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江的历史印迹。值此欣逢校庆之际，特推出“120周年，交大曾经走过”“交大印迹”专栏，彰往考来，发扬踔厉，崇树风徽。

唐文治不仅在困难重重中发展了学校，更重要的是他倡导和培育了以国家为己任的求实学、务实业的学风校风。在早年的仕途生涯中，唐文治便重视学校教育，提倡实行重教政策，将教育视为社会长治久安、挽救民族危局的一项举措。他把国家比作一所大学校，认为善教远胜于善政，“善政可以定一时，善教可以淑数世。行其教者治，不行其教者乱”，从而认为教育是立国的“命根”，振兴国家的希望所冀。这也成为他弃政从教的思想根源。    

清末民初，崇尚实业及实业教育成为国内各种进步社会力量普遍认同的一种观念，唐文治便是其中一位持尚实观念，并身体力行的教育家。深受儒家士子经世思想的浸润，加上外务部、商部等实务部门的任职经历，唐文治体察到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必须向先进的西方学习，兴办农、工、商诸实业，而发展近代实业离不开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更离不开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兴办传授科技的学校也就显得十分紧迫。他在停科举、兴宪政之时便预言，“天下之才，将尽出于学校……天下所仰赖者，非学生而谁赖？”（唐文治：《学校培养人才论》（1909年）。王桐荪、胡邦彦、冯俊森等选注：《唐文治文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他这里所言的学校，是指按照西方模式培养具备近代学识的新式学校，并非阐扬三纲五常、重义轻利以科举为旨归的学校教育；这里所指的学生，是以政治学术、外交法律、农工商诸业为知识对象的专业人才，并非仅仅讲究“修齐治平”的儒生。在商部任职期间，他极力推崇“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倡导广设西式学堂，学习西方科技以富国强兵，大力倡导在各地设立实业学堂。1903年商部成立伊始，唐文治便考虑到实业专才是振兴工商的根本，首先主持创办了京师高等实业学堂，设立化学、机器、电气、矿业四个专科，不到一年即建成校舍、各类实验室及实习工厂，规模为当时工程专科学校中少见，成为各地设立实业学堂的模范学校。    

唐文治推崇实业救国，主张尚实教育，与他为官时两次出国考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首次出国是在1901年《辛丑条约》订立之后，清廷派专使户部侍郎那桐赴日，就义和团枪杀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道歉，唐文治随同出国。第二次是1902年，英国新国王爱德华七世举行加冕典礼，清廷派载振为专使大臣赴英庆贺，唐文治也随使前往。到英国之后，又转赴法、比、美、日等国访问。两度出国的经历，使他有了与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进行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对比我国落后的现状，唐文治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日本是由于师法英国和德国，竭力整理海陆军及工商事宜，出现了国富民强的中兴时期。考察了英国的教育之后，他非常赞赏牛津大学，认为“名儒名相都出其中”。由此，他深感中国要振兴必须走实业救国的道路，要大办自己的民族工业，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而培养专才就要大兴新式教育事业。    

求实学的教育思想在唐文治为官期间就已经开始萌发，真正付之于实践是在任职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期间。1908年，他为学校制定的教育宗旨中提出：“本学堂分设高等学科，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明确要培养造就学以致用的实业人才。唐文治任职校长之际，正是清末新政引进新学制、废除科举取士的新旧教育转型之时，教育的功能开始从科举选官转为培养振兴社会生产、国计民生的实业人才。然而，由于新旧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加上清廷实施新式教育的目的是加强专制统治，使得新学堂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清政府对高等小学直至通儒院的毕业生，给予与科举无异的举、贡、生、员等出身，还授予相应的官职。这种不彻底的学校改制，使青年学生依旧沉醉于“学而优则仕”的虚荣仕途之中，损害了近代教育精神，违背了求实学的教育目的。    

对科举制度的残余，唐文治深恶痛绝，认为改革后的学堂制度，并未真正做到清政府学部制定的“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教育宗旨。他呈文学部，明确主张教育应进一步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废除给出身、奖实官的科举弊端，要求在办学之中贯彻尚实思想。呈文还认为，科举既已停废，学校教育自应专重科学。科学尚实，不宜诱之以虚荣。各类学堂要以尚实为宗旨，使人人趋向实学。要是科举制度下的举、贡、生、员之名目不废，仍然夹杂在新教育中，“则人人各挟一科举之旧念，犹将赖仕进以为生活之路。”唐文治认为这种旧制度残余与尚实的教育宗旨背道而驰，如此人才将消磨至尽。学生在校时忙于应付考试而不重视实学，毕业后对农工商等实业不屑从事。他强烈要求彻底铲除给名授官的科举弊端，建议对毕业生的名目和任用，都应向西方的教育制度学习，中学堂、高等小学以上毕业者称某学堂毕业生，高等学堂毕业者称某科学士，大学堂毕业者称某科博士。这样，才能与西方学堂一致，而又与尚实之义相符。唐文治针对清末教育革新中的弊端，明确提出了尚实的教育思想，中心内容是“求实学、务实业”。求实学的目的是为了务实业，即“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专才。而要达到务实业，前提必先求实学，学校要教育学生趋重实学，要勤奋刻苦，一丝不苟地学习科技知识，学用结合，掌握务实的本领。    

唐文治要求在校生学习期间踏实刻苦地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技能，走上社会以后，仍然要以同样的精神去务实业，去发展民族工业，做些实际的工作。在当时的校园内，一面催人奋进的校旗飘扬在学校上空，一首令人激昂向上的校歌时时回荡在学生心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交大学子以求实务实的精神努力拼搏，为中华崛起而发奋读书。校旗上，一只雄姿焕发的猛狮，前脚踏着地球，目光炯炯，傲视远方。这幅雄狮脚踏地球图，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实业必将振兴，国力终会由衰转强，到那时中国犹如睡狮已醒来，崛起在世界之林。校旗时刻召唤着青年学子要树立振兴中华的宏大志向。配合校旗的是一首振奋人心的校歌，歌词写道：“醒狮起，搏大地，壮哉吾校旗，愿吾师生全体明白旗中意，既醒勿睡，既明勿昧，精神常提起，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便是光辉吾校旗。” “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集中体现了唐文治的尚实办学思想，也成为历代交大人孜孜以求的座右铭。    

作者：杨莉莉辑自《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    

单位：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