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大历史上，兄弟姐妹、父母子女甚至连绵几代同为校友的并不鲜见。在交大历史上，兄弟姐妹、父母子女甚至连绵几代同为校友的并不鲜见。如，章宗元、章宗祥兄弟是师范院的同窗，胡（敦复、明复、刚复）氏三杰，曾同时在校读书。资深院士张煦当年和哥哥张烈甚至住同一间宿舍。顾廷龙和儿子顾诵芬也先后为交大人。徐名材一家人中读交大的更多，除他进交大学习化工外，弟弟名植（机械）、名标（土木）、名模（化工）、名朴（管理）、名枢（土木），妹妹云裳（化工），都就读交大。更有甚者，徐家的后辈代代都有交大人，可谓最为难得。南洋公学时期，张相文和儿子张星烺入交大读书，先后既为同窗，又为师生。而南洋公学时期，张相文和儿子张星烺入交大读书，先后既为同窗，又为师生，且在相近的领域都颇有建树，大概也创造了一个纪录，传为佳话。

一 父子俩携手入南洋

张相文（1866~1933）字蔚西，号沌谷，清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公元1866年5月29日）生于江苏省桃源县城（今泗阳县）东门外南园。他自幼好学，爱好舆地，博览史传，卓有识见。后师事明师，学问精进，名噪江淮。他自幼好学，爱好舆地，博览史传，卓有识见。后师事明师，学问精进，名噪江淮。甲午战争后，张相文因痛惜清政府将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萌发了研究地理学的决心，四处寻求学习外国史地知识。其后他到苏、常地区的家馆任教，买到一些有地理新鲜内容的书刊，其中有上海格致书院出版的《格致汇编》和徐家汇天主堂出版的《地理备说》等，如获至宝，从中得到了不少地理新知识，更看到中国古舆地学的不足。

1899年初，张相文和儿子张星烺来到人文荟萃的上海，自己进入南洋公学师范院读书，同时兼任中院、外院地理等课，这是中国在中小学设置正规地理课程之始。年仅11岁的张星烺同时考入南洋公学留学甲班（小学低班）。入南洋公学不久，张相文因故辞去工作回原籍，留下星烺独自在上海继续求学。家人很不放心，乡邻更不理解，埋怨、议论张相文痴迷做学问，连孩子也不知疼爱。为此，张相文还写了一首《携儿子星烺就学上》的诗，其中有“别有传家新作计，任教父老惜狂徒”这样两句，别有传家新作计，

任教父老惜狂徒。充分说明父亲决心以学问传家的志向和培养儿子自立、自强的远大眼光。1899年7月，张相文重回南洋公学边学边教。公学美籍教师说，过去他阅读的《格致汇编》和《地理备说》，译文多误，与原文有出入。为能直接阅读外文书刊，从中获得更多更新的地学知识，根据孟德斯鸠法学著作的日文版与友人合译为《万法精理》（今译《论法的精神》），是我国最早的该书中译本。他先后从校内外的日籍教师栗林孝太郎和藤田丰八学习日文，与友人合译了日人著的《中国学术史纲》，后又根据孟德斯鸠法学著作的日文版与友人合译为《万法精理》（今译《论法的精神》），是我国最早的该书中译本。它适应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需要，对辛亥革命党人的思想准备和民国元年制订《临时约法》，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在教授地理课程的同时，他将地理学讲稿加以整理，并参照日本等国外地理教科书资料，编写地理教材，于1901年出版了《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此二书为中国地理课本之嚆矢。出版后多次印刷，销行量达200万部以上。

于1901年出版了《初等地理教科书》（2册，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4册，上海兰陵出版社出版）。此二书为中国地理课本之嚆矢。出版后多次印刷，销行量达200万部以上。其影响之大，出乎出版部门和张相文本人意料之外。我国的地理知识，因而得到第一次大普及，由是海内谈地理者无不知之。在南洋公学时，张相文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除与特班教习蔡元培结为挚友外，还结识了章太炎、邹容等。旋经他们介绍，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多次在章太炎办的《苏报》和蔡元培办的《警钟报》上发表鼓吹革命的文章，并为《警钟报》筹款。不久，章太炎与邹容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张相文曾多次到狱中探望，并与蔡元培奔走营救，章太炎乃得出狱。不久，章太炎与邹容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张相文曾多次到狱中探望，并与蔡元培奔走营救，章太炎乃得出狱。

