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无产阶级革命家。1922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附属中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科，曾任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干事。1927年任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宣传部长，同年出席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1928年底赴莫斯科任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兼《青年实话》主编，团中央组织部干事。1934年参加长征，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干事、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遵义会议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主编。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1942年任《解放日报》总编辑。1945年任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部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9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兼任文化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1979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1979年7月至1988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七、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著有《陆定一文集》。本文系陆定一同志晚年接受母校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回顾了他1918年至1926年就读交通大学期间参加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的情形，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前后经过，以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些思考。

口述：陆定一

采访：沈讴、曹子真、蔡惠康、宋广渭

时间：1994年4月14日上午

地点：北京医院

整理：欧七斤

一、五卅运动的锤炼

1918年我考入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当时的校名叫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是唐文治老先生。1926年，我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那时候校名已改称南洋大学。我前前后后在交大读了八年，前四年中学，后四年大学。我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在交大形成的，大学毕业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的时候，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抛弃了工业救国的思想，决心走职业革命的道路。

02 陆定一中学毕业照（1922年） 03 陆定一大学毕业照（1926年）

我读书的时候，尽管我们的国家天大地大，可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只有很少几所，交通大学算是凤毛麟角。记得我在学校时，华东有六大学体育联合会，除了交大外，其余五所都是外国人办的。交通大学是设备、师资等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理工大学，一直是工业救国的旗帜。学校是国立的，归交通部管辖，学费比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低得多。我记得学费、伙食住宿费共计55元，学生毕业后又可由交通部分配工作，实习两年后，一般都能成为工程师。所以，当时青年学生非常向往读交大，每年投考的人就很多。一旦考上了，学生都能认真读书，争取当个能走工业救国道路的工程师。

我也是这样的一位学生，在中学读了四年后，我于1922年升入大学部，就读电机工程专业。电机系是交大的老牌专业，江泽民同志后来在交大读的也是这个系。我在大学一二年级，工夫都花在学习上面，主要学习了数理化这些基本课程，课本都是英文的。我对数学比较感兴趣。这时候我很讨厌政治，感到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搞政治的尽是些军阀政客，贪官污吏；我也看不起经济、管理这些学问，认为学经济、管理的那些人，不学无术，只为自己发财，当地主，当资本家。我自己信仰的是工业救国，科学救国。

04 陆定一（第三排右一）在校期间与同学合影（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藏）

不过到了大三的时候，我的思想开始转变。我觉得学工业、学科学的人，到头来还是被搞经济的地主、资本家之类的人来管理，去为军阀政客、贪官污吏这些政界的人服务。孙悟空本事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要是政治不改变，经济不改变，工业救国、科学救国职能是梦想，必须找到另一种政治、另一种经济，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这样，我开始关心政治。

这时候，接连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五卅反帝运动，还有国共合作继而发起北伐战争，许多思潮涌进大学校园，国民党、共产党还有青年党的人纷纷来校发表演说，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记得我听过恽代英的几次演讲，号召我们参加国民党。我深受感动，让我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参加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恽代英是我参加革命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05 上海交大校园内五卅纪念柱今貌

五四运动发生的那年，我还在中学一年级，还不懂什么，只是跟着高年级学生去上街跑了跑。到1925年五卅运动的时候，我受恽代英等人的影响，有了参加政治活动的自觉意识，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中。五卅那一天，也就是1925年5月30日的早上，南洋大学学生400多名分成十几个演讲队，步行到公共租界，散发传单，揭露英国、日本帝国主义枪杀我国无辜工人的暴行。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在南京路北面、天津路浙江路的路口，向一家店铺借了一张板凳，站上去向群众演讲。说了没几句话，枪声就起来了，接着一阵骚动的声音。我停止了演讲，朝着枪声的方向跑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在南京路上，一直游行队伍走到巡捕房不远的地方时，英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就下令巡捕开枪，马路上有十几个学生、工人中枪倒下了。死难者中有我们南洋附中学生陈虞钦。我们无比地愤概，同胞同学的牺牲激烈我们继续战斗。

