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江的历史印迹。值此欣逢校庆之际，特推出“120周年，交大曾经走过”“交大印迹”专栏，彰往考来，发扬踔厉，崇树风徽。

课堂之外衣食住行、文体娱乐之类的日常生活，是学生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校管理制度的延续，比起规范的课堂学习生活来说，课外生活是多姿多彩,生动活泼的，它又是一所学校精神风貌和校园文化的体现。     

南洋公学师生合影

南洋公学时期学生日常生活因缺乏史料，难得全貌，但也可以从零星资料和部分师生回忆录中窥见一斑。比如在服饰方面，公学规定，“学生衣履须完整洁净，不得赤体乱堆，盘绕发辫，不得装束怪诞，过涉华靡。”加上“来学者大率寒?为多”,因此公学学生大多衣装朴素整洁。从现存公学时期的三张师生合影可知，师生大多身穿长袍，外罩深色马褂，头戴瓜皮帽，足登圆口布鞋，其中两张合影后于松柏翠绿的校园内，人与物显得较为相称，而另一张身着长袍马褂的百余名师生（当中三名外籍教员除外），与他们身后典型的西式建筑上院以及所接受的新式教育很不协调。      

传统装束并不利于体育运动，学校就发给每人一套操衣，以便全体学生上操做运动时能够轻装上阵。操衣仿当时军服而制，周身镶以云头。当学生被选派出国时，公学支给他们一笔不菲的治装费，剪去发辫，以一派西式青年的装饰前往海外“剪发易服”只有留学生可以享受，而对于公学在校生来说，脑后都留有一根辫子。这给学习紧张的学生带来了额外负担，早上起来，除了洗脸，还要梳头，时间来不及，于是学生之间“往往两个人彼此合作，互相替对方梳头”。     

学生饭厅

公学学生的食宿全部由学校免费提供。中院、上院各有食堂一座，每日三餐时间分别7：00、11：30、18：00，周末则稍稍向后推迟一些。就餐时师生同食，饭厅列数十桌，每桌学生六七人，外加一位师范生或教习陪食。曾有学生回忆说：“每日三餐亦由各班依照年龄排列成行而进饭厅，每桌学生六名外，均有师范生一名伴食，须俟全体食毕，方可一同起立而散。”说明所定就餐规则得以施行。这些规则几乎将饭前、饭时、饭后过程和注意事项都作了细致安排，甚至连学生座位也一一固定，用餐时须对号入座，这种程序化的规定有利于培养学生讲求秩序的习惯，且师生同食的做法，利于师生之间的交流，也可以起到保证学生饮食质量的作用。     

学生寝室

所有学生照章一律免费住宿校内。公学初办时，将临时校舍后的空余二层楼的货物仓库改装成学生宿舍。据章宗祥回忆说：“楼上楼下各分东西两大室，室置寝榻数十张，若邮船之三等舱。中间一室，为监宿者所居，由师范生轮值，余亦常任此职。学生寝息及起床，仿兵队式，各依定时，受监宿者之指挥。”     

课堂

中院、上院建成后，两院三楼均用作学生及部分教习宿舍，蔡元培任特班总教习时就住在中院，而并无专门的学生宿舍楼，但住宿条件已有改善。上院未竣工前，全部住在中院，后来中院学生住中院，特班、师范院、附小学生分别住在上院三楼的52间房间内。各级学生住宿条件和管理制度存在很大差异。特班、师范院学生住宿条件最好，“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的，有二人一室的。”特班、师范院的卧室管理也很宽松，可以自定起卧时间，也可以在宿舍自行研修。相比来说，中院、附小学生的住宿条件与管理方法与前者有着天壤之别。一班二三十人一齐住在一个大卧室里，管理也特别严格。      

