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江的历史印迹。值此欣逢校庆之际，特推出“120周年，交大曾经走过”“交大印迹”专栏，彰往考来，发扬踔厉，崇树风徽。

1989年，钱学森撰写文章《回顾与展望》，回忆在交大的读书时光，对母校的发展提出殷切的希望。在文中，钱学森谈到了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后赴美攻读时的一个“惊人”发现：“1935年秋，我刚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就发现交通大学的课程安排全部照抄此校的，连实验课的实验内容也都是一样的。交通大学是把此校搬到中国来了！”因此钱学森认为，交通大学的大学本科教学水平在当时是属于世界先进行列的。   

1989年2月，钱学森撰《回顾与展望》手稿（部分）

无独有偶。钱学森的同级校友、后来成为我国著名通讯科学家的张煦院士，1937年来到麻省留学，同样发现交大的教学、设施以及各年级所用的教材，都与MIT的极为相似。   

其实从20、30年代起，交通大学“东方的MIT”的美誉，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1930年10月在黎照寰任校长的就职仪式上，国民政府代表、上海市市长张群就说，“交大的地位，在中国可谓首屈一指的，而且是唯一的工业教育学府。外人看来，仿佛交大是英国的剑桥、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   

“东方MIT”之美誉是交大敢为人先、善于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经验的凝结。20年代初改组交通大学后，学校继续秉承前人向西方学习的做法，甚至打算与欧美部分大学建立直接沟通交流的机制，以达到追赶世界大学教育潮流的目的。叶恭绰在合组交通大学时就提出管理要师法欧美，设备要参酌中西，这样，“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晋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从中可见渴望学习并追赶西方先进大学的热情。    

此时，前监院福开森获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拟在中国设立工程学院，认为设在交通大学是最好不过的，就将麻省草拟的办学章程寄送沪校主任张铸，这样部分交大毕业生也就同时可以成为麻省毕业生。叶恭绰与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一度接洽，拟双方合作，各出资金，改进我国工程教育。1922年，经叶恭绰出面，学校又与巴黎大学联合向法国当局提议，以法国部分庚子退款，用于沟通文化教育。可惜这两项合作正在筹划实施之时，因叶恭绰去职、大学再次改组而中途夭折。   

直接与国外大学进行合作办学的愿望未能实现，而交大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学校管理等方面，效仿欧美各先进大学的努力一直在继续着。在改组成立大学时，学校举凡学制、课程、管理等都参照了各国大学办法，实现了向现代大学的转轨。学校仿照外国一些大学，改学年制为选科单位制度，4年内学生习满160至180单位（相当于学分）才能毕业，准予授予学士学位。预科或附中毕业之后，在工程或管理选择一科；到大学工程科三年级时再选择机械、电机中的一科；四年级时学科内分门，学生最后专选一门精研。这种选科单位制比学年制灵活，更加符合教学和培养人才的客观规律，在中国专门教育中属于创举，适应当时世界最新大学教育的趋势。从1928年度开始，交大又参考欧美一些大学的选修制，完善选科单位制，实行学年学分制。将课程一般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规定选修课3类，只是选修课比例不大，所占课程比例不到10%，每门课程按照一定规则规定学分数，而不以先前授课时数计算单位。学生于四年内至少修满185个学分方可以毕业，实际各院执行过程中普遍超过这个标准。从学年制、选科单位制到学年学分制，是学习西方教育经验的结果，也是交大教学制度的一个进步，学位制的实行表明了教学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效仿西方大学最直接的莫过于课程设置方面。这一时期的课程设置主要以美国为模仿对象，建立课程体系。工程学院和科学学院的课程，主要以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等相关系科为蓝本。教材也有不少直接从麻省和哈佛等院校引进，或是留美教师当年教科书及讲义的翻印本，多系外文原版。上课时中英文混用，试题与实验报告等作业都要求用英文书写。课程设置原则仍遵循美国的“通才教育”思想，主次兼习，知识面广，交叉课程多，基础理论课程多，重视实验、设计、实习等实践环节，一年级多为共同基础课，二年级为专业基础课，三年级为比较高深的专业理论，四年级分门，研习专业应用。整个安排先注意培养学术具有的广博基础，然后由博返约，使学生不至于偏于一科。麻省理工学院30年代初提出“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口号，加强理科学系，实现了向理工大学转型。此时，交通大学也建立科学学院，注重基础课程的教学，同样走上理科与工管结合的道路。1937年5月，留学麻省的1934届毕业生费骅应校长黎照寰之约，给母校写了一封汇报该校情况的信，信中就谈到麻省专业课程除一二门最新外，与交大所授课程大致相同。    

