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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悦我是交大人
沈嘉英,1916年生,祖籍浙江绍兴,193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毕业后曾在京赣铁路局、长沙航空通讯训练班、中央无线电厂任职。1944年被资源委员会派驻华盛顿,后调赴加拿大办理采购事宜。1952年加入级友沈家桢的“纽约人人企业公司,从事国际贸易。1956年定居加拿大,长期供职于安大略省政府公路运输部,主持创设电脑系统中心,率先将工程技术与车辆管理予以信息化。1981年退休后热心交大加拿大校友会工作,长期担任会长,现任名誉会长,是加拿大交大人最受尊崇的“沈伯伯”。2011年荣获上海交大“杰出校友思源贡献奖”。
采访中,沈嘉英回忆了入交大求学的缘起经过,以及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同学、老师、社团生活等;详述了抗战时期服务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年以后在加拿大自主立业的不平凡经历;还分享了作为一名老交大人的母校情愫、为人做事的经验智慧。
口述:沈嘉英
采访:盛懿、马开桂、欧七斤、朱恺
时间:2014年5月15日
地点:加拿大多伦多沈嘉英寓所
记录:朱恺
编者:欧七斤
上中的附读生
我于1916年8月8日生在上海,祖籍浙江绍兴。祖上在绍兴经营一家刻印书籍的味经堂。到了我父辈这一代,他们来到上海从事现代出版印刷业。大伯父沈知芳到上海后创办了顶有名的一家书局,叫“世界书局”,出了很多教科书。对家族来说,他最大的功劳是把三个弟弟带到上海,帮他们立足,成就各自的事业。
我上到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正碰上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上海很多学校都停办关门了,我只好去了一家夜校去念书。这所夜校是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的沈教务长开办的,他自己也在里面教书。我知道沈老师是上海中学的教务长,就和他说希望到上海中学去读书。上中的教学程度高,名气非常响,而且它是公立,学费又便宜,是中学生最羡慕的中学,能考进去读书是很不容易的,就等于考大学里面的交大一样,录取率很低的。对于我的要求,沈老师说他没这个权力,但以我的成绩和潜力,可以先作为附读生,和正式生一起上课。这样,我就以插班生进入上海中学,插入高中二年级。沈老师还叮嘱我说:“如果一学期下来,你的总成绩均分在70分以上,就可以转为正式学生。”我就牢牢记住这句话,勤奋用功,刻苦学习。
【图1】2003年6月18日,加拿大部分校友在沈嘉英学长后园聚会(居中者为沈嘉英)
上海中学分理科和文科。我想读理科很难,高中二年级已经读到“高级化学”,我连“初级化学”也没读过,完全脱节了。我想学文科好像要容易一点,就选读了文科。但进去后发现,文科也不是好学的,老师在课堂上当场出题,要求课后就交卷。结果,我交了一次白卷,感觉读文科比读理科还要难,读不了去了。我只能再去找教务长,要求从文科转到理科。那时我只有十几岁,不知道人家的困难,一直盯住他要求转科。记得他走在楼梯上,我还抓住他说我的事。不过,他很有同情心,想了想说:“校有校规,照道理是不可以的,我也没这个权,不过你不是正式学生,可以转过去试试。”我又进了理科班,至于跟不上的化学课,我就约了两个和我一样情形的同学,大家组织在一起,晚上请助教来帮忙。因为助教管着实验室,可以到里面去做实验,这样印象很深刻,学的很快,不久就跟上了课程进度。一学期后我就转成正式生。
