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江的历史印迹。值此欣逢校庆之际，特推出“120周年，交大曾经走过”“交大印迹”专栏，彰往考来，发扬踔厉，崇树风徽。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又挑起“八·一三”事变，将战火烧到我国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处在战区之内的交通大学，被推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校园随时会遭到日军的轰炸和侵占，为应付危局保存学校，交大师生体验时艰，处惊不乱，于硝烟弥漫中就近将图书、设备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带——法租界，在炮火隆隆声中维持了基本教学，将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交通大学被日本宪兵队、东亚同文书院占用后的校门

“七·七”事变战端一开，东南沿海一带形势紧张。校长黎照寰意识到战祸必定殃及学校，便着手组织搬移委员会，筹备转移图书、仪器。根据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的搬迁经验，学校在法租界租房数处，将重要图书快速地迁至租界内分散储藏。各个实验室、工场的仪器设备也尽量装箱待运。“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战火首先在沪东北地区点燃，交大偏居沪西南，距淞沪战场相对较远，且与保持中立状态的法租界只有一路之隔，校外宿舍更是在校门对面的租界境内。有利的地理位置加上先期的准备，给转移图书设备提供了空间和时间。到上海失陷前，价值30万元共8万余册的图书资料全部迁出校园。以后经过多次转移整理，图书大部分存藏于借租的震旦大学（即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址）校内，开课后仍可部分满足师生参考借阅。实验机械、仪器设备的搬迁，以工学院任务最重，机器设备除一部分供实验应用外，均装箱搬运至震旦大学、汶林路（今宛平南路）、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等处存放，后又搬至震旦大学地下层；理学院各系精密仪器很多，各系师生们连夜抢运。化学系的实验仪器极易损坏，系主任徐名材和学生借来一辆大板车，轻拿轻放，缓缓而行，往返数十次，才把实验设备运至校外宿舍。迁移出校的物品遵循分散保存的原则，分别存放在校外宿舍、震旦大学、中华学艺社、中国科学社、中华化学工业会、文华油墨厂、永固油漆厂等十余处。到日军侵占交大校园时，除了房屋、土地等不动产，以及少数不能拆卸的锅炉、汽轮机外，仪器、图书、机件、家具等价值共计110万余元的可动校产大部分搬运出校，保存了交大经营数十年的教学设备，为抗战期间留在上海的交大在租界维持艰难的教学，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保障。   

交通大学借用震旦大学校舍函件

搬迁教学设备进行得较为有序顺利，但在上海濒临沦亡、校园即将被占之际，交大是如同图书设备一般就近迁入租界内，在外国势力的庇护下开课，还是像当时许多东南沿海高等院校一样，内迁到大后方更为安全的地带，成为交大师生首先面临的艰难抉择。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和教育部对战争的长期性估计不足，缺乏对战时全国教育的统筹规划，未能就高等院校内迁做出合理的安排，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交大实现内迁的可能。    

1937年8月12日，刚刚从铁道部手中接过交大管辖权的教育部，在战云密布之时指令交大仍在沪作开学准备，对内迁一事只字不提。及至9月初即将开学时，战事日益猛烈，日军战机时常在徐家汇校园上空盘旋，校内开课无法进行。9月6日，交大教授会议决定，三四年级先设法在法租界租屋上课，一二年级暂迁内地上课，首次提出部分内迁的想法。然而却得不到教育主管机关的同意。同日，教育部密电：“交大素著成绩，政府期望至殷，所处环境可勉励进行，务望立即设法开学，为国效力。”指令学校在原校址或上海其他处所设法开学。学校在情况危急之中，多次召开教授会议和教务会议，商议预备开课的问题，分函各级学生于9月20日至30日通讯注册，待人数确定后再择期分散开学；同时作出“暂时迁移内地”的决定，制定内迁方案，准备先让一二年级迁往浙江兰溪，必要时三四年级学生也迁往该地，并派人前往查看校址；还议定在西南内地择地筹备正式校址。应该说学校明显倾向于内迁，至少主张部分留沪、部分内迁的两地分校办法，这是一种视战时局势变化较为明智的可进可退之策。但是上报教育部后又遭到断然否决，教育部要求交大“应在原址及上海租界内其他地方设法疏散，使各年级一律开课”。致使分设上海、内地两处，待时而举的内迁计划仍然无法实施。当冒着战火前来注册的学生日益增多时，学校遂决定三四年级先行开学。10月11日，学校在炮火的隆隆声中开学，三四年级在校外宿舍开始上课，大多数教职员均能按时到校报到。10月下旬，战线逐渐西移，上海大部分地区沦陷，租界边缘的校外宿舍也变得岌岌可危，内迁再次成为师生上下一致的主张。在校的高年级学生群情激奋，强烈建议校方撤离校外宿舍，着手内迁至云、贵、川一带。校方也以为上海沦陷敌手后，租界将变成孤岛，即使能在其中暂时上课，师生安全也无保障，经费汇兑阻滞，并且随时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会让租界也演成战场。因此，交大势必难以维持而告中断。与其在租界仰人鼻息，听人支配，不如早日搬迁内地刻苦自强。11月初上海沦陷前，学校以教授会名义推选钟伟成、丁嗣贤两位教授赴南京，向教育、铁道两部陈述准允立即内迁昆明、并拨10万元搬迁费的请求。教育、铁道两部以内地条件不如上海、内迁须要通盘规划、租界开课较为安全等为由，不同意交大内迁。钟、丁两教授无功而返，在回沪途中闻知上海已经失陷，辗转折回南京再次请求内迁，两部仍以维持上课不必内迁相告。    

内迁屡屡受挫难以成行，学校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决计暂先顺势在法租界开课，日后再作迁校打算。法租界开始不准交大租屋，交涉多次后才获准租借震旦大学部分校舍和中华学艺社（今上海文艺出版社社址）大部分房屋，作为上课、住宿使用。储藏各处有待内迁的大部分图书、办公家具及部分实验设备，也逐渐分批转移到震旦、学艺社两处。到上海失陷前为止，学校完成了移校租界，各院系四个年级全部上课，到职教职员210人，报到入学的学生共计566人（包括其他大学的借读生89人）。交大撤离徐家汇后，原校址一度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难民营，拥入大量流离失所的中国难民。11月30日，日本宪兵队开进徐家汇校舍，设立“宪兵队徐家汇分驻所”，交大所遗校产全部被占用。翌年4月，经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协商同意，大部分校舍让与原在虹桥路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随后，日本宪兵队将难民全部驱离校园，4月8日，也就是在交大42周年校庆日，东亚同文书院师生进驻交大校园，摘下交通大学校牌，改挂东亚同文书院的校牌。    

从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至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为止，上海经历了长达4年的“孤岛”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势力还暂时无法全部控制租界，对存在于租界内的交大也奈何不得。然而，公共租界、法租界已被日军团团包围，内迁路线基本被切断，学校失去内迁的可能，只得继续设法在租界上课，开始了交大有史以来最为艰难的办学历程。    

作者：杨莉莉辑自《三个世纪的跨越》（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    

单位：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