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创建于1896年。此前两年即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成为中国的耻辱。1895年，盛宣怀怀着“兴学强国”的目的，报请清政府批准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现天津大学）；次年，又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盛氏先此有奏折题为《条陈自强大计折》，陈述“育才之要”说“西国人才之盛，皆出于学堂”。这位晚清洋务派要员曾说，“本大臣不谙文语，每逢办理交涉备尝艰辛”，“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盛宣怀在1896年的《清设学堂片》中总结了日本的强国之道，指出：“日本维新未久，观其来者亦往往接武西士。”“日本明治初元，鹿儿岛马关战屡失利，诸藩皆择遣藩士翘楚，厚其资装，就学外国，今当路诸人，率出于此。”接着盛氏对比中国指出：“中国遣使交邻，时逾廿载……，然犹不免有乏才之叹者。何欤？毋亦孔孟义理之学未植其本，中外政治之故未通其大，虽娴熟其语言文字，仅同于小道，可观而不足以致远也。”1896年清政府批准设立南洋公学，到1928年定名“国立交通大学”，前后32年，8次改变校名，几乎每4年要改个校名，这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和交大自身的探索和改革。（为叙述方便，本文凡涉及校名时一般用“交通大学”。）盛宣怀亲自制订了学校结构、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开放性政策，千方百计派出公费留学生，同时重金聘请外籍教员到学校任教。办学模式、招生办法，落实了经费来源、校舍选址和建设，确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开放性政策，千方百计派出公费留学生。同时重金聘请外籍教员到学校任教。学校与外籍教员的合同规定，“专任课程，凡学堂内外一切他事不得于干预”，如有违反，“得即行辞退”。他还聘请了美国人约翰·福开森担任监院（President）。盛宣怀是学校的第一把手，福氏是学校的第三把手，当时第二把手叫公学总办（Manager,有时也叫公学总理）。盛宣怀是学校的第一把手，福氏是学校的第三把手，当时第二把手叫公学总办（Manager,有时也叫公学总理）。监院的权、责很大，校舍的规划建筑、设备课程的确定、教员的聘任（除中文师资）、学生的管理均由监院主持。公学总理奉盛氏之命与福氏订了一个“议定约款”（聘用合同），进行约束，规定聘期“四年为限”，“监院应听总理节制”，对学生“有必须斥退者，应请总理察核施行；学生犯规经总理汰除，监院不得请留”。《聘福开森为南洋公学监院（合同）》，《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页3这与外国教会在中国办学截然不同。这与外国教会在中国办学截然不同。

 对清朝的历史，江泽民同志有过一段讲话：“清朝从1664年到1911年共延续了268年。从1661年到1796年是史称为‘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先进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也正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的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这个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啊！”显然，盛宣怀办学是记取了这样一些历史教训的。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特准盛宣怀在紫禁城骑马像盛宣怀这种办西学、育人才，把西方技术学过来的举措，即使就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能不能称之为爱国行为？交通大学就是在盛宣怀发展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如铁路、航运、电报、钢铁、开矿等的鼎盛时期，报请清政府批准创立的。创办者的目的是培养人才，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商务法律学过来以“强国”，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盛宣怀这种办西学、育人才，把西方技术学过来的举措，即使就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能不能称之为爱国行为？对清末洋务派办西学（现代学校）应如何评价？以推翻腐败的清政权揭竿而起的农民运动和由秘密结社发展起来的革命党人，他们的行为一直为人们称颂。另一方面，清政府的武将对外国列强的侵略奋勇抵抗，如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的英雄们、将士们；一些文官（数量不多）则办学育才，引进西学，输入科学技术和国际商务法律，一百多年的历史实践表明，也应该说都是爱国行为。对清廷将士们如抵御外敌，保国护民，作为爱国行为来评价，历来基本上没有分歧。可是在一些史书中，对像盛宣怀这样的洋务派官员以保清廷大统为职志，把外国先进技术学过来，旨在强国，评价就不一样了。持否定之说者认为，洋务派的改良主义是为了维护清廷统治，是行不通的，行不通的就不可称之为爱国；清政府是要推翻的，办教育，引进西学，为了维护清政府，就不是爱国行为；更为极端者把洋务派人物一律称之谓“洋奴”、“买办”，甚至扣上“卖国主义”的帽子。

