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 · 档案 · 文博网| 数字档案馆| 校史博物馆

您现在的位置在：

首页 > 校史文萃 > 正文
交通大学与辛亥革命
发布日期：2018-03-20    撰稿：    摄影：
字号：[大中小]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终结了我国自秦代以来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这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素有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的交通大学（时称“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自然也不会置身事外，交大的师生校友毅然投身这一革命洪流之中，在近代民主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上海光复起义中的交大学生军
 
武昌起义爆发前，同盟会领导人黄兴曾秘密来沪作动员演讲，当场血书“驱除鞑虏”四字，交大有不少学生前往聆听，大家群情激奋。当时校内有不少革命志士，譬如学校的体操助教许奇松就是同盟会的成员，他和周颂贤等激进学生组织了以反清革命为宗旨的“中华革命党”。在军国民主义的影响之下，当时全校上下广泛开展了兵式体操运动，使得学生受到了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为此学校还领得了400支步枪以及相当数量的子弹。
武昌起义后，南方诸省群起响应。11月3日上海起义开始，陈其美率领商团和救火队等组织围攻清廷在上海统治的堡垒——江南制造局。这时校内的革命师生纷纷走出校门，在校友钮永建的领导下加入到攻打制造局的大军之中。钮永建（1870-1965），字惕生，号天心，上海人，是同盟会及国民党元老。1898年入南洋公学师范班学习，旋即任公学教习。1900年东渡日本，进入士官学校学习。留日期间开始倾向革命，曾为邹容的《革命军》初稿润色。由于钮是上海本地人，故而上海起义开始后，他被推举为沪军都督。但是为了避免革命阵营的分裂，钮永建坚决辞拒，而让贤于陈其美。
1952年，钮永建在台北探望南洋公学同窗吴稚晖。
江南制造局在当晚便被攻克，守军投降。学生回校后，在学校原有的400支枪的基础上，再加上从制造局缴获来的武器，开始与革命的老师分开，独立组建自己的学生军。校足球队的门将张松龄被大家推举为学生军的队长。此后学生军开赴上海周边地区，参与光复毗邻的江苏各县。
为联络上海其他各校的学生军，大家认为应设一司令部，而地点就选择在了学校旁的李鸿章祠堂——在其原址上后建起了复旦中学。由于李公祠的正门在租界越界筑路范围内，为避开骑马的巡捕，学生军成员绕道法华镇，攻入其后门，迅速制服看护，将其接管。大家将李鸿章的铜像头部用白布包起，意为使其无面目面对革命同胞。
各地学生军纷纷成立后，孙中山认为志愿参加革命的学生不同于普通军人，应当独立成军，便令钮永建为学生军司令。此后南北议和，光复任务基本完成，学生军也就自行解散，多数人重返学校继续求学生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钮永建担任临时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后代行总长职务，并作为革命军全权代表伍廷芳的军事参赞，参与南北议和。
  
左 钮永建为1927级南洋大学纪念册题写刊名
右 吴稚晖为《交大唐院季刊》（1935年）题写刊名
唐文治与革命中的南洋大学堂
辛亥革命爆发时，学校的监督（即校长）是唐文治。唐文治顺应历史潮流。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他以身作则，率先剪去了自己的辫子，以示与清廷一刀两断之决心。1911年11月12日《申报》上《革命声中之南洋大学》一文记载全校“职员、学生于昨晨开剪发大会。自唐监督蔚芝以下，同时剪发，无一留者。”
唐文治像
由于 “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校名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学校仍与清廷保持着隶属关系，经过再三斟酌，1911年11月6日唐文治决定讲校名改为南洋大学。当日下午，全校师生在大礼堂集合，唐亲自登台宣布“本校自今日起改名‘中国南洋大学堂’，诸生当知以维持学堂之毅力维持新中国”。在体制上仿照西方大学堂制度，废除教务、斋务、庶务三长，以免隔阂。教务之事分科，由科长担任；斋务事由监学担任；庶务长改为庶务员。最后唐用“固结团体、保守秩序、提倡风气、咸与维新”四语勉励诸生。唐演讲完毕，就有学生谭作民谓唐乃中国学界革命之第一人，谓本校改革即为全国学校改革之机。校名的更改使得学校的校舍避免了被革命军征作他用。
杨廷栋拟就清帝《退位诏书》
杨廷栋，字翼之，江苏吴县人。1898年以南洋公学中院官费生的身份赴日本留学。他翻译出版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在日期间加入了中国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积极参与有革命倾向的《国民报》的撰稿。