在上海中学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发现那里备考交大的风气相当足。我和母校交大的缘分,开始于1933年交大举行37周年校庆的时候,那时我在上海中学念三年级。校庆那天,我跟着同学们一起去徐家汇参观交大,见校园里有小火车的表演,环绕整个校园,行车管理像真的一样,非常欣赏,留下了好印象,于是自己下了心愿,要考进交通大学念书。在参加入学考试的报名时,需要选定一个系科。探听下来,交大那时以电机工程最为著名,但也最难考入,考分必须很高,才有录取希望。那时我勇气十足,没有顾前思后,根本不去想万一考不取怎么办,就报了电机工程学院。结果有幸被录取,这让别人很吃惊,因为我是插班的。但我确实做到了,自己也蛮得意。无形之中,这又替我25年后在海外走的职业道路,先铺了底,说来也是件趣事。
美好而充实的交大四年
电机工程学院下面两个方向,一个电力,一个电信,都在工程馆,我是读电信的。电机学院的教授蛮好的,对我们要求很高,考试很严格。院长张廷金老师年纪比较大了。有个包可永老师,做过上海电话局的局长,他是兼课的,讲课非常清楚。后来1960、1970年代,我在美国纽约还碰到过他几次。马就云老师年轻有为,教得很清楚。裘维裕老师教物理,也是很好的。教化学的徐名材老师给我印象很深的,他上课讲得不多,但手里不断写,板书写得满满的,让大家都记下来,这是他的风格。每个教授的个性、风格都是不同的。
【图2】交通大学乒乓球队留影。后排左起:沈嘉英、沈家桢、汪晓瀛、程民祥、刘家仁;前排左起:盛家俊(队长)、胡大仁、何毅生、孙俊人、邱立传。
我住在学校里,第一年是新中院,六人一间,是随机的,自己事先不知道室友是谁。第二年开始住执信西斋,有两人一间,也有三人一间,但要抽签来决定究竟两人还是三人一间。而且,还可以自由挑选室友。这也蛮复杂的,比如,你找好了两位室友,但万一抽到的不是三个人一间,也就麻烦了。我挑选了沈家桢做室友。我们两人都姓沈,名字里面都有一个“jia”音,只是字不同,又都是绍兴老乡,更主要的是我觉得他比我大三岁,人长得很清秀,落落大方不俗气,为人处世很成熟。不过,邀请他做室友的有五六人之多,我是五六分之一,所以机会不太大,只好听天由命了。结果抽签下来,果真把我们抽到一起,我们成了室友和好朋友,就像亲兄弟一样,一直保持了一生。
大学生活是非常美好的,也是很充实。大三时,我和沈家桢、徐明甫、魏重庆等同学合作写了本书。大四第二学期,我们结伴去毕业旅行,我、沈家桢、徐明甫、魏重庆等5个人,组成小团队,向铁道部申请了一个免费乘车的旅行计划。交大那时属于铁道部,铁道部倒很好,很快批准了。我们沿途经过很多城市,一直北上到了天津、北京。沿途每个城市可以自由上下,不仅不收分文车票,而且处处受到优待。
【图3】沈嘉英大学毕业照
毕业前夕,我们还成功组织了一个有影响的社团“一社”,这在《沈家桢传》里面讲得很清楚了。故事是这样开头的,同宿舍的沈家桢有感于中国很软弱,日本正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觉得中国没有工业,总是强大不起来。他要发起一个建设事业励进社,组织大家合力发展实业,齐心建设中国。我一听就说:“好极了。不过,这个名称太长了一些,不容易让人记住。我建议把正式名称定成建设事业励进社,再给它起一个简单一点的名字。”沉思了一会儿,我说:“古人常说一心一德,孔夫子还有‘吾道一以贯之’的名言,我们成立这个组织,也是要一心一德做事,一以贯之坚持宗旨。再说,一字打头,登在电话本上的时候,别人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我们一社。我看就叫一社好了。”
沈家桢说我的主意很好,我们非常兴奋,就马上把同班同学魏重庆等人叫来商议。一听说要成立一社,大家没有一个不赞成的,很快“一社”便宣告成立了。消息传开,先是电机学院四年级学生纷纷加入,接着电机工程学院其他班级的学生也加入进来,又发展到其他学院的学生,一下子发展到几百人,成为交大当时很热门的学生社团。搞实业建设是要钱的,不能讲空话,但大家都没钱,所以想发挥所长,决定出一个《科学大众》,作为普及科技、推进实业建设的开始。我出面来经营,要组稿,要编辑,要发行,事情很多,忙得不得了,但我们做到了。我们大概出版了2期,很受社会欢迎。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大家也毕业离校,这份期刊就终止了。不过隔了几年,“一社”社员王天一,是1939届交大毕业生,他对《科学大众》印象很深,又将这份杂志继续办了下去。后来还增加了《大众医学》、《大众科学》。
