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斗，1912年生，江苏常熟人，著名水利水电学家，资深两院院士。1924年考入交通大学附属小学，1934年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赴美专攻水利专业。1936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37年获哈佛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并攻读博士学位。抗战爆发后，弃学回国，先后在资源委员会龙溪河水电工程处任设计课长和壤渡河水电工程处主任。1943年赴美国垦务局、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任工程师。1945年回国任资源委员会全国水电工程总处设计组主任工程师、总工程师。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水工结构教研组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兼任北京水利研究院院长、国家科委水利学科组副组长、《水利学报》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长期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建国前即负责设计龙溪河水电站等我国第一批自建的水电站，建国后主持设计密云水库等水利水电工程，为黄河三门峡工程改建、长江葛洲坝工程、雅砻江二滩水电站、三峡水利工程等解决关键性技术问题。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首届中国工程科技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美国加州大学“哈兹国际奖”。本文回顾了张光斗院士在交大期间求学期间对交大精神的体会以及他对“科教兴国”的反思。

口述：张光斗

采访：毛杏云、陈泓、朱积川、孙萍、欧七斤

整理：毛杏云

时间：2003年7月18日

地点：清华大学第11公寓12号

交大精神——爱国主义

1924年秋天，我12岁，在家乡常熟读完小学，考上交通大学附属小学，上高小二年级。后来一直读完小学、中学、大学，到1934年大学毕业，在交通大学学习生活了整整十年。那时候交通大学是很有名气的，当时流传着“北有清华，南有交大”的说法，二十年代交大叫南洋大学时，这个说法就是“北有清华，南有南洋”。交大功课虽然很重，但爱国主义气氛浓厚。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时，附中有一位同学叫陈虞钦，到南京路去游行，被英国巡捕打死，我们都参加了抗议游行。

北伐时期，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江浙一带却在闹内战，浙江军阀卢永祥与江苏军阀齐燮元打仗，很多同学离校回家。我没有回去，在学校里就能听见枪声。北伐胜利后，我们出去欢迎上海解放，欢迎蒋介石。当时在小学里，不太懂事。

现在很多同学的名字记不得了，但我能记得戴中溶，他原是在国家科委工作，也是在交大读书十年，与我同班，他学电机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西安，任胡宗南部队的电台台长。妹妹王为、弟弟戴中孚均为地下党员，俩人同住他家，他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他们。后来目标被暴露，戴中溶被捕，从重庆监狱押送到贵阳后，又押送到杭州监狱，险些被枪毙。杭州解放了，大学同班同学顾德欢是谭震林的副手，任浙江省计委书记兼工业厅长，当从报上得知顾德欢的消息后，他写信给顾德欢，被顾保释出狱。我很佩服他，这就是交大精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交大成立抗日救国委员会，顾德欢和我都是成员，我任壁报主编，相当于宣传部长。我们三次到南京去请愿，被蒋介石训了我们一通后押回上海。顾德欢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因为我们很要好，他借给我《资本论》，我也看不懂，我那时还只在大学一年级。他几次劝我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现在反思，我不敢参加，感到家里穷，上大学很不容易，要对得起家里人。他讲我家庭观念重，革命性不强。

顾德欢被交大开除了，后来先后进青岛大学、燕京大学，一样参加地下党活动，都遭到了开除。他参加了共产党，和谭振林一起南下在江浙一带打游击。他个性强。1956年，中央号召搞科研，他到了中科院，张劲夫要他当科学院党委书记，他不干。后来他任中科院电子研究所所长，该所是他创建的。“文革”中遭受迫害。“文革”后他去世。

我和戴中溶、顾德欢三个人亲密无间，无所不谈。他们从不因我没参加革命而排除我。“文革”后，每逢春节我们轮流坐庄聚会。同学们都钦佩他们二位，校史要好好地怀念这些同志。校史真实的、宝贵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回忆我在交大附小上学的纪念，思想上增强了爱国主义，言行上讲求诚实正直，有道德，对人要和蔼；在学习上培养了认真细心，一丝不苟，努力用功；在生活上培养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不足之处是缺少创新能力，知识面狭窄，这是我后来工作缺少成就的主要原因。

