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煦，通信工程专家。江苏无锡人。1913年11月生。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后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两年。1936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长期参加通信建设，在我国通信建设的历史转折阶段起了带头和推动作用。编著出版通信工程方面书籍40多本，其中部分著作是我国这一领域的开先河之作。在上海交大任教。致力于通信理论及技术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国家重点学科 “通信与电子系统”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光纤区 域通信网”的学术带头人。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采访时间：2003年3月6日

采访地点：上海交大徐汇校区教二楼223室

采访人：王世根、欧七斤、孙萍

整理人：孙萍

在交大读书

我于1927年到1934年在交通大学读书，当中包括预科三年和本科四年。预科，相当于现在的高中，在中院上课。我记得预科时很多任课老师是从外地著名高中如扬州中学调来的，教学经验丰富，教课一丝不苟，学生们都怀着尊敬的心情用功上课。晚上，大家都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认真复习，虽然当时学生人数不是很多，但图书馆里还是坐满了人，不过，大家各自专心学习，图书馆里秩序良好，很安静，直到一到晚上九时半，大家才离开图书馆回宿舍休息。我们的宿舍在中院后面的新中院，新中院楼上楼下全部是宿舍，六个同学住一个房间，很热闹。当时同学间传诵的格言是：“向余年稚，今已壮矣。毋自信聪明，怨无知遇，毋徒知收获，不问耕耘。” 大家高高兴兴地自觉学习，学风非常好。

1930年秋季开始，我们进入本科学习阶段。宿舍先是在南宿舍，也在上院最高一层住过，很多同学住一个大房间。上课主要在上院，也有一些在中院。一年级的主要课是数学、物理和化学，由胡敦复、裘维裕、徐名材三位大教授亲自到教室讲课，另有辅导老师配合指导实验。记得那时上课的情景非常认真。物理课上课是在上院一个连通实验室的阶梯大教室，每次上课同学早早到达教室坐在指定座位，上课铃响，裘维裕教授从实验室开门进入讲台，教室气氛安静而庄重。那时中文课是由国学大师唐文治老校长的得意门生陈柱尊教授执教，英文课则由老校长的长子唐庆诒教授主讲，都是一流水平。到了二年级，主要课“应用力学”由杜光祖教授主讲，他讲解生动清楚，吸引同学们认真听课，获益良多。他们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老师，要求很高，也很严格。

那时交大校长黎照寰主持新建校舍，除了容闳堂也就是现时的总办公厅外，还有规模较大的工程馆和新宿舍，即现在的执信西斋。工程馆专供上课和实验之用，一进大门，左右两侧就是装备精良的实验室，左侧是钟兆琳、马就云两位教授主持的电机工程实验室，右侧是陈石英教授主持的热力工程实验室。三年级的同学有较多时间在这些实验室学习做实验，获得许多实际知识，并提高各自的动手能力。同学们在这样好的，在全国少有的实验室内操作学习，是非常幸福的。

图2：马可尼纪念柱植基礼

到了四年级，学生们按不同专业分开学习，我分在电机工程系的电信，要到工程馆后面的一座小红楼去上课和做实验。我们电信组有学生三十余人，每天都在这座小楼里学习。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无线电是张廷金（贡九）先生，电话电报是包可永和庄智焕两位先生，实验则由一位刘姓老师安排。四年级是毕业班，我们除了听老师讲课外，每位同学还要各自写一篇专题报告，在教师指导下轮流向班上同学宣读。这种形式在英文就是seminar，也是为了培养写学位论文而进行的训练，不过这种专题报告较简单而已。在我们四年级时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那就是享有盛名的世界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Marconi）来学校访问。学校准备了一根象征无线电天线的铜柱，请发明家到工程馆广场主持植立铜柱的典礼。我和我电信组的同学全体列队欢迎，一起兴奋地参与了这次有纪念性的盛典。