“一社”的领头人是沈家桢。他读大学时因为生病在家修养了两年,病好后返校插到我们班上,这样一来他比我们要大3岁,各方面比较成熟一点,书读的也好,在班上很有威望,变成了领袖人物,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话。后来毕业之后,他在同学里面也属于很优秀的,发展实业的确很成功。他白手起家,办“人人公司”,做美国的内河航运,从没有钱变成很多钱,积累了大量财富,很伟大的,我蛮佩服他。晚年,他信奉佛教,花了许多钱财在纽约郊区建了一座庄严寺,他们夫妇就住在里面,一直到终老。庄严寺现在是纽约的一个名胜了。
危难时期的校友情
1937年毕业那年,我们刚好碰上日本侵略中国,占据了上海。铁道部先是派我到京赣铁路工作,这是一条南京到江西南昌的铁路线。我拿了铁道部的派职令,去了京赣线安徽宣城局报到。工作不到一个月,宣城就沦陷了。我就过着流浪生活,每到一地,刚刚安顿好,日本人就占据了这个地方,我只能又撤退。有时候,我离开日本军队来临的时间也就是一个晚上,真有一种逃亡的感觉。
在几年的流浪生活中,我接触了不少校友,得到他们许多无私的帮助,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们是真心实意地帮忙,不是虚的,使刚刚出校的我感到无限温暖,从不感到寂寞孤独,更让我顺利度过了很多难关。我终身感激他们,这也是我一生热心校友活动的情感基础。
【图4】1937年12月,沈嘉英函请交大电机工程学院院长张廷金开具毕业证明
记得我撤到江西南昌时,拜访了一位在航空委员会当科长的校友,名叫孙洪钧,比我高好几级,是1929年交大电机工程学院毕业的学长,我们互不认识。我说:“毕业时派给我的铁路工作,因为日本侵占铁路已经没了,还有机会找工作吗?”他恳切地说:“我自己的部门,就是航空委员会,上面有好几层长官,要介绍用人,时间会很长,而且一级级的上司都有可能反对。”所以,他就写了封介绍信,介绍我到他的同班同学叶允竞那边。叶学长正在长沙主持办一个航空通讯人员训练班,有直接用人的权力。我持信去了以后,叶允竞录用了我,让我当了名助教。他们根本不认识我,没什么关系,只是校友关系。他们对我很亲热,诚恳地来帮助我,这是很了不起的。
接下来的几年,我和级友魏重庆往来很密切。有他的协助,我在1940年进入资源委员会的中央无线电厂,在重庆办事处担任业务工作。无线电厂的总经理周维榦,1921年毕业于交大。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喜欢用交大的人,爱帮校友。他的同班同学中最能干的叫恽震,是中央电工器材厂的总经理,很看好我。我们两家厂办事处都在重庆,靠的很近。有一次,电工厂办事处主任要去受训半年,恽震就和周维榦商量,要我去兼任这个职务。我记得兼职期间做成了一件事,到兵工署签订了一份长期合同,要对方先付95%的预定金。就是货没交,先要拿一年的钱。这个要求不太合理,看起来是做不到的,但我做到了,这让恽震非常开心,他更加欣赏我了。
1944年,我被选派去美国华盛顿催运国防急需物资。当时出国是很难的,需要通过层层审批,最后经蒋介石亲自批准后,才能拿到签证。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但各方面因素综合起来却得以实现了。说起来也是我的幸运,有个侍从室的顾问,愿意帮我拿到蒋介石亲批的签证。我就去告诉我的上司周维榦,周说你对无线电厂贡献很多,有这么个机会,我愿意帮你。他去找他的上司钱昌照,时任资源委员会主任。钱昌照说沈嘉英年纪轻轻,但没礼貌,开会的时候不听他讲话,就在那看杂志,不尊重他。这样一来,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希望。在周维幹、恽震的解释劝说下,钱昌照最终还是批准了。
那时美国和中国之间订有一个《租借法案》,就是中国政府需要的抗战物资,美国都无条件给你。但实际上不少物资不能如约到位,就是答应给的东西,没有给中国,等于是讲空话。比如我们无线电厂因为没有真空管,很多订货交不出,配件也没有,就有这个必要派人去美国催货。我受资源委员会的委派,乘坐美国的军用飞机,先飞到印度中转,再飞往华盛顿就执行这个任务。