 清廷是当时中国的政府，其文武官员为了维护中国主权，武的练兵习武，购买外国制造的舰船枪炮，抵御侵略，引进西学，派出留学生，聘请外籍教师，育才强国，从思想上讲都是爱国思想，从行动上讲都是爱国行动。文的引进西学，派出留学生，聘请外籍教师，育才强国，从思想上讲都是爱国思想，从行动上讲都是爱国行动。但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对洋务派的评价否定多于肯定呢？我的看法是，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与“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2000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的意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有关。近百年来，常常一谈到与洋人往来接触，向洋人学习，总是放不下架子，而扣起帽子来动辄“崇洋媚外”、“里通外国”，至“文化大革命”时更是到了荒唐的地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改革开放。即使这样，对外开放上还是阻力不断，特区的姓“资”姓“社”之争大兴，海南岛洋浦的开发更是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我们可以想象，一百年前盛宣怀引进西学，发展近代产业受到的压力有多大。清末的武将与外国的交往是“对阵”，输了由文官去收拾；有的文官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成为历史的罪人。但也有文官如盛宣怀等，主张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过来，以求自强，后人也往往把他们与清政府的昏庸高官以及签订丧权辱国的文官混在一起，难以承认这些人的先进思想与爱国行为。

  1896年，清政府批准创办交大，作为历史这是一个正面的爱国决策，是打破闭关自守、引进科学技术的创举。1896年，清政府批准创办交大，作为历史，这是一个正面的爱国决策，是打破闭关自守、引进科学技术的创举。有论者把交通大学的成立和起始的十年定位在“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结成同盟的洋务运动产物，为洋务运动的兴衰作了陪葬”，《交通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页48这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交大既没有衰落，也没有陪葬，而是发展了，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大学之一。晚清政府可能办错了一百件事，一万件事，但是批准办交大乃是一件做对了的好事。晚清政府可能办错了一百件事，一万件事，但是批准办交大乃是一件做对了的好事。创办人和当时的教职员及投考的学生，从现在能够看到的史料，他们中绝大多数为了振兴中华而办学，而教学，而求学，那时从交大出来的学生的大多数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振兴中华脚踏实地地工作、奋斗。因此要讲交通大学爱国传统的渊源，实事求是，应该从建校时算起，这是交大的骄傲，交大的光荣！

