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江的历史印迹。值此欣逢校庆之际，特推出“120周年，交大曾经走过”“交大印迹”专栏，彰往考来，发扬踔厉，崇树风徽。

蔡元培因事繁任重辞职时，提议交通部部长王伯群兼任校长职务。此议很快得到批准，王伯群成为继叶恭绰之后第二位管辖部门部长兼掌交大的校长。在1928年7月1日新校长王伯群就职宣誓仪式上，主持监誓的蔡元培称部长兼任校长有“三利”：一是能知道国家需要何种人才而培养；二是经费容易筹措；三是人才可以做到学以致用。     

王伯群校长

就职后，王伯群对交通部部属大学按照叶恭绰当年的做法再次进行改组，将沪、唐、平三校合并，组成交通大学，定名“交通部直辖交通大学”；全校分设三地，上海设电机工程、机械工程及交通管理三学院，唐山设土木工程学院，北平设交通管理学院分院。不久，北平分院改称为交通管理学院。     

就在学校改组进行当中，交通部自身也实行改组。这年10月，国民政府为加快建筑铁路和路政管理，将交通部内铁道处独立扩建成铁道部，任命孙中山之子孙科（1891~1973年）为首任部长，以实现其父筑路10万英里的宏愿。交通大学长期以最能够体现先进交通技术的铁道专业为重，交通部部长王伯群不得不忍痛割爱，将交大划归新设铁道部，校长兼职也随之辞却。     

孙科校长（1928-1930年在任）

铁道部接手交大后，由孙科部长兼任校长，继续交通部对学校的改组步伐，仍将三处合并，统称铁道部交通大学，再以上海各学院作为大学本部，定全校办公处于上海校部，总领沪、唐、平三处校务。1929年6月，实际代行校长职务的副校长黎照寰驻校办公。至于校名，孙科认为交通大学陆续沿用将近10年，声名远扬，深入人心，不便更动为“铁道大学”，仍然定名为交通大学。     

这样，交大历经多次改组与频繁更变，由分而合，由合而分，又由分而合，叶恭绰合组的交通大学还是成为最后的选择。可以说，叶恭绰当年合组交大的思路和设计，虽然在时事不宁的年代屡遭反复，然而，毕竟成为后人发展交通教育的范本，其内在需求来自于主管部门统一交通教育与协调各校发展的强烈意愿。     

孙科为《交通大学年刊》题词：“尊闻行知”（1931年）

抱着满腔宏愿、决意继承父志的首任铁道部长孙科，准备干一番大修铁路的宏伟事业，因此对延揽人才和交通教育相当重视。上任之初，他把“整理人事、培养人才”确定为发展铁道建设的四大方案之一。部中曾有人向他建言，若需要人才可以到教育部所属大学去选用，不必自办，况且停办大学还能节省不少经费。孙科却不以为然，主张“非自办不可”，认为求人不如求己，且交大有着数十年的办学经验。他还认为不仅要自办，而且要大办。     

在黎照寰鼎力筹划下，孙科主持设立了交通教育整理委员会和铁道部选派留学委员会，以部校双方重要职员为委员，着重对交通大学进行规划与扩充，提出了为期10年的人才培养计划与校务规划。人才计划是要在未来10年内，培养出具有高深学问的专门人才2800名，其中包括土木工程师1000名、管理学家1000名、机械工程师500名、电机工程师300名。校务规划主要有改善组织、增加经费、重建校舍、提高程度、充实内容、增进教学功能、改善教员待遇、部路校联成一体、加强研究调查、改订毕业生实习及留学办法等方面，以期“从物质上重新建设交大”，同时也要“从精神上提起交大的精神”。     

1929年1月，交通大学成立扩充设计委员会，制订学科课程、设备经费、校舍建筑等具体方案，开始协同铁道部全面实施上述规划。经过1年多的筹划安排，到1930年秋，从领导体制、培养目标与任务、教学方针、学校规模、经费来源和校舍建筑等方面，都做了比较全面的实施细则，基本上把“部（铁道部）、路（铁路）、校（交大）联成一贯”，形成“部校合作”体系。     

交大自晚清创办以来，主管机关自商部、邮传部、交通部以至铁道部，均属交通实业部门而非教育部直辖。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各实业建设部门、学校之间形成了一种“建教合作精神”。实业部门从自身人才需求出发，规定办校宗旨、制定人才培养目标、供给经费、任命负责人等；学校则按照上述要求，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培养各部所需专才，毕业生实习、就业由主管机关统一安排分配。学校对于教育部，除了执行一般性的教育法令和规章外，几乎不受其节制。在唐文治掌校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时期，办学经费、学科扩建及学校升格问题，始终是部、校之间难以解开的疙瘩；20年代的南洋大学时期，领导体制、学潮学运，当然还有学校长年累月索催经费，交通部、学校之间因此长期闹得不愉快，特别是1922年董事会风波中，学校师生和交通部公然对抗，关系紧张。     

1930年代早期的校门

而30年代可以说是建教合作的“蜜月期”。铁道部在经费供给上出手大方，学校费用较前大为宽裕。1929年2月和1930年10月，铁道部曾先后两次拨给上海本部第一批建设费75万元；办学经费扶摇直上，由先前的一二万元增加至五六万元，在30年代中期一般每年经费仅上海本部就愈百万之巨。在领导体制上，校长由铁道部长呈请国民政府简任，各院院长由校长呈请铁道部任命。铁道部委任次长黎照寰为校长，专办教育；黎照寰热心育才，成为联系部校之间的最佳桥梁。他的任职一直持续到抗战时期，结束了自唐文治之后校长频繁更替变动的局面。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依照铁道交通机关的需要，根据铁道交通工作的要求、特点确定教学方法，设置学科，制定教学计划，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在毕业生出路问题上，交大培养的是铁道交通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部校双方注意供求调剂，毕业生多分配到铁道交通系统，因而校中师生都能够安心教读，这在“毕业即失业”的年代实属难能可贵。     

作者：李文佳辑自《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盛懿 孙萍 欧七斤编著）     

单位：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