管理学院在仿照美国大学设置课程也十分突出。1929年12月29日，新任铁道管理学院院长钟伟成在院务会议提出根本改订课程议案。钟伟成鉴于管理学院课程过于偏重学理而脱离实际，有重复、不衔接、不活动、杂乱四大弱点，指出与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如根本改订。他提议仿照美国纽约大学商学院，将全部课程分为5大类：必修课程、选修的必修课程、普通必修课程、选修的普通必修课程、其他选修课程。学生应在第三学年开始时于规定的主要科目中，选定一门主要课程，每科至少需要习25学分；除了主要科目以外，须要认定第一次要科、第二次要科，分别为15、10学分。对于四学年的课程安排，第一年专读普通必修课，第二年普通必修及铁路管理之部分，第三年专重铁路管理主要必修各科及一部分选修课，第四年专修铁路管理专门及高深学识。最后，会议通过钟伟成关于根本改订课程编制的提案。这次会议遗留下的记录，保留至今，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交通大学对于学习美国大学教育经验是不遗余力的。    

20世纪以来，美国有着世界最新的西方科技教育，特别是实科教育最为发达；交大教师中很多是留美返国的学生，以美国著名大学作为交大的蓝本成为必然。不过，交通大学效仿美国，经历了全盘西化到有选择有借鉴的演变。先是照搬全抄，通盘接受，从教科书到教员，都依赖外国“引进”。后来，随着本国教师主导地位的确定，自身教育经验的积累，学校结合我国学生特点、交通工业的实际情况等，对待欧美工科大学教育演变为“拿来”后借鉴消化，有所选择，有所变通，努力促进西方教育的民族化。有些教授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也编写了一些中文教材。20年代大学教授编写授课讲义计有8种，由校图书馆印行；30年代学校鼓励教师暑假外出考察中国实业，编写适应国情的教材，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交通大学丛书”，到抗战前夕就不下10余种。至于以著作和讲义作为教材，就更多了。单就管理学院而言，到1936年全院写成50余部，使一半课程采用了自编自著的中文教材。    

1936年毕业生合影

办学规模与条件的扩大和改善，师资力量的日渐雄厚，教学特色的逐步定型，有效的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经验，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提升过程，同时在此过程中形成一种合力，提高了交大教学的实际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到30年代，交大的教学质量基本接近世界同类院校的水平，这一点集中体现到对毕业生的社会国内外需求和评价方面。在历年考取的国家公派留学生名单中，交通大学毕业生名列前茅，引领风骚。比如全国最看重的清华留美公费考试。自1920年起至1925年止，全国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共计20名，交大学生考取者占到7名，一校独占三分之一强。从1933年留美公费考试重新恢复招考至1936共举行4届，本校考取18人，约占20%，其中有青年时代的钱学森、张光斗、张煦等著名科学家。再如，至1936年10月止，全国曾举办4届中英庚款公费生考试，计录取79名，其中工科类25人，考取的交大毕业生就有12名之多。1934年，教育部招考留欧官费生25人，赴意大利学习航空工程。交大独中13人，又占了半壁江山。   

1937年5月留美学生费骅向母校报告麻省理工学院情况（部分）

交通大学的教育水平不仅饮誉国内，也得到外国院校及教授的认可和赞誉。后任交通大学沪校主任的张铸自南洋公学毕业后，到英国申请入读格拉斯哥大学，照章应参加该校入学考试。当该校在审查张铸的文凭时，见南洋所授学程较高，就免试让他入学。自此之后，凡是南洋毕业生到英国进入大学，均可以直接入读，无需参加入学考试。“南洋”的这一品牌效应一直延续到交大时期，抗战时，1940届毕业生王安去美国哈佛大学时，由于战乱没有能够带上交大毕业证书和成绩单，哈佛知道他是交大毕业的，决定破格录取。1934年10月，留美南洋同学会函告母校说，在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伊利诺大学、密西根大学等院校的交大同学，成绩无不出人头地，教授对于交大同学之称誉，实远在其他各校之上。在与欧美大学隔绝数十年后，1979年交大首个访美代表团怀着“重续前缘”的热切愿望飞赴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当代表们对院长说：“交大是东方的MIT”，没想到这位院长却说“MIT是西方的交大”。礼节性的答语再现了交大曾有的历史地位和辉煌时代。    

作者：杨莉莉辑自《三个世纪的跨越》（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    

单位：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