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停止执行《租借法案》,我的使命由此结束。第二年,政府又派我来加拿大渥太华。因为加拿大给了我国一笔6000万加币的贷款,中国政府用这笔款子购买物资,大部分用于资源委员会,一部分用于兵工署。负责加拿大贷款购料的有两人,一个是兵工署的江标,是主任,一个就是资源委员会的周维榦,是副主任,我是办事员。后来江标回国做了后勤部部长,帮助我太太出国和我团聚。我代表资源委员会一直在加拿大呆到1952年。这时国民党已到了台湾,加拿大这边的事没人管了,也管不到了,乱得不得了,我只能自谋职业。在美国,我发现宋子文的确有一个很大的组织,美国对华的事务都在宋子文手上,江标也是他的部下。
在加拿大立业
我的上级机关——资源委员会对我挺好,加拿大事务结束以后,他给我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机会,是台湾一家很大的炼糖厂。但我太太觉得加拿大环境好,希望留下来。我听了太太的话,留在加拿大,可是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时,我求助在美国发展的沈家桢,那时他在纽约办了个小公司,从事国际贸易。他要我进了他的公司。事实上,没有我也没关系,但他为了帮我忙,愿意安插我。我在这个公司里做了4年,其中在日本呆了18个月,其余时间都在纽约。不过,我不喜欢国际贸易。那时候沈家桢和其他几个交大校友,情形也不太好,事业刚刚起步,还没拿到美国移民的身份,前途难料,不过他们很振作,很自信,敢闯敢做,这种精神激励着我,给我带来了奋斗的信心。
【图5】访谈中的沈嘉英(请美编修掉图中的叶子)
1956年,我又回到了加拿大。一开始我想不出找什么工作好,后来觉得还是找新兴技术领域比较有希望。这时电脑刚刚问世,在一些部门应用后提高了工作效率。我就到这类部门去找机会,先是找到一家小股份公司,老板是计算机博士出身,年纪很轻,比我还小,我那时差不多要到40岁了。他听了我的陈述,知道我虽然对电脑技术一窍不通,但很专注,也很愿意学。他考虑了很久,答应试用3个月,如果90天内做不出富有成效的工作,就要解雇我。他给了我机会,我很开心,非常珍惜,用心专研技术,卖力工作,结果试用期顺利过了,有了一份稳定工作。这一年我花1万7千加元买了栋房子,一直住到现在。
这家公司有公路部门的业务。有一天,公司举办一场家庭招待会,邀请一些客户来联谊一下,不少公路局里的高管也来了。招待会上,我负责联络安大略省公路局主管。交谈之后,他对我印象挺好,就要我进入他的部门。他那时自己有个电脑管理的规划设想,无论是造桥修路,还是交通运行的管理,都要电脑化。他看得很远,但没法用很高的薪水聘请专家来实施这件事。
他有用人的需求,而且是按公务员的规定和标准,但不能请专家,他觉得我可能适合,所以要我进了他的这个部门。于是,从1957年开始,我就进入了安大略省交通运输部,做运用电脑来解决工程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一类工作。该部是建造和管理全省公路的机构,在政府里是一个负有实际建设工作责任的部门,规模非常宏大,职工万人以上。我负责该部的电脑系统处,专和部内各部门专业工程师和管理人士配合,将他们的工作用电脑系统来分析和操作,并改进其工作效率,省钱省时。邀我的长官对我非常好,他总是源源不断地给予我支持,先是给我安排了顾问工作,后来又给了我更大的职权,我要用人、买机器,他总是支持的,我有困难,他也总是帮忙解决。我非常感谢他,因为加拿大有规定,只有在加拿大大学读书的学生才可以进入政府机关工作,我是交大毕业的,加拿大那个时候还不太了解交通大学。如果没有他招我进去,恐怕我根本没办法进政府机关的。我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3年,1981年,我退休的时候,他还来参加我的退休仪式。他站起来说,我实现了他的梦想,工作效率高,为国家省了很多钱。听到了他的赞许,我的确感到安慰。就这样,我在加拿大,一个陌生的国家,是立了业,并安居下来了!
