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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寸草心,感恩母校情
吴德楞,1915年生于北京,祖籍上海金山。1937年毕业于交大机械工程学院。抗战后赴重庆中央机器厂工作,从事改装木炭汽车工作。1945年考取教育部留英美奖学金,先赴英国各工厂实习,1947年去美国,在校友魏重庆、沈家桢等合办的人人公司工作,始营进出口生意,后改作海运贸易。此后又在United 油轮公司、Falcon 油轮公司从事油轮业务,1950年代首次将旧运油轮改装为运粮船,设计两艘3.6万吨油轮,1985年自营进出口生意,对美国造船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访谈中,吴德楞回顾了自己报考交大、立志学习“工科”的心路历程,讲述了交大名师对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校园内的愉快生活,畅谈了在美国造船业的工作事迹和成绩,并感恩母校的培养和塑造,促成交大访美团的顺利成行,为交大发展和人才培养捐赠资金,以报教育之恩。
口述:吴德楞
采访:纪凯风、欧七斤、施艳婷
时间:2013年8月5日
地点:纽约斯卡斯代尔吴德楞寓所
记录:欧七斤
编者:徐骞
不去清华来交大
我出生在北京,高中就读于北京育英中学。那时,正逢国难当头,学校里每天都降半旗,纪念九一八事变。1933年,我高中毕业,雪洗国耻成为心中唯一愿望,于是立志要学习工科,以工业救国。当时,育英中学前几名毕业生是可以保送燕京大学的,但燕京大学还没有工科,我就报考了清华和交大,期待在高等学府中继续深造。
【图1】吴德楞年轻时照片
发榜的那一天,心情十分忐忑,特地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上海的《申报》,在上面载有录取名单,非常欣喜地发现,我被交大录取了,分配在机械系。还记得,跟我一起录取的,庄标文是第一名,顾以任是倒数第一,我是倒数第二。虽然成绩不佳,但考上交大已经很不容易,因为南方大学录取的水平较高,而且中学毕业都为考名牌大学作补习准备,北方的中学则完全凭学生自行准备,所以差异较大,能进入交大的门槛已甚是欣慰。后来得到通知,清华大学也录取了我,但清华工程系刚刚办学,而交大历史悠久,工科教学成绩显著,于是决定放弃清华,离开父母及生活19年的北京,只身搭火车南下,去上海报到。
畅游“工科”学海
初来上海,只记得冬天很冷,不像北京,家家都有煤炉。但是求学的精神不受环境阻碍,穿厚衣,带手套,照常做题。我们那时的校长是黎照寰,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是胡端行,如今想来,他们能够在那兵戈扰攘、动乱不安的时期维持校园正常运行,实属不易。
在交大读书,老师都非常认真负责。我印象最好的是杜光祖教授,他是教工程力学的,上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言语不多,但意义很深,课堂总是鸦雀无声。一年级的物理老师贾存鉴,我也颇为欣赏,力学讲得又明了又有趣,但也非常严格。大一最紧张的是每两周一次的物理小考,每次都是晚上8点开始,9点收卷。贾存鉴老师拎一闹钟步入灯光大亮的阶梯教室,同学们可以将书本、计算尺、笔记带入,但凡是计算题,临时查书是无用的,铃声一响,必须停笔。同学们出了考场,往往一头大汗。到发卷时,70分以下的很多,还有30分的,头疼得很。此外,还有三年级的电机工程教师曹凤山,他讲三相交流,栩栩如生,至今还常记得。
在交大求学四年,前三年最为有益,也得到了最为宝贵的知识,基本学科的物理、化学、数学基础打得十分坚固,为以后的力学、材料力学、机械设计、热动力学和电机学等引入工程领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且经过自己努力,我还获得了学校免费奖励、老山德培奖等荣誉。但也有些内容脱离了工程实际。譬如,微分方程老师讲许多公式,讲如何解题,但却与实际相差甚远。后来在图书馆发现有微分方程工程的书,内容丰富,有将实际问题如何写成方程式及如何解答,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门课程有其实用价值,可惜老师并未讲清。所以,一个大学最重要的是好教授,马马虎虎的教授不行。