1933年至1934年，我是已经读到三、四年级，算是高年级学生了，学校新盖的房屋建筑中专门供高年级学生住宿的“新宿舍”，也就是“执信西斋”，这时已经竣工，于是，我们从旧宿舍搬进这新宿舍，二人一间，生活很舒适。时隔七十年了，这幢宿舍曾经修缮一新，但不再给学生居住。我每天到学校上班，经过这幢房子总是有点感慨。

我在交大学习时，虽然不是运动员，但也和同班同学一起积极进行体育运动。有一年，我们都是早晨早早起床，一同到体育馆打篮球，然后吃早餐。后来觉得，这样每天空腹进行剧烈运动，对身体成长不利，才调整了运动时间。我们也常常打乒乓球，宿舍里就有乒乓桌，看见空桌就约同学一起打球，比较灵活。我自己虽然没有踢足球，但常常和其他同学一同观看校队足球比赛，每逢比赛，足球场观众台就坐满了学生。我还参加了拉拉队，高唱《足球歌》，为校队鼓气。交大那个时候的足球水平很高，拉拉队的歌词写得也很好，交大学生的风采全在里面。那歌词我到现在还记得：“南洋南洋诸同学神采飞扬，把足球歌唱一曲声音响。现吾校的11个足球上将，都学问好、道德高、身体强。身上穿了蓝与黄两色衣裳，雄纠纠、气昂昂，排列球场上。一开足个个象活虎生龙，真不愧蜚声鸿誉冠中邦。啦啦啦、啦啦啦……南洋、南洋。”

图3：交通大学《足球歌》曲谱

在学校里，除上课学习外，我们还开展各种有意义的课余活动。例如全校同学曾有演讲比赛，我曾参加全校学生英语演讲竞赛，获得第二名银盾奖牌。我们勤奋学习，同时也关心政治。记得“九·一八”时，学生们有组织地结队上街游行、挥动小旗、宣传抗日战争的意义。我自己参加的小分队曾到吴淞向当地市民宣传和讲解。有一次，我们全体同学步行至枫林桥上海市政府向市长请愿，一晚没睡，直等到市长出来当众解释、答允同学要求后才返校上课。

我的老师张廷金

当年，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电信组设在工程馆后面的小红楼里，我们这届电信组有学生30余人，四年级时就在小红楼里上课、做实验。这里环境清幽安静，同学们友好团结，教师们热情指导，大家学习得很愉快。

电信组的主要教授是张廷金（贡九）先生。他是中国无线电元老，在1930年代中国无线电界很有权威。张先生的办公地点就在小红楼里，是小红楼的主人，负责管理所有上课、实验、以及毕业分配等重要事情。他本人也给我们上课。同学们都非常尊敬他，恭敬地听他上课。实验和科研则由助教来指导 学生。张先生从校外请了两位校友来兼课，一位是工业部电子司司长庄智焕（号仲文），一位是上海市电报局局长包可永。对于毕业生分配，张先生一手掌握着重要的要人单位、排列次序，另一手则掌握着毕业同学的学习成绩和工作能力，他根据学生能力及工作的性质，尽量把最合适的毕业生介绍到各单位就业。我毕业时分配至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正是张先生亲自考虑决定的，我感谢他处事的公正和合理。

记得在1930年代，无线电在国际上正开始兴旺发达。那时全世界的“业余无线电”广泛迎合了人们的爱好，张先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发动学生研究业余无线电。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在这样的时机带动中国学生向无线电进军，加入国际行列。

1930年代下半期，日军侵略我国，祸及上海交大。1940年9月，我赴美留学告一段落，乘轮回国，拟前往重庆教书。经过上海时曾停留几天。那时交大已被迫迁出徐汇校区，在法租界借用震旦大学的校舍上课。听说张先生还在校维持办学，我就专诚前往拜访，果然在办公室见到了他。以后我去重庆，就没有机会再与先生晤叙了。在租界办交大，规模不大，主旨是力争将学校维持下去，因而多少会与敌伪发生联系。但据我所知，这种联系仅仅是一般性的，不能因此说他是汉奸。