图1：1934届交大土木工程学院毕业照

交大的校风——严格

我上交大是碰运气上的，由于家里穷，糊里糊涂地考上交大附小，实际上是初中。我上的时候校名叫着南洋大学，附小也就称作南洋大学附属小学，设在交大大门后的右边。管理很严格，不管是谁，一周内不能出去，上海有家的也只能回家一次。身边不许带钱，有钱要交学校代管。后来附小搬出去，成为南洋模范中小学，训导长沈同一，担任南模校长。其实我没有读过南模，但南模仍认我是校友。

在大学每半年搬一次家，因此学生宿舍我都住过了。先住中院后面的房子，再住中院楼上、上院楼上、南院（靠近容闳堂那边）、工程馆前面的宿室、执信西斋。从附小升到附中，全部学生加起来不到一千人，我们一班一百多人。进高中后不到一、二年级，学校改为预科。我是直升大学的，因此进交大只经过进附小一次升学考试。小学（附中）读三年，高中（预科）读三年，大学四年，合计十年。

进大学后正逢九一八事件，蒋介石镇压革命。戴、顾二个同学都去参加革命了，我埋头读书，走工业救国道路。顾德欢讲，念书出去后还是为国民党工作。我讲我学的是水利，将来可以为人民服务。

我对大学印象很深，尤其是一、二年级。学校有很多很严格的教师。如预科主任柯成懋，化学教得不错。物理教师裘维裕、贾存鉴（后去西安交大），每周小考一次，不及格的比比皆是。化学教师徐名材，一个月小考一次，每次答题要花二、三个小时。他批卷不批正分，而

批负分，减几分，以致有的同学最后得分为负数。我那时是好学生，能考九十多分。数学教师胡敦复，要求也严格。物理、化学实验报告要求用英文书写，写得整齐，结果正确。如果做得不好须退回来重做。这种科学精神、工作作风锻炼了我。由于一、二年级很厉害，当时有句传话：念上海交大，一、二年级通过了，就可算大学毕业了。

三、四年级功课重，但管理不严，教师有点放纵。学风不好，作弊带有普遍性。我决不作弊，也不帮助同学作弊，引起同学的不满，我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诚实是美德，我将终生坚持。但好学生仍很忙，开夜车。上海地方十里洋场，对学生影响大。家里有钱学生，参与回力球赌博，去舞场跳舞等等。估计有百分之七八十学生不是太好。

 图2：张光斗大学毕业照（1934年）

四年级有两位外籍教师，一位Bartlit（美国气然公司），教结构力学，教得不错，管理相对来讲严格，学生怕外国人；另一位是姓王的美籍华人，教钢筋混凝土。

我和裘维裕在预科就有接触，他曾问我进大学学什么，也曾劝我上理学院。我想理学院毕业后搞科学，我要当工程师，为人民服务。进大学后，裘老师又建议我学电机，我讲，我为人民服务，学水利。

我的同班同学钱学森，机械系的，我们同届考取清华留学生班。我很佩服他，他能自学能思考，知识面广。在学校时，他功课不如我，分数比我低，但做学问，知识面比我强多了。在学生心目中我是好学生，但真正的好学生不是我。

学长的肺腑之言

解放前，水利工程小，机械设备差，生活条件艰苦，我们在当地租农民房子住。如在四川万县，承接2000千瓦水利工程，没有器材，要用钢管但没有钢板。得知长江上有一艘沉船，我把它捞起来，把船上钢板铆钉拆下来，做成钢管。不要以为解放前工程小，但锻炼人，培养了两、三千人，后来都是国家的骨干、总工程师。