张星烺幼承家学，早读经史，他在南洋公学不但学习十分刻苦，思想也非常活跃。1902年，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大批学生离开了学校，师范生大都星散。蔡元培与学生共进退，创办了爱国学社，收留了退学的学生。他积极倡言革命，带领爱国学社开展了影响极大的“张园演说”。张相文父子多次到张园听讲。尚留在公学读书的张星烺迫于校方的压力，乃遵从父命退出公学，独自一人到天津，考取了北洋大学，学习理科。

二 父亲潜心地理为先驱

离开南洋公学后，张相文先后任安徽寿州阜丰商业学校校长和广州两广师范讲习所地理教员。1905年开始在上海专门从事著述。1908年，张相文编著出版了《地文学》一书。1908年，张相文编著出版了《地文学》一书（上海文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普通自然地理著作。全书分星界、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5编。在此之前，国内外的自然地理著作内容仅限于无机自然界，而张相文却新增生物界一章，把无机自然与有机自然联系起来，加强了地文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科学性，这在世界地学史上也是一个创举。直到现在，普通自然地理教材的基本内容仍不出这一框架。直到现在，普通自然地理教材的基本内容仍不出这一框架。在这本书里，他参酌东西各大家学说，吸收国外先进的地理学理论，对自然地理许多方面的现象与事实，进行科学的因果分析，试图阐明其形成原因与发展规律。他不仅以我国的实际情况作为例证来分析，而且注重到实用方面，如防霜、避电、培植森林、改良土壤等，直接涉及国计民生，亦开先河。因而，此书出版之后，瞬即供不应求，5年内即印行3版，读者视此书为改革舆地学的指南。

张相文不仅重视研究地理，而且对与地理关系密切的地质学也颇重视。他认为，我国地域面积虽广大，但多山地、高原，如对其地质情况不了解，则对了解这些地区面貌的变迁、资源的开发，都是困难的。我国地域面积虽广大，但多山地、高原，如对其地质情况不了解，则对了解这些地区面貌的变迁、资源的开发，都是困难的。不久，他即以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为底本，编著四册《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在地质地貌方面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

张相文编写了上述一些著作，虽有利于将我国旧地学向新地学方向发展，但他仍不满足，认为如能到国内各地实地考察，把考察所得与新地学知识结合起来研究，则研究所得，不仅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地学水平，而且也有利于强国富民。此后他的足迹，南到岭南，北至塞外，不仅到齐鲁、冀北、内蒙、山西、热河等地作过许多地理考察，而且在河套地区进行过垦殖试验，努力使地理研究与改造社会相结合。他就考察所得，写了二三十篇专题论著。这些反映地学研究成果的论文，大多收集在《南园丛稿》一书中。

20世纪初期，张相文感到一个人研究地学，“足迹所经，检查测量，均苦其有限”，因而想联络国内诸地学人士，共同相互切磋，以期集思广益，并拟创办地学刊物，将各人研究所得，公之于众，以利于广大国人地学水平的提高。1909年9月28日，他邀请白毓昆、张伯苓、陶懋立、韩怀礼等地质和地理学家、教育界官员及各校师生100多人，在天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该会于1912年迁往北京），他担任中国地学会会长，长达20年之久。自己担任中国地学会会长，长达20年之久，为创建中国的近代科学地理学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地学会刚成立，张相文即着手筹备创办会刊《地学杂志》。经几个月筹备，《地学杂志》以刊登“地学上最新之发明”为主，“选择材料力求新颖”。《地学杂志》创刊号便于1910年问世了。《地学杂志》以刊登“地学上最新之发明”为主，“选择材料力求新颖”。较之传统的地理文献，它是一种全新学术刊物。自创刊起至1937年因抗战暂时停刊止，历28年，共出版181期，共载文1600余篇，载文的范围相当广泛，是我国地学文献的重要宝库。