黎照寰在国民党内算是孙科一派的人。他当交大校长时间较长，在学术方面谈不上有何成就，但对于建设交大贡献很大。他掌校时期，建造了工程馆、科学馆（哲生馆）、总办公厅（容闳堂），新教师、新的实验室逐年增加。平心而论，黎照寰以及张廷金在政治方面都谈不上进步。但他们绝非拍马吹捧之徒，并不是政权的核心人物，与当时的执政者打交道，只是为了平稳地建设交大，努力地维持交大。

终身从教

1940年9月我自美学成回国，经过香港乘飞机到祖国重庆，向交通部报到。先是奉派前往壁山的交通技术人员训练所教书。那时，各大学电信系毕业的学生，如分配到交通部供职，必须先到这训练所的高级班培训半年。这高级班就是吸收大学毕业生十余人的“学士后班”。我担任班主任、并讲授长途电话和无线电两门课，分别在上、下午上课。那时我自编讲义，每晚在油灯下自己刻写腊纸油印。同学们学习认真、待我很友好，学习气氛浓厚、效果较好。学生中有林为干、楼彦釐、徐棆等几位后来几十年一直和我保持联系。

1940年，我到小龙坎访问无线电器材厂。那里有几位交大1930年度毕业的校友，大家商量在重庆开办交通大学电信系，先由厂方借给几间房间作为教室和办公室。后来，重庆的校友更多人关心恢复交大更多的系。特别是铁路局较多校友很热心，他们在九龙坡有工厂、经费充裕，因而建议在九龙坡地区建设交大，立即开工建造几幢校舍，有教室、也有宿舍，很快形成“重庆交通大学”，准备几个系同时招生。当时由吴保丰校友担任校长、陈湖校友担任总务长、李熙谋校友担任教务长、钟伟成校友筹备管理学院，学校具规模。九龙坡地区离重庆市区很远，但有长途汽车来往方便。而且宽敞的宿舍吸引来工作的教师带家属同来居住。张思侯校友和我都参与电信系教书，他夫妇一家和我夫妇一家都住进九龙坡校区内的交工眷属宿舍，很宽敞。

但是我本人因在交通部电政司供职，只能定期到九龙坡交大电信系兼课。我对三年级同学开出“电话传输”课。那时班上有男女同学，程度还不差、学习很认真，我心里感到愉快。1944年，我得到交通部电信总局领导的支持，准备由几个单位出资，要我在九龙坡交大筹备电信研究所、招收大学毕业生作为研究生培养高级人才，为国家通信和广播事业提高水平效劳。我很愿意从事这种建设研究所的工作，曾花不少时间精心筹划，草拟招生办法，准备很快成立研究所。但因学校有一位领导不同意，未能按计划成立研究所，深为遗憾。抗战胜利前夕，我退出了重庆九龙坡交大，先后在金陵大学、同济大学、大同大学教书。1956年，参加筹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在那里长期担任教授。1978年，我重返交大，在电信管理系担任教课，接着又到电机工程系电信组任教，以后一直在交大工作。

图5：1995年，张煦(左)与杨槱(右)张钟俊(右)合影。三人曾同在九龙坡交大任教，以后又同在上海交大任教，1980年同时被选为院士。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通信技术飞速发展，几乎每10年便又一次飞跃。1950年代铜线传输多路载波电话风靡，我在国内大学首次开讲完整的长途通信课程。1960年代半导体晶体管技术日趋成熟，国外很多通信设备开始用晶体管代替真空管。我跟踪这一重大转变，首开晶体管电路课程和实验。1970年代数字通信技术出现，电子计算机开始广泛应用。我翻译出版了《数据通信原理》等三本美国名著，走出校门传播数据通信新技术。1980年代光纤通信技术萌芽，我将之作为学校教学科研的一个重点方向。1990年代我开始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站在学科的前沿，使我国高校的通信工程学科紧紧跟上国际新技术的发展，为母校服务，培育人才，报效祖国，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