【图2】吴德楞在校期间获奖记载
到了第四年,我们就要选专业了,有铁路,电厂,航空,汽车。我想铁路、电厂都无新意,航空又太专门,所以选了汽车。发现报名者只有三人:沈炳中,谢文黼和我。一上课就发现无一教师有此专业知识。其中有一位美国人叫Myers。我只记得他一句话“如果汽车刮掉了油漆,就马上上油漆,无论什么颜色。”无人讲汽车设计,发动机设计,零件制造等应讲的知识。我向主任黄叔培要求退出,他说每组至少三人,一人退出,此组只好停办,后来胡端行院长也劝我不退。我才勉强度过这第四年。但我没有糟蹋时光;一面到图书馆读发动机设计、零件标准设计和大量制造方法,一面旁听德文课。后来我可以看德文工程书籍,尤其是工具机和起重机的,图文并茂。所以这一年对我是很不平凡的,毕业考试自然是很轻松的。
现在想来,大学的目的是打好基础,不应设立许多分系,因为将来未必在相关系科领域工作,结果学非所用,不如在全面有关的学科多加了解,有了基本功就能很容易对新出现的问题找出答案,或作出重大改良。譬如,当年机械学院有航空、电厂、铁道、汽车四系,不如在四年增设空气动力学、水力学、震动学、摩擦力学、机件加工学、表面处理学等比较有用的课程,现代更应该增设微电子学、光电学、计算机学等广泛但又到处可用的知识。
【图3】吴德楞接受母校采访,题写寄语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一进交大,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时还未开课,一天,一位大四的同学来找我,说要我去参加一个考试。我想既是老学长来找我,我就完全听他的。到了考场,我才发现是大同大学的入学考试。考题并不难。我写了一会,发现纸不够了,就到前面去要一张纸。这时,监考老师就仔细看了我一会。然后拿出一张照片来比较,他对我说:“你不要继续考了,出去吧!”他就把我请了出来。这位同学一句话也没有,也没有怪我,也没有向我道歉,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我才知道这叫“枪手”,是用别人代考,是不道德、不合法的。这是我到交大上课以前得到的一个打击和教训,幸亏以后再没有遇到了。
除了紧张的学习,最值得怀念的就是交大的同学。新生住在中院楼上,与我同室的有任朗、潘继庆、杨锦山、刘培德、陈鑫南。大家同去上课,同去吃午饭。一、二年级时多在校内食堂包饭,三、四年级则多半到校外饭馆买饭票,我们常去川帮的适中楼,机械系级友一同去吃中饭的还有徐绍梯、冯显耀、张楷,大家讲笑话,其乐融融。
因为入学考试标准高,同学的程度也都不凡,而且每班都有几位杰出人才,这也是大家乐于称道的。毕业时去看通告,沈家桢得了斐陶斐奖,因为他平均分数在85分以上而且品行为甲;而徐绍梯分数也在85分以上,但品行不及格,所以全班只有沈家桢得此荣誉。如今,几位大学同学都成绩斐然。譬如,吴祖垲、任朗、姚诵尧,在海外的沈家桢、魏重庆、徐绍梯等。
【图4】吴德楞(右)与张钟俊教授(左)合影
在交大,每周一有周会,校长黎照寰用极重的粤腔讲普通话,十分难懂,倒是同学包新第模仿他的演讲比较容易懂,自然都是笑话。当时交大女生很少,差不多看不见,不料快毕业的时候,知道锦山和栋臣要好了,真是难能可贵,大家都很羡慕。
学校体育馆和游泳池设备很好,可是对于普通学生却没有太多益处,因为没有教练指导。对于单杠、双杠、吊环等只能胡乱动动,没有正规学习的机会。我们的健身活动由任朗提议,每夜十一点熄灯之后到大操场,在黑暗里跑几圈,潘继庆和我跟他跑。除了跑步和踢球,在上海四年,一场电影都没有看过,现在想来未免觉得奇怪。
上学的时候,国难当头,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学生们举行了示威运动。我们拥护学生会的领导,连夜徒步从徐家汇走到江湾市政府。快到时,边走边睡,走了一整夜,非常辛苦,但是无人有怨言,只觉心里气愤,总算做了些事。还记得一次,几位同学去游兆礼花园,那时它属于公共租界,在公园内小径上行走时,对面走来一名英国军官,他昂首挺胸,旁若无人,一人走在小径中央,以为别人必须让路,而杨锦山同学气不过,不但不让,也昂首向他走去,两人一碰,那军官就要动手。杨锦山是足球键将,并不示弱,其余同学把军官包围起来,跃跃欲动。那军官一看寡不敌众,不愿吃眼前亏,悻悻地绕道走了。大家听了这个故事无不哈哈大笑。我便想到在育英中学时,地理课李寓天老师一方面讲地理,一方面讲历史,讲述我国边疆被列强蚕食,国家多少年来受列强欺辱的史实,使我们铭刻在心,交大同学也都有同感,指望有一日能雪耻救国。
