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国民党大逮捕，全市17所学校共被捕师生352人，全部囚禁在建国西路648号的达人中学。这是一所警官子弟学校。有二幢四层楼房，旁边有几幢小楼，中间是操场。楼顶上四周架着机枪，沿墙是铁丝网，军警24小时看守。被捕者在狱中与敌人展开了不同形式的顽强斗争。

图1 1949年4月26日午夜国民党军警对交大革命师生进行大逮捕时，纠察队员鸣钟向全校师生报警。图为用作报警的钟塔

反对分散，要求按学校为单位集体囚。开始时敌人把交大和其他学校被捕学生一起关在二间小屋子里。后敌人要实行“学校混合编组，男女分开囚室”，以图分而治之，达到破坏团结、侮辱女学生的罪恶目的。交大党总支委员严祖礽迅速与另六位党员个别交换意见，认为应立即提出以学校为单位住在一起的要求，以便集中力量对付敌人，这个要求很快传出去，各校被捕学生纷纷响应，从窃窃私语汇成大声抗议，纷纷呼喊：“一个学校同学住在一起”。并唱起“团结就是力量”“五月的鲜花”等歌曲，最后迫使敌人宣布：按学校为单位囚禁学生。

组成核心，打破沉闷，增强斗志。囚室要有个室长，地下党员和“新青联”几个人商议，助教杨庆雄年事稍长，为人正派，诚恳负责，又是老师。就由魏瑚、陈元嘉提名，推选他为囚室室长。在敌人刺刀下的囚禁生活是既枯燥又沉闷。各人的想法不一，有的思考如何对付敌人；有的在想自己工作由谁接替及惦记着学生的安全；有的担心被捕后会否连累父母，给兄妹带来麻烦；有的顾虑会否影响自己毕业；有的因对特务借钱不还发怨言而被捕，直喊冤枉；也有的女学生是因为拒绝特务追求而被捕感到愤恨。因此囚室中一片寂静，沉思苦恼、闷闷不乐。囚室虽然没有组织党支部，但地下党员们认为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克服消沉情绪。先由党员魏瑚和叶红玉俩人低声哼着高尔基的囚徒歌：“太阳出来又落山哟，监狱永远是黑暗，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守在我们的窗前。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这一哼，许多学生发生共鸣，就用唱歌作为斗争的武器，这边唱“在那遥远的地方”，那边是“坐牢算什么”，此起彼伏。敌人吆喝不准唱歌，学生们就在囚室内讲故事、谈形势、讨论对策，互相鼓励，增强斗志。

对敌人的审讯，同学们采取一问三不知，“不知道”“不清楚”“不认识”来应对。章苏斐被审问时，被敌人打了两个耳光，眼镜也被打掉，她仍傲气凛然；徐铭祖被敌用刑夹指，也不说出自治会的材料。敌人的威胁、打骂不起作用，特务学生的诱骗也无人理睬，体现了革命志士的英勇本质。

做看守们的分化教育工作。第一批监守是警备司令部三连，都是从战场上调过来的，听了学生的诉说，其连长对学生有些同情，后来敌人改调交警大队十二支队接防，这个支队指导员十分反动，提出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聚会，不准唱歌跳舞的“三不准”。有一个士兵，看样子是个老兵油子，他不时露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说指导员是卖狗皮膏药的。这牢骚引起学生注意，做了他的工作，他竟主动为学生通风报信，当指导员来了，他打招呼，学生们就鸦雀无声；指导员一走，囚室里就活跃起来。

学生被捕后，交大党总支专门在武康路一座花园洋房内设立以三八级支书徐裕光为首的营救被捕学生党组，多方奔波营救。徐裕光等发动被捕学生家长，联名向警备司令部写申诉信，通过严祖礽的伯父《新闻报》副总编辑严独鹤出面，联合其他学生家长向新闻界发布信息，争取舆论支持。不久在《大公报》上刊登全部被捕学生名单和家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的消息，给敌人造成压力。另一方面由学生自治会出面，组织每天送食物、衣着、日用品进牢。许多师生、亲友到牢狱对面马路来巡游探望，给狱中送东西，有时鲜青菜、咸鱼、榨菜，罗卜干，还有饼干、糖果以及替换内衣和日用品等。一天物理系教授黄席棠给广播员魏瑚送来一大块巧克力。囚室里同学每人虽然只分到一小块，却是终生难忘。严祖礽对学生们说：“刺刀挡不住我们与外界的联系，我们并不孤单”。经过多方营救，陆续有40人获释，另16人被押至虹口监狱。当时已下了枪决令，市委布置监狱党支部作策反工作拖延时间。直至5月26日晨，乘解放军解放上海，敌人各自逃命无暇顾及时，16人纷纷冲出牢房分散隐蔽起来，27日苏州河以北全部解放，这批虎口余生的学生重新回到了学校。

图2 1949年，四二六被捕的部分学生返校后合营（前排左起：杨念如、魏瑚、章苏斐、郭可评；后排左起：刘大成、马昭彦、陈元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