1898年底，杨廷栋、雷奋、章宗祥等6人出国前与同学合影。
1910年，江苏成立咨议局，杨被苏州民众推选为议员，遂与担任江苏咨议局主席的张謇相识。此后杨廷栋与南洋公学时的同窗雷奋（南洋公学中院学生）一起成为张謇的左膀右臂，每有重大决策，二人都参与其中。
辛亥革命南北和谈之时，张謇被推为退位诏书的起草人。其时，杨正在苏州家中，张謇、雷奋二人便前往苏州。三人在苏州火车站旁的维瀛旅社闭门构思，主要是杨廷栋拟就的，文成后由雷奋送给袁世凯，由其转交隆裕太后。事后近代著名书画家杨倩、吴湖帆作《秋夜草疏图》以志此事，《秋夜草疏图》现存台北历史博物馆，已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物。
杨廷栋所拟诏书文笔老道，且令相关各方面都能满意。就清王室而言，诏书允诺给予优待，并让帝室有体面的台阶可下；对于革命党人而言，诏书满足了他们对于共和政体的渴望；尤为重要的是诏书中承诺将由袁世凯执掌大权，使得南北妥协有了可能。
孙中山莅校演讲
1912年底，孙中山来我校发表演说。彼时他已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正着力于全国铁路交通建设。孙中山在上院文治堂内发表了近两个小时的演讲。内容主要是计划在未来修筑20万公里的铁路，尤其是要修建横跨国内南、北、中的三条铁路大动脉。他勉励大家投身于铁道事业。此外还涉及了纸币政策及对日、俄的外交政策。
全校师生听后大受鼓舞，许多人从此以铁路建设和管理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追求。当时正就读于土木科一年级、后成为“中国铁路先驱者”并担任过交大校长的凌鸿勋后来谈到说“由于听了国父演讲，我毕业后长期从事铁路工作，未始不是受了这一伟大启示。”
1919年孙中山又来过交大一次，介绍自己的《实业计划》一书，其中提出了利用三峡水利发电、改善长江航运的设想。此外二十年代初，孙中山还为交大的《南洋周刊》题写刊名“南洋”，为《技击部成立十周年纪念册》题词“强国强种”。
 