五卅惨案发生后，我接受南洋大学学生会的委派，到上海学联参加办报工作。这个报子名叫《血潮日刊》，专门揭露五卅惨案的真相和帝国主义的本性。我们这些报纸的编辑人员生活很艰苦的，在南市租了一间小房子办公，设备非常简陋，连床铺都没有，但是谁也不叫一声苦。这是我走出学校做革命宣传工作的开始。7月间，五卅运动已经进入尾声，我被学校派到青岛四方工厂参加暑期实习。

06 1952年6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同志回母校视察，彭康校长陪同参观实验室。

二、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过

我是1925年五卅之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暑期里去青岛实习一个月之后，我就到了北京我父亲那里住了一个月，就回到上海学校里了，不久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很快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怎么入党的？怎么相信共产主义的呢？说来也很有意思，那年从北方回到学校后，我就读大学四年级。四年级的学生生活上受到优待，一间宿舍就住两个人，而且可以自由选择伙伴。同班学生张永和主动要和我住一间。他是个活跃分子，整天忙忙碌碌的，课也不去上，晚上很晚才回到宿舍来。后来，我发现他带回来的有什么小册子，又发现他还看什么文件，有的还锁进抽屉里。有些公开出版的刊物，比如《向导》、《中国青年》，他拿给我看。抽屉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呢？我出于好奇心，也感到我们关系不错，就等他不在时打开抽屉拿出来看。一看才知道，都是些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大纲和内部报告。我看过文件后，觉得这些文件说得都很好，对国内外形势说得很在理。比如列宁主义就讲帝国主义，讲这一点世界形势与走向，帝国主义在瓜分中国，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各有各个的代言人，就是各派军阀。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比国民党高明很多，国民党还是很狭隘，只是讲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看了几次，被张永和给发现了，他有些恐慌，怕我去告他。我说不会告的，要是早一点看到这些材料就能够知道更多的革命道理。张永和很信赖我，告诉我他已经参加了共产党，劝导我也加入共产党，并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就这样，他先介绍我参加共青团，不久转为共产党。

张永和先是搞团的工作，后来他介绍我加入青年团，他就去搞别的工作去了，让我来负责交大团的工作，团员大概一二十人。我们交大有几个党员学生，先是和附近日本人办的东亚同文书院里面中国学生党员，合在一个支部。同文书院有几个党员，我记得有个叫梅电龙，还有个吴开先，吴开先后来叛变了。入党的第二年1926年我就毕业了，毕业时我们学校里青年团发展得最多，恐怕有二十几人。我们还有国民党的学生主导了学生会，通过学生会和一些社团、刊物发动组织学生。我在学校写了一些文章，有的收录在《陆定一文集》里面，有些文件我起草的，又不能全算我的，要算大家的，交大地下党就这样子啊！我已经把文集送给学校了，你们可以看看，里面收录了我的很多文章。我毕业离校后的那个暑假，这些团员都被学校开除了。一起开除的有三十多位，不仅是团员、党员，还有国民党员，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就被开除，其中有功课极好，在班上经常考第一、第二名的高材生。要不被开除，就要写个悔过书，也不要你写，学校拿个悔过书给你，你签个名就是了。

07 陆定一和张永和晚年在北京聚首

在我以前交大学校里是否有人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应该有的，张永和就是，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有一个学生叫侯绍裘，松江人，比我早点，高我好几级，后来知道他是个党员，不过在我入党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学校了。侯绍裘在大学里同一批松江人住在一起，宿舍搞得很特别的，走到房间进去一看，是个大房子，在中院里面，床一张一张的连接起来。他们在宿舍里统一行动。后来他当了共产党方面的南京市委书记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蒋介石抓住暗中杀害了，尸体放在麻袋里面，扔到长江里去了，死的很惨。我们知道侯绍裘是真共产党员，其余的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共产党。高尔松、高尔柏也是松江人，他们这帮松江来的学生很团结，热心政治活动。

高尔松、高尔柏是兄弟俩，还有一对许姓兄弟，叫着许广圻、许庆圻的兄弟俩，是我们无锡人，这四个人都是我同班的，但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据说曾经加入过青年团，我不是很清楚。后来这四个人怎么样？高尔松、高尔柏后来好像去搞了出版工作。许庆圻后来变成汉奸，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在北京搞了一个新民会，不是新民主主义，是个汉奸组织，好像他就是一个新民会青年团的负责人。当时我在太行山打日本，在北京《时报》上看见登过许庆圻是新民会青年团的会长。许庆圻后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了，许广圻也不知道到那里去了，恐怕都不在人世的吧！我们同一班的还有个左宗棠的后代，他的后人左景鸿与我同班，他宁左不右。五卅风暴他已不在学校里了。

