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第一手资料，创新的论点”三句话，是我做学问遵守的准则。三者综合运用制成的产品，即是“学术”(著作)二字的含义，这也才能称得上科学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有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问题，例如：地学要靠勘测，矿学要靠钻探、化验，病理学要靠解剖等等。我们搞历史学的，也不例外的要掌握和运用第一手资料。不挖掘寻找第一手资料，学术就难以发展。历史学的第一手资料，除官书记载之外，应从档案、文献、私人记述，以及大量奏稿、函稿等获得，对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来说，当然也应如此。其中研究某一人物譬如盛宣怀其人，尤应挖掘更多的第一手原始材料。 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代实业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所办的近代轮船、电报、煤铁矿、冶炼、铁路、银行、纺织等企业，和所办中国最早的两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当时又称南洋大学堂)等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都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所极其需要的，学术界、历史学界应该将他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然而，终二十世纪从盛宣怀逝世后近九十年来，研究者很少，其中资料难得是重要原因之一。我编著的这本《盛宣怀年谱长编》，就是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难得”，为学者和后来者提供比较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关于盛宣怀的资料，可以用“也多也少”来概括，即资料很多却很难弄到手。论个人档案材料，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资料”和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的盛宣怀亲笔函电、条陈等稿与朋僚函电稿，数以几十万件计；盛氏个人的奏稿、电稿、函稿、文稿，据行家估计可编一部约达二千五百万字的《盛宣怀全集》，超过李鸿章(李约有二千万字)，是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历史人物最多的。有关盛宣怀的资料已出版的，除1938年刊行的《愚斋存稿》一百卷（内含《补遗》十二卷)，从1980年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局》、《甲午中日战争》(上、下两册)、《汉冶萍公司》(一、二两册)、《中国通商银行》等约五千余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下两册)、《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上、中、下三册)、《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清末议订中外商约交涉》(上、下两册)等约五千页；另外，还从盛宣怀朋僚来函中选出影印刊行《近代名人手札真迹》九巨册。此外，中华书局于1960年出版了近三百页的《盛宣怀未刊信稿》。 有关盛宣怀的资料从已出版刊行的看，可谓多矣！为什么还要编《盛宣怀年谱长编》呢？ 一是因为对学者们说，这些出版物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八册很难得到；二是因为除《愚斋存稿》、《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两部书基本上是盛宣怀自己的文稿外，其他各书盛宣怀本人的文稿占很小比例。第三是由于我多年积累的约有几千张未刊的有关盛宣怀的资料卡片可选录于“长编”中。我在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支持下，于1960年前后近三年间，在约五百万字的“李鸿章未刊稿”中摘录了不少与盛宣怀有关的资料卡片(“文革”中被抄家损失的于“文革”后重新摘抄)；又于1970年代中后期到1983年七八年间，在盛宣怀档案资料中抄录了更多的盛宣怀资料卡片。这些卡片史料，《愚斋存稿》未曾编入。当年编《愚斋存稿》的计划分四个部分：《奏稿》、《电稿》、《函稿》、《文稿》均起自1896年，刊行者只有“奏”、“电”两稿，函稿、文稿未见刊行。函稿已经整理抄写(文稿未整理)，装订成三十余册，封面上书“亲笔函稿”四字，未刊行。另有抄写成册者《东海亲笔信稿》、《戊戌亲笔信稿》、《思惠斋亲笔函稿》、《军务亲笔函稿》等。我在上述近四十本“亲笔函稿”中，摘录到不少未见或罕见的珍贵资料。应该说明，这些“亲笔函稿”均非盛宣怀亲笔，而是从“亲笔”底稿中抄录的。这些亲笔底稿我一件未看到过。本谱中注明“亲笔函稿”字样是根据装订成册抄件封面上的名称。但我在盛档1896年以前的大堆稿件中，却看到不少盛宣怀亲笔写的文稿、信函、企业章程、条陈等件，按需要抄录了一些。我认为上述这些资料更为珍贵。把这些材料编进“长编”中，对学者们作研究来说当是颇为重要的。在这里我特别要对已故三年的顾廷龙先生表达感激怀念之情。第四，编《盛宣怀年谱长编》的必要性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将散在于上述各书之外的其他书中有关盛宣怀史料“拾遗补缺”汇集于一起。例如《李文忠公全书》、《洋务运动》资料八册、《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郑观应集》、《矿务档》、《海防档•电线》等等。这种“拾遗补缺”的材料虽不像未刊盛档那样稀缺，却也是不易找到的。 《盛宣怀年谱长编》虽是我早有的计划，并相对集中时间进行工作多年，但能及时编著完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张天蔚先生起了促进的作用。这部书，是我四十余年的积累，其中三年相对集中时间的准备，四年的初稿和正稿。正当我“相对集中力量准备”并完成初步底稿即上正稿的1999年夏，与张天蔚先生巧遇于上海交通大学。他接待我时的第一句话就是约请我编写“盛宣怀年谱长编”，并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责任编辑已确定-李阳。张先生独具慧眼，他在谈话中表达了盛宣怀这位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应该有一本年谱以记其业绩，且意识到《盛宣怀年谱长编》的第一手资料，将对学者们特别是对后来的学者起较好作用。在写作过程中，该社总编辑韩正之先生非常关心和重视。我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盛世修史。上海交通大学加强了校史研究，聘任我担任校史研究顾问教授。盛宣怀作为交通大学创始人，《盛宣怀年谱长编》列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专著系列”之一，对于进一步研究近代中国教育有积极意义。 在编写此书的准备工作中，意识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八册书非常重要，却久久搞不到手，除我的弟子易惠莉暂借两册，和另一位弟子陈彪从香港买赠两册外，尚缺四册，远在几千里外主持编辑此书的王尔敏先生得悉此信息后，迅将我所缺的四册近三千页的书，邮寄给我。随后又寄赠我“暂借”的那两册，共为六册。我接到此书如获至宝。我加紧阅读这些书，边读边摘抄，有的函电解决了我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兴奋不已，真是如痴如醉，以八十高龄的我，每天竟伏案达十个小时。半年多以后，当我完成准备工作开始写正稿时，终于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住进医院。在住华山医院期间，经王心青大夫精心诊治，不久痊愈，经过一段时间疗养复查，恢复了此书的编写，且能成年累月作长期“冲刺”式的工作，终于得以完成。我对王大夫的医术概括为：“检查仔细，判断准确，对症下药，标本兼治。”我在此一并致谢。 《盛宣怀年谱长编》的完成，我的夫人薄芳，起了较大的作用。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一直为我摘抄卡片，我的大量资料卡片不少是她的手笔。《盛宣怀传》附录《一生经历记要》主要是她制作的。在本“长编”“相对集中力量准备”中，我看书她摘抄，配合默契，在上正稿中更是“随叫随到”，将卡片抄上正稿和复印资料等，我就将此书出版作为酬劳的礼品给她吧！ 夏东元 于2004年4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