左：孙中山先生为本校学生会编《南洋周刊》题写刊名
右：1912年底孙中山先生来校演讲（油画）
南京临时政府中的校友阁员
1912年1月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内阁的29名成员之中，交大校友就占了5位，他们分别是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外交部总长王宠惠、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北洋大学堂毕业后任教南洋公学）、参谋部次长兼议和参事钮永建以及法制顾问章宗祥（南洋公学师范生）。
这其中，蔡元培（1868-1940）先生曾于1901年9月至1912年11月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并成为黄炎培、邵力子等一大批日后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人物的启蒙老师。特班解散后，他有组织成立了“爱国学社”。以后参与组建光复会，不久又加入同盟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总长。
王宠惠（1881-1958）是近代著名法学家。清末也曾任教于南洋公学，后在盛宣怀资助下先后赴日、美、英留学。留学期间他积极参与革命派刊物《国民报》的英文版撰述。此后王宠惠又协助孙中山起草了《第一次对外宣言》，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辛亥革命后，由他取代了呼声极高的伍廷芳出任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
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召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左三为教育总长蔡元培、左四为财政总长陈锦涛、右二为外交总长王宠惠。
辛亥二烈士——白毓昆与唐榕炳
辛亥年间，我校还涌现出白毓昆和唐榕炳两位舍生取义的革命志士。
白毓昆（1868-1912），字雅雨，江苏南通人。1899年入南洋公学师范院学习并任外院教习。后任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和北洋法政学堂，成为李大钊的启蒙老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参与创建“北方革命协会”。12月31日，白亲赴滦州组织起义，并成立北方革命政府，任参谋长。次年1月5日，起义失败，白毓昆被清军俘获，7日在通州古冶遇害。就义前白留有《绝命诗》一首：“慷慨吞胡羯，舍南就北难。革命当流血，成功总在天。希望后起者，同志气相连。”滦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发生于清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给清廷造成了巨大心理冲击，加速了帝制的终结。当年9月，民国政府追认其为陆军上将。
唐榕炳（？--1911），号伯文，广东香山人。1909年毕业于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大时名）附属中学，旋入学校的船政科继续深造。唐是学校足球健将。1911年春他离校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不幸被俘，病逝狱中。唐虽未与“七十二烈士”一起就义，但壮举犹同。 
辛亥时期其他知名校友
与辛亥革命相关的交大校友，除上文提到的几位，实则还有不少。
如民初江苏都督庄蕴宽（1866-1932）1910年曾来校任教导主任。庄蕴宽，字思缄，江苏武进人。清末曾在广西创设法政学堂和陆军干部学堂，同情革命，曾成功掩护遭清政府通缉的黄兴离境前往越南。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接替程德全任江苏都督，为维护当地的治安稳定作出了贡献。后出任都肃政史、审计院长。袁袁世凯图谋称帝之际，又致书袁痛陈帝制之不可为。
 “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吴稚晖（1865-1953）于1898年起在南洋公学教授国文，同时兼师范班学长，并主持小学事务。1902年他与蔡元培一同发起“爱国学社”，任学监及国文教员。1903年因《苏报》案遭清政府通缉，前往日本，结识孙中山，1905年加入同盟会。 
辛亥时期和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蔡锷（1882-1916）也曾与交大有过一段学缘。1898年他由长沙时务学堂转入上海南洋公学，当时用名蔡艮寅。武昌起义后，蔡锷在昆明领导起义，成立了云南军政府。袁世凯称帝后，蔡锷组织发动了反袁的“护国战争”。
此外，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1901年9月至1903年春开设）及师范院学生中还涌现出好些位同盟会会员。如“二次革命”时李烈钧的重要助手、民初参议员魏斯炅（1873-1921）就曾就读于公学特班，后来东渡日本，攻读政法，加入同盟会后曾奉孙中山之命前往南洋与当地华侨华人联络，筹措革命经费；近代政治家、教育家邵力子（1882-1967）也是特班生，他在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与于右任等人一同创立《民立报》，倡导国民独立思想，宣传革命主张；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1878-1965）是1901年考入公学特班的，赴日后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著名教育家、私立南洋中学创建者王植善（即王培荪，1876-1953）则是南洋公学师范院学生，同时也是同盟会会员；而著名学者谢无量（1884-1964）则于1901年进入特班学习，在校期间用名谢澄，谢曾参与《苏报》的撰稿，后因《苏报》案的牵连而一度流亡日本， 1911年参加了保路运动，后任孙中山大本营秘书长和参议长。
百年风云，弹指一挥间。从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运动的“墨水瓶事件”直至解放前夕学校赢得“民主堡垒”之美誉，爱国民主的革命传统在交大可谓由来已久。辛亥时期学校的师生校友为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值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谨为此小文以表达对先贤的缅怀之情。
【浏览次数】：人
友情链接: 校史 · 档案 · 文博... 数字档案馆 校史博物馆

Copyright© 2018 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管理中心

上海市东川路800 号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