 盛宣怀留下了大量书稿和史料，他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回避不了的人物。盛宣怀作为清政府一位主要从事对外经贸交往、办实业、有权有势的高官，他看到了中国的落后，他看到了中国的落后，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和商务法律的进步。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和商务法律的进步。盛宣怀当然自称是孔孟之徒，但是他说，“致力中学者，率迷于章句，哔之迂途”，“孔孟义理之说未植其本”。他看到了中国当时科举制度的弊端，深知孔孟之道不能强国。但是他不能也不可能直截了当说“孔孟之道不能强国”，他看到了中国当时科举制度的弊端，深知孔孟之道不能强国。否则岂不成了打到孔家店的革命党？从盛宣怀的办实业、办西学的实践看“本”就是“强盛中国”。但是“本”也在客观上留下了可理解成清朝的统治的空间。盛宣怀急于把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搬到中国来，他抓住各种机遇办了如航运、铁路、钢铁、邮电、煤炭、纺织、银行等实业，其中许多在中国是开创性的。盛宣怀在中国加快发展资本主义，用各种手段集资扩股，亦官亦商，项目一会儿官办，一会儿商办，一会儿官督商办。他周旋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和清王室高官之间，在发展资本主义这点上长袖善舞，办近代实业的本领不同凡响。张之洞办不下去的中国第一家钢铁厂汉阳铁厂，请他接办。袁世凯当了北洋大臣，趁盛宣怀父亡“守制”，抢走了他经营多年、赚钱的轮船和电报二局。到1895年，事业发展了，他急于培养一批懂洋务又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要用自己培养出来的人取代中国企业里掌握科学技术的洋人。他多次说要培养出一批与外国人打交道不吃亏的官吏、专家。他先在天津，第二年又在上海办起了两所按西方模式教学的新式学堂，在中国教育史上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一个爱国创举。他先在天津，第二年又在上海办起了两所按西方模式教学的新式学堂，在中国教育史上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一个爱国创举。历史人物，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办了很多事的人物，是很复杂的，除了极少数人物要彻底否定，对多数历史人物不要肯定一点就肯定一切，否定一点就否定一切。盛宣怀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盛宣怀的事业高峰，发生了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之一还是盛宣怀的所谓“铁路干线国有”，引起了川、粤、两湖的反对，爆发了武昌起义。保皇派资政院以盛宣怀的“铁路国有”触发了武昌起义，把盛宣怀作为替罪羊，列举盛氏四条罪状，结论是“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1911年10月26日，作为邮传部右侍郎的盛宣怀被清王朝下令革职，“永不叙用”。10月28日盛氏离开北京，到了日本。盛氏在南方的一部分财产也被革命党人没收接管。

 对盛宣怀的评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 先生显然高出一筹。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那时认为，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中国已经“共和告成”了，可以转向“振兴实业”了，他当时到处讲几年内中国要建20万公里铁路，要修深水港，要开矿办厂等等。就在他离开上海赴南京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夕，还专门到交通大学作了两小时的演讲，叙述他的建设蓝图。 孙中山 先生知道，盛宣怀办的交大是一所培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建设新中国的急需人才的现代学堂。他根本不把盛宣怀当作反革命或遗老。 孙中山 先生知道，盛宣怀办的交大是一所培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建设新中国的急需人才的现代学堂。他根本不把盛宣怀当作反革命或遗老，上任后不久就表示：“民国与盛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盛私产已用去者，恐难追回，不动产可承认发还。若回华可承认保护。”《盛宣怀别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534盛居日本期间，孙与盛多次信函往来。孙中山要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对此，1912年3月8日盛宣怀复函孙中山：“公以一手变天下如反掌，即以一手让天下如敝屣，皆以为民也。惟中华之民穷困极矣，非洞开门户，大兴实业，恐仍不能副公挽回时局之苦心。”公以一手变天下如反掌，即以一手让天下如敝屣，皆以为民也。惟中华之民穷困极矣，非洞开门户，大兴实业，恐仍不能副公挽回时局之苦心。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壬子亲笔函稿》3月15日孙中山即复函盛宣怀，“兴实业以振时局，为今日不可少之着。执事伟论实获我心。弟不日解组，即将从事于此。执事经验至富，必有以教我也。”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愚斋亲笔存稿》盛宣怀1912年10月从日本回到上海后，还和孙中山面谈了两次，还按照孙中山对盛宣怀的愿望抵制了日本吞并中国汉冶萍公司的企图。孙中山对盛宣怀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他看到了盛氏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强国富民的思想和经验，包括办新式学堂，是中国急需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化，“阶级分析”的教条化，艰苦办学的武训被批判成了地主阶级代表，清正廉洁的海瑞被“四人帮”打成坏官。在这种情况下，对创办交大的既不是出身“贫下中农”又当了清政府大官的盛宣怀视而不见，已是上上大吉。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后，上海交大于1986年建校90周年时在新上院为 盛宣怀 先生树立了一尊铜像。虽然当时没有对盛宣怀作出全面评价，但是在校园里树立铜像本身即表明，后人将永远纪念这位为了振兴中华而创办交通大学的爱国历史人物。后人将永远纪念这位为了振兴中华而创办交通大学的爱国历史人物。这是对 盛宣怀 先生极为恰当的历史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