油轮上绽放的梦想
我的工作经历比较复杂。1937年,我离开了学习和生活了四年的母校,来到南京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厂筹备处报到,在湘潭下摄司筹建新厂。半年后到了昆明,先在机器厂的重机床组,后在木炭汽车组工作了一段时间。1940年,来到香港,任中华书局的保安实业公司机器厂工程师,后来香港被日军占领,我就辗转到北平,当了教师,在北大工学院教几门工科基础课程。
1944年,我经商丘过日军防线,步行了8天才搭乘交通工具,经西安、宝鸡、成都,到了重庆,由前交大教授包可永委任为工业处专员。当年,很荣幸,我考取了教育部留英美奖学金往英国的实习名额,异国他乡的生活从此开始。
离开祖国,从印度搭船到英国,我先在精密机器及工具制造实习一年,后来在仪器制造和动力机厂各实习半年,1947年,从英国前往美国,在好友魏重庆、沈家桢等合办的人人公司工作,并开始经营些进出口生意。从1949年到1976年这十余年间,我主要在United Tankers Corp.、Falcon Tankers Corp从事油轮业务,如修理、改良造新船、改旧船等等。
在离开交大工作的日子里,觉得母校教育使我最为受益的是物理学,什么问题都可以用它来分析,因果分明,很快能找到答案。我举两个小例子,那时我在香港保安实业公司机器厂工作,车间里一部德国“放特”齿轮滚铣机的说明书不见了,也没有此机的齿轮配合表,就无法正确地铣出螺旋形齿轮。那时正是战争时期,无法去向德国索取说明书,这责任就落在我身上,要我编出配合表用来滚铣各种角度的螺旋形齿轮。这部机器我还是首次看到,但是我不怕,也不怕油污,把机器打开,把此机整个驱动系统摸索得清清楚楚。再把每个供应的齿轮点清,求出工作物和铣刀连动的关系,然后把齿轮搭配比率从小到大一步步进行计算。结果费了两个星期,我把齿轮搭配表算了出来。厂里工人还将信将疑,把一块木材作为加工件照所需规格试铣,结果十分满意。从此,这机器就能日夜生产了。
第二次是我在一家船公司任职时,本公司的另一位工程师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的一家船厂监工修理一艘货船。修好之后,出海试航,两次都因主柴油机发热而半途返回。该工程师和船厂都束手无策,公司很着急,不单是停航开销很大,而且运货合同不能履行,损失更大。我那时在南非开普敦刚刚修好一艘游轮,送走之后正准备回纽约,公司来急电要我立即前往安特卫普,我到了之后马上上船检查,发现主机冷却器是新换的,是经过船级社检查批准的。我将新冷却器的冷却面积算了一下,并去废物堆找出旧冷却器,把其面积也计算一下,发现面积相差很多。我很奇怪美国船级社为什么不算面积就批准代用。我问轮机长为何要换冷却器,他说旧冷却器漏水厉害,无法修理,不能再用。我觉得这新冷却器太小,一时又无法找到合适的冷却器,只好冒险去将旧器取来,加压试验,果然漏水严重,但仔细看,发现漏水主要来自最上的几排管板的接合处,从上流下,所以好像全都在漏。我命令技工将上面几排管子,有的堵管,有的拧紧,结果便止住漏水。于是我去说服美国船级社的检查员。经电报得级社总部批准后,我便告诉船厂把修好的冷却器换下新的。通过试航,完全满意,次日即开航出海。
所以,很感谢母校对我的栽培,让我有了如此深厚的知识功底,再经过十几年的辛苦经营,我在造船业也算小有成就。50年代,我们将旧的运油船改装为运粮船,这在美国可是首次,登上了地方报纸的头版新闻;我参与改良了两艘3.6万吨的油轮,这个对造船业的贡献也比较大;60年代,我们将普通油轮改装为液体硫磺船,因为装有自己设计的自动排除爆炸性气体的装置,所以运转多年,从没引起事故,让我甚是欣慰。此外,我还参与在新造的油轮上使用中速柴油机为主机,并采用高度自动化设备,使原来43名船员减少至19名,提高了工作效率。
