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江的历史印迹。值此欣逢校庆之际，特推出“120周年，交大曾经走过”“交大印迹”专栏，彰往考来，发扬踔厉，崇树风徽。

1930年1月9日，老上海新新酒楼，欢声笑语，杯觥交错。     

交通大学副校长黎照寰设宴于此，欢送铁道部选派赴美的赵祖康、曹丽顺、沈奏廷等11名交大历届毕业生。席间，黎照寰亲手送给每人一份特殊的礼物——孙中山的两本英文版著作《实业计划》和《三民主义》，语重心长地对赴美学生说，孙先生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宏伟蓝图和远景计划，中国还很落后，发展实业是唯一的振兴之路。叮嘱学生赴美后，要很好学习孙先生的思想主张，更要刻苦用功，勤奋钻研，增长知识，掌握先进技术，以学成归国做实业计划的实行家。     

培育“《实业计划》的实行家”，养成“高深建设专才”，是黎照寰办理交大的宗旨，也是他的人才观念。黎照寰自幼接受新式教育，留美期间更是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追求民主科学、思想自由，以科学救国、实业兴邦为己任，在美时即加入中国科学社，参与组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归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活动，信奉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推崇实业救国，并长期在实业、交通部门任职，试图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他认为，清末以来武力救国、政治救国、思想救国等，都曾一一尝试，却未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唯有精研科学，振兴工业，才能“外抗强敌，内裕民生”。而要实现科学救国，从根本上论，其关键更在于能否培养专才。北伐的成功，全国形式上的统一，被他认为实施实业计划抱负的大好时机。而实现实业计划的关键在于人才，到交通大学任职为黎照寰提供了大显身手、一展宏图的舞台。黎照寰认为交通大学是当时国内唯一且是最高的工业学府，造就工程、科学及管理人才，是其当仁不让的使命。掌校之初，他就在孙科的支持下制订了人才培养十年计划，约计培养工程、管理及科学高级人才2800名。在随后主持制订的《交通大学规章》中，规定“养成三民主义化之交通建设专才”是学校宗旨，《交通大学学则》也明定学校“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交通建设专才”宗旨。     

所谓实行家，在黎照寰看来，一方面要学以致用，以适应中国建设的需要，人数不在其多，而在于其精。他在阐述交大人才培养宗旨时说：“我们的目的不是在芸芸众生中，用投机的方法，以期造出一两个有才华的人。有杰出的人材产生固然是更好，但未有也不要紧，只要我们每个同学都为可用之才。”一方面实行家又要成为专家，是个基础理论扎实的高级技术人才。他认为人才分高中低三级，交通大学立意在培养高级人才，由他们担负“指导管理与建设之责任”，并期望他们有所发明和创造。     

对于实行家所需的素质，黎照寰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强调塑造学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在1930年的一次纪念周会上，他对学生说，“凡学生须注重于德、智、体三育上之修养，盖学生于学识上须有充分之涵养，于体格上须练成健全之体魄，于道德上须有相当之训练。才识丰，体力雄，志行高，具此三者，始能任重致远，为国效劳”。要求学生应“注重知识的获得，身体的锻炼，道德的修养，充分准备一切，务使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大学教育不单是传授知识，更应重视人格的培养。黎照寰对于学生道德的教育、人格的养成特别重视。他认为健全人格的要素第一要有志向，有为科学救国而奋发有为的理想；第二要有意志，有进行坚忍不拔、孜孜不倦的努力。另外还要有自治独立精神，不为声色货利所引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据此，黎照寰主张对学生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及道德修养，打破个人主义封建思想及投机取利的观念，“从积极方面，施以主义的熏陶，道德的修养，人格的养成，高尚兴趣的培养”。   

1937年1月，交通大学寒假参观团赴镇江考察

为养成具有高深学问、德智体三育兼具的实行家，黎照寰极力劝导学生以求学为天职，不必过问政治。他认为交通实业为国家经济及国防命脉，应独立服务于国计民生，脱离政治漩涡。交大培养的交通工业人才，在培养时期只需明白其实行家之责任，锻炼其独立服务之意志，静修专务，避免卷入学潮。因此，他要求学生“只需在校潜心学术，惟冀学业之猛进，他事可不问也”。即使在为挽救民族危难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黎照寰还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学生静心读书，“学生之天职为读书，勿忘天职”，“我国青年学生动辄高呼口号，为国牺牲，誓死抗敌等语，殊不知除战之外，尚有做与想二途也。深望诸君安心读书”。    

为了保证学生专心求学，他制订公布了《交通大学学则》，推行较为严厉的管理措施。首先，增加课时和严格学分制管理，各班每周授课时数在30小时以上，至毕业时至少须修满180学分，实际各院毕业生所修学分超过此数，而教育部规定的学分限额最低132学分，最高为157学分。黎照寰认为这是对高等教育的增进，使交大学生以四年之所学等于他校五年。其次严格考试，考试分临时和学期两种，临时考试即小考次数频繁，每学期一般各种考试有四五十种。再次严格考勤，按照旷课时数实施记点，合计每20点给予警告一次，三次警告予以退学。还规定一门科目旷课超过五分之一者不得参加考试。最后严格升留级制度。必修科补考不及格须重修，两门以上不及格者留级，接连两次留级者勒令退学。     

对于黎照寰要求学生以求学为天职的做法，当时校内外即有不同看法。1934年教育部视察员认为，交大学生课业过重，缺少研习时间。学生也在疲于应付各种大小考试，并向黎照寰及铁道部提出减少课业时间的请求。黎照寰的这种做法，既有体现他主张学术远离政治的观点，也反映了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现实消极妥协的一面。在民族内外危机交迫的30年代，爱国青年热血沸腾，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而国民政府当局三申五令要求学校防范学生的“越轨行动”。黎照寰不愿对学生的救国运动粗暴干涉，又不能置当局的“切责”于不顾，于是要求学生一心向学，这成为黎照寰“周旋”于学生与当局之间的“调和剂”。这样做法对于营造勤俭朴实的学风、教学管理的制度化、提高学生学业水平，确实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然而，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依然让学生埋首书斋，这不能不对当时进步青年的思想觉醒和革命活动产生消极的影响。而事实上，黎照寰要求学生关起门来读书，不仅学生们办不到，黎照寰自己也做不到“关门办学”。当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交大徐家汇校园被侵占，师生们在局促的租界中艰难维持交大续脉的时候，黎照寰极力要求学生“专心向学”、“不问政治”的理想也就此破灭。     

作者：李文佳辑自《三个世纪的跨越》（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     

单位：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