1933年，张相文病逝。他的一生，正处在我国旧的舆地学末期和近代地理学从萌芽状态到初步形成的过渡时期。他是改革我国旧地学和推动地理学发展的先驱。

三 儿子学贯中西亦巨擘

中国旧文化不足立国。进北洋大学以后，张星烺因成绩出色，于1906年被选派赴美国留学，同时出国的官费生和私费生40余人。这是继同治十一年(1872)之后，清政府第二次成批派出的留学生。其父张相文此时已认识到“中国旧文化不足立国”，因而积极支持儿子远渡重洋深造。张星烺进入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化学专业学习。3年后，张星烺自哈佛大学化学系毕业，又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生理化学，暇时好读史书。

正当张星烺在德国潜心苦读之际，辛亥革命爆发，父亲张相文在北方参与组织了滦州起义。父辈的革命思想早在他少年时就有了很大影响，其革命行动更激起他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张星烺在柏林大学取得学位之后，谢绝了国外的重金聘请，毅然于1912年8月回国，抱着“实业救国”的热切愿望，欲将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科学技术知识贡献给祖国。但在当时动荡的政局和恶劣的环境下，他不但无从施展自己的抱负，还要为生计奔波，身心倍受摧残，不幸患上肺结核病。因无钱住院治疗，他只得在浙江黄岩岳父家养病。张星烺的岳父是清末知名的国学家，家中藏书很多。对史地本有一定基础的他，便利用养病之机饱读史书，多方搜集中西交通史资料，立志要在史学领域有所作为。

凄风苦雨，孤灯寒月。历经十几年“凄风苦雨，孤灯寒月”，张星烺矢志不渝，费尽心力，从中国的正史、野史、游记、文集、笔记等274种书籍和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等42种书籍中，摘录有关资料，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民族、文化、科技、历史、政治、经济、生物以及重要的历史人物，无不一一采撷，并作考证。终于在1926年38岁时，完成了《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初稿。他把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这部书的编辑工作。

1919年，张星烺应蔡元培先生聘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同时与父亲张相文一起兼任该校国史编纂员，并被派往日本调查民国史料。1926年，他应聘为厦门大学国文研究所所长，还先后在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学府担任教授，讲授过《中西交通史》、《秦以前史》、《宋辽金元史》、《南洋史地》、《政治地理》等课程，海内外许多有成就的历史学者皆曾蒙其教诲。除任教编史以外，张星烺还继续不断地搜集中外关系史方面的有关史料。先后翻译了两种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第一种是英国学者利玉尔（Herry Yule）五卷版本中的导言和第一卷，分别在1924年和1929年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文版。另一种是拜内戴拖（Benedetto）所著的普及本。

1930年，《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正式出版。1930年，《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正式出版，全书共分6大册，3000多页，100余万字，按8个题目编写：一、上古时期中外交通，中国与欧洲交通；二、中国与非洲交通；三、中国与阿拉伯交通；四、中国与亚美尼亚交通；五、中国与犹太交通；六、中国与伊兰（伊朗）交通；七、中国与中亚及土耳其交通；八、中国与印度交通。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除资料十分丰富以外，还包括不少作者个人的研究心得，即作者的专题研究论著。如在第一册附录中的《支那名号考》中，他详细论证了“支那”即“秦”的论点，澄清了这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946～1950年，张星烺还曾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由于长期带病工作，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于1951年7月与世长辞，终年63岁。临终时他给子女留下遗言，把父亲张相文和自己的所有藏书及自己的手稿，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

张相文、张星烺父子求学南洋，以学问传家。张相文、张星烺父子求学南洋，以学问传家，也正是交大精神延绵不绝，薪尽火传的传奇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