每逢星期六、星期日（时称休沐日），全校从星期六下午开始放假。附小学生如要回家，需要家长亲自来校领回，中院以上的学生请假后即可外出，可以调剂一下紧张单一的校园生活。当时通向上海县城及租界主要是上述海格路、徐家汇路两条道路，前者通向静安寺、公共租界，后者通向县城的西门，都可以直达闹市区。此外，还可以从蒲汇塘、肇嘉浜等水路乘船外出。公共租界福州路的茶馆饭庄是外地学生常常光顾的地方。蒋梦麟回忆录曾提及他和同学们的周末生活：“到礼拜六和礼拜天时，常常到福州路的奇芳茶馆去坐坐，那时候，上海所有的学生都喜欢到奇芳去吃茶，同时参加热烈的讨论。”就在这个茶馆里，一位乔装打扮的革命党人在兜售革命书刊，任何革命书刊都可以从他手里买得到。于是，周末外出成为接受革命思想的一个较好机会，地处偏僻、管理严格的公学校园也不可避免地被时代思潮所影响。      

公学还通过一系列规章及定期活动将礼仪纳入学生日常生活之中。南洋公学章程定有10条“相见仪节”，对祭孔仪节，师生、教习与教习、学生与学生之间在不同场合相见礼节，以及学生与来校宾客、亲友会面方式都作了具体规定。其中祭孔仪节最为庄重，也是学校最大的集体活动。上述“相见仪节”第一条即规定：“每岁入学、散学及吉月、月望皆谒先师室行礼，向晨戒鼓，总理率合院师生依次入室，赞行三跪九叩礼。”不少师生在回忆或日记里曾留下关于祭孔活动的文字，卫国垣回忆说：      

每月朔望拜孔一次，不论师生职员一律参加，即如监院福开森先生虽系出身教士，亦穿其大学毕业礼服，冠蓝顶方帽（系三品衔，由盛宫保奏请赐予者）随总办之后步入礼堂，但向至圣先师孔子神位行礼时，彼即退立在旁，担任监察职务而不行礼，以符基督教规，三跪九叩首行礼毕后，福先生即趋立总办身旁，受全体学生之鞠躬敬礼而退，于是学生亦相互行礼，各依次退出礼堂。

每逢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孔诞，学校悬灯结彩，放假庆祝。祭孔活动在清末时期我国新式学堂中普遍存在，并以制度形式确立下来，就是在民国初年也还在部分学校中存在，这是尊孔忠君的道德教育在中国新旧教育转型时期的一种现象。南洋公学所处的时代，近代民主思想还处在启蒙阶段，儒家传统文化和专制观念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中西学之间的冲突并非势均力敌。公学对于象征儒家正统观念的祭孔活动不遗余力，师生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对祭孔活动也习以为常，并认为祭孔能够抵制校内福开森等推行西化，校外教会学校施行生活基督化。当时学生常说：“我们尊孔针对约翰崇耶”、“我们将来做深通中西的新式官，约翰学生只好做洋人手下的买办”。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中院生俞子夷认为：“此等尊孔方式恰与约翰之间星期日做礼拜，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庆祝耶稣圣诞相匹敌。”对祭孔态度的认识，反映了学生不甘外人压制和完全西化的思想。      

当学生、教职员不幸患病时，可以随时前往设在上院的诊室医治。诊病室又称养息所，设于1898年2月，延聘黄荣仁为医员。学生因病缺课，也须有他开具的证明。黄医生还协助福开森监督提供给学生的食物，市场上买回的蔬菜和肉食都要经过检验。1903年1月，公学经费吃紧，辞退黄荣仁，改请略懂中医的教习储桂山兼任医员。当时学生家属不信西医信中医，本地学生患病时往往回家调养，外省学生便成为黄荣仁诊治的主要对象。限于当时医疗设备与技术，学生中时有染疾去世者。仅据吴稚晖《南洋公学记事稿》所载1899年9月到1900年7月近一年内，就先后有4名学生相继病故。      

来源：王宗光主编、欧七斤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一卷“南洋公学”。      

单位：党史校史研究室（档案馆合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