迎来一百周年校庆的时候，我衷心地祈愿，我们交大同学，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更多地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把我们的祖国早日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者：交通大学1939届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