1926年6月我毕业的时候，校长淩鸿勋找我和费振东去谈话，在校长公馆。费振东是费孝通的哥哥，也是共产党员，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淩校长说你们马上要毕业了，应该分配你们的工作。现在分配你们去广东的广九铁路局。广东当时属国民革命军管理，不属于北方军阀，不可能接受北洋政府交通部分配的学生。实际上他不想给我们分配工作。我们敷衍了一番，就离开了校长公馆。

毕业后我就再也不敢进学校了，我去做地下工作，费振东去了南洋，南洋什么地方？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没问。全国解放后，他回来了，我们也没有见过面。他哥哥费孝通是搞新闻的，可以去问问他。离校后，我调到上海法南区委，和张永和在一个区，他管党，我管团，是团委书记。不久我调到团中央去了，开始协助编辑《中国青年》，还当少共国际派来的代表卡拉钦斯基的英文翻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团中央工作。

08 1979年6月16日，陆定一（右）访问母校，左为校党委书记邓旭初。

三、孙中山、毛泽东都很了不起

中国革命有很多的特殊情况，比方说我们党内有很多这样的同志，他们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子孙后代，而我们的革命就是革地主阶级的命，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有好多这样的同志从事革命到牺牲，家里人都还不知道的，他们是怕把家里知道了阻挠反对。我清楚地记得有个共产党员叫唐克，当时我们一起在武汉开过会，散会时，我还看见他，第二天他就被捕了，再后来就被枪毙了。解放后，唐克的家人要开个证明，说他逃掉失踪了，为什么要用证明，因为家乡有人要批斗他，说他是个地主。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很了不起的，他喜欢共产党，就主张国共合作，要求国民党加入共产党。他总是一直同我们站在一起。宋庆龄也一直同我们站在一起，直至逝世。印度没有各党派合作，所以他的共产主义就发展不起来，共产党成不了气候。我们中国有孙中山先生，共产党发展得很快。这点很重要，没有孙中山先生，我们的革命就不一定能成功，光靠我们自己也不行的。当时这是很进步的，很进步的。搞革命需要斗争，只有斗争才有经验，只有斗争越厉害，经验才会更足；斗争失败了，经验就更多，失败了一次再来。

09 陆定一在交大求学期间在《南洋周刊》“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1926）”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部分）

后来我们毛泽东主席领导革命。他出身农民，有些老的诗文底子，做诗特别灵，后来逐步信仰共产主义。他自己又特别聪明，能够举一反三，你讲一件事，他能在几个方面都能用到它。他的用词不是一个词，他会想到好几件事，想得很深，这与有些同志在一起一比你就知道了，你就可以感觉到的。毛主席是个了不得的人。

我们与国民党的斗争，不应该输的，应该赢的。三十年代出了个王明，也不全怪王明，就怪斯大林。王明靠的是共产国际，就是依靠斯大林。斯大林的独裁专政直至垮台，他靠杀人专政，这是不行的。大批无辜的党、政、军优秀领导人和著名知识分子，还有普通干部和群众用各种罪名，遭到了清洗。一批批地杀，先杀理论家布哈林，后来杀埃廷格尔，他是个科学家，大医生。有些科学家，如巴甫洛夫能幸存下来，已经很奇怪了。斯大林能把他保留下来，也是奇怪的事，他执行的统统杀掉，最后自己也不行了，杀了那么多人，只有极少数人是留下的。米丘林留了下来，米丘林提倡的生物学在苏联也是没有地位的，要不是斯大林提倡，米丘林根本就不可能上去。米丘林是穷个知识分子，斯大林要留他，要了米丘林、高尔基。当时高尔基已经逃到国外去了，后来斯大林叫他从国外回来，自己又亲自去火车站接他。巴甫洛夫、米丘林、高尔基，就这几个很少的知识分子，其他的知识分子都跑掉了，杀掉了。不过中国解放时大教授还没有都跑光，很少一部分跑到台湾去了。这方面我们比苏联这方面搞得好，所以我们能够赢得政权。

10 1986年，陆定一为交通大学90周年校庆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