现在毕业生到合资企业多，因为挣钱多。清华出国多，现在想出国的多，包括家长把子女送出国，培养一个人要花4－5万美元。外国人为什么培养中国硕士、博士生？为什么不培养自己的孩子要让给你呢？难道美国人都不用功？打开窗子说亮话，美国培养人是为了给他扩大影响。我在美国留学是好学生，在加州大学、哈佛大学都拿奖学金。大学毕业后要延长签证难，要找工作很难。现在美国态度把我们几千万包括家长的思想打垮。为什么美国人把饭碗让给中国人，但真正核心工作都在美国人手中，杨振宁、李政道他们学术上有发言权，但社会上没有地位。现在有人空谈人才流失，是人才流失吗？五十年代，我们雄纠纠、气昂昂打倒美国狼，现在没有了。我们整个被美国包围了，韩国、朝鲜、日本、台湾、东南亚、菲律宾，整个被美国包围了。认为美国人不是狼而是朋友！？现在不是人才流失问题，出去一些人不伤筋骨，而思想打垮才是伤筋骨的。如果美国人打我们，举红旗欢迎的会很多，汪精卫式人物太多。但一般的家长希望孩子到美国去，年轻人向往到美国去，在这点上恐怕连南斯拉夫也不如。

图4：2009年，交大校领导同志去看望张光斗院士。张杰（左二）、苏明（左三）、徐飞（左四）

翁史烈校长对我讲交大开设工业管理专业。工业管理首先要有工业。大众汽车公司我去过，核心技术外国人不让我们碰。汽车并不复杂，比两弹一星容易多了，但汽车没有技术创新。我时任政协副主席，到上海工厂参观，生产线都是进口，高新技术操作都是小姑娘，仅作为劳动力使用而已。我们领导干部脸不红心不跳！两弹一星主要靠自己，为什么汽车搞不上去？计算机主要配件都是进口的。

何祚庥写了一篇文章《科教兴国，国兴科教》。我写了一篇《科教要兴国，兴国要科教》的文章，前者“科教兴国”的“国”是指国家的经济事业；后者中“国”指国家政府。我把文章寄给人民日报一朋友，但不见登载，经查问，回答是：邓小平没讲过。

周总理生前说，他管两件事情，一是上天，二是水利。我认为中国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是水的问题。水多（水灾）、水少、水脏、生态环境破坏，这四个环节不解决小康社会无法实现，再靠引进也不行。我很忧虑，清华大学蒋南翔时代提倡“工程师摇篮”，现在培养工学士、工硕士、工博士不如科学家。解放前工程师地位不如科学家，解放后学苏联，一切跟苏联。“文革”后引进就可以了。在美国工程师地位比科学家高，工资也高。

现在强调SCI，没有SCI不能升职。袁隆平不懂基因，在SCI上没有文章，到清华最多只能当讲师。科技要靠对国家的贡献。我认为袁隆平应当是大教授。他申请当科学院院士，当时我有选举权。但有人讲，他不是科学家，而是劳模。我说，你么们科学家为什么不能种粮食？

最近我对清华大学毕业生讲，要懂得怎么做人，要改造主观世界，必须为老百姓做事。如果做不到这两点，不算做个人。我们用的电灯、汽车等等都是靠前人制造发明的。我本人能上学，出国留学都是靠老百姓。我吃的饭都是老百姓种出来的，老百姓不种粮食我们无法长大。但是现在老百姓仍是太苦了，城乡差别在扩大，干群矛盾在扩大，三个代表在代表人民利益上不太代表。老百姓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但他们还很艰苦。想到这些我感到不安，我个人没有什么可以吹的，真正出力的是工人。

我对毕业生讲，毕业典礼在外国是一个开始典礼。大学是打基础阶段，路很长。不要把大学毕业生捧得太高了。在德国，必须取得工博士资格并在工程上有成就才能回高校当教授。

学校办企业是错误的，现在企业都靠引进，还搞什么企业？美国的校长讲，在美国，大学不允许办企业，办企业与教师无关。搞科研不准办企业。五十年代学苏联，面太窄，但总体方向还是可以的。现在学美国，却学出问题来。我们国情与美国不一样，美国企业强，开发能力大。高校主要是进行基础教育，培养能力，出论文。而论文作为开发的依据，由此高校与企业紧密联系起来了。但中国国情不同，中国自己企业的技术力量弱，因此，走美国之路是不行的，要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图5：张光斗院士在交通大学百年校庆上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