1976年,我离开了造船业,与友人组织阿塞柯公司(Aceco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rp.),80年代便独自经营进出口生意,直到1994年退休。我的夫人李宝珍跟我是1938年认识的,她在成都华西医学院读医科。1948年2月23日,我跟宝珍在波士顿结婚,徐绍梯、王安和胞弟德楣都来参加婚礼。宝珍1988年退休,在麻醉科工作四十余年,从来没有重大事故,也从未被病人投诉,这一直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我的下一代有二男一女,孙辈有四男一女。长子永炘,医学博士,现在是康州大学教授,肠胃科主任兼肝癌研究所主席,大媳妇张小愔是康州大学副教授,有两个孙子。次子永烽,物理学博士,现在IBM工作,二媳妇何雯,也在IBM,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三女永焘,医学博士,在新泽西州医院工作,女婿格兰特•卜瑞士,医学博士,也在医院工作,有一个外孙。如今儿孙满堂,是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了!
【图6】吴德楞、李宝珍伉俪早年合影
心系母校,饮水思源
从1945年离开祖国,到现在已然六十余年,我最大的感想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国外拼搏,虽然时时刻刻想念祖国和母校,可惜不能回来,对其无所贡献,不免内心有愧,所以我总是尽力做一些贡献来回馈祖国和母校对我的恩情,传承“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交大精神。
【图7】1973年,吴德楞向母校寄赠科技书籍的信函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这是非常可喜的进展。借此东风,我1973年返沪探亲,非常想为母校做些事情,就托西安交大顾逢时向上海交大校方转达赠书的意愿,并交付书刊目录3册,当时邮政、包裹都畅通,希望母校在其中选择适用的,我可以邮寄回去,如果需要别的书籍,我也可以买到。而且向母校表示,当时美国有交大校友600余人,组成了交大同学会,我是同学会一员,很希望与母校取得联络,保持更多的关系。但当时仍处在“文革”期间,学校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未有答复。直至1978年3月,学校又向六机部提出成立上海交大对外科学技术联络处,并以上海交大名义组织赴美考察团的申请报告。在六机部部长、上海交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柴树藩的直接推动下,访美一事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首肯。看到交大赴美访问团率先开始了跨洋破冰之行,我想我的努力也有了好的结果。
【图8】1979年吴德楞参加交大83周年校庆
与此同时,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参加母校的校庆纪念。1979年,我参加了母校建校八十三周年庆祝大会,见到了王震副总理、邓旭初副主任和教授、校友们,非常兴奋。学校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教授十分活跃,学生才华横溢、热情奔放,以前不能对母校有所贡献,现在机会来了,知识分子不再被歧视,科技人员受到欢迎,我们校友会在中美学术交流方面,加强与母校的联系,母校需要任何科技资料、师资仪器、图书,我们都会热心相助。同时,我们也会帮助研究什么货品合适美国市场,促成祖国争取外汇,推动出口贸易,实现四个现代化。2006年4月,母校建校110周年,我跟老伴从美国赶来,作为年龄最大的校友参加校庆纪念,虽然年事已高,但趁那时身体好,一定要回母校看看,并且送上我的祝福。
【图9】2006年春,吴德楞夫妇回国参加校庆、级友联谊活动
这些年,我回国多次,眼见交大有了巨大的进步,除了校园、师资、学生和课程大有增加之外,还有许多研究机构,心里的愉快是无法形容的。虽然我对于母校学术方面已不能有所贡献,但在资金上我想继续向母校捐助,通过思源校友年度捐赠、设立奖助学金支持学生培养。2003年,我把自己毕生积蓄中的10万美元捐赠给母校,用以支持母校发展,相信交大能够发明创造更多有利于全人类的先进技术。我今年98岁,希望还有几年能听到到母校的好消息。
【图10】吴德楞(前排)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后排左起:盛懿、陈亮洁、施艳婷、欧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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