【图6】2008年元旦,沈嘉英在多伦多的Prince Hotel参加迎新活动
我实不敢说有何成就,不过1960—1980那段时期,电脑运用刚刚开始,用来做工程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工作更是先锋。工作上一直有挑战性,我和我负责的部门表现很好,一直为政府所珍视。因为工作业绩好,我的知名度蛮高的,名气东传西传,不仅我自己部门,其他机关也知道有个沈嘉英。我还有一个愉快回忆,我退休多年后,有一次应邀去参加一位工程师的退休宴会。那位工程师曾经调在我处工作过,但同桌的人,我不认识,介绍时,他们却说,他们认识我,并叫出我名字,说我是改变他们工作习惯的人,岂能忘记;事隔多年,而影响犹存。当时听了,我深感高兴。
永远都是交大人
退休之后,我有了时间,经常有机会和校友会接触,交大校友都爱母校,喜欢做交大人,大家在外国都是两夫妻、小家庭,加上小孩,如果校友会能变成一个大家庭,是很美丽的一件事。为了这个目标,我一直在协助交大加拿大校友会做些事情,我当过会长,组织活动、帮助校友,会员从当时的20位到现在的700位,这个可爱的集团越来越大,我很欣喜。
期间,由于我一直记得在中央无线电厂工作时受到总经理——周维榦学长的器重,因此由我来主管周维榦奖学金,在上海母校电子和电力学院设奖十名,捐款人都是留在北美的同事校友。我主管这件事,从评选、奖金的分配和颁奖,是很辛劳,但也愉乐,也是一种回馈!
2011年我获得母校的“杰出校友思源贡献奖”,这还要归功于马开桂学妹,她是学校与我们的桥梁,一个非常有热忱的人,热心招待校友,没想到要谁来回报她。这点我跟她有点像,我对母校有感情,也喜欢结交朋友,喜欢大家来谈谈有趣的事情,碰到的很多校友都很爱母校的,这让我对“交大人可爱”的信念更加深一层,大家也就有了感情基础和向心力。现在年纪轻的校友中热心的也有,像刘泓涛,我欣赏他,经常和他联络,有事情一起商量,所以校友会前途是光明的,想到这,我就感觉很开心。
【图7】2010年6月13日,沈嘉英在多伦多接受上海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马德秀赠送的纪念品
如今我担任校友会的名誉会长,与校友会工作人员始终保持着书信来往,校友都很亲切的叫我“沈伯伯”。想想退休的这些年,过得好快,我的回忆是年年忙碌,但我很庆幸能为校友会出一点力,这个长流不息的活动令我的退休生活过得有趣愉快。
我在交大读了四年书,读的东西倒是符合当时的科技进步,不过很快就跟不上了。比如我读书的时候真空管刚刚问世,但现在的电脑里连它们的影子都没有。所以,要生存,最紧要的是智慧。学校里学的那些课程都是培养智慧,有了智慧,还要会用这个智慧。所以说学生在学校学习,可能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有间接的影响。每个人可能智慧不同,但也需要后天的思考和训练。比如我在工作上有些声望,好像我能解决别人的很多问题,这也要靠智慧,帮助别人之前要了解他们工作独特的地方,感受每个人的困难情境,然后给他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你说有什么方式?我也没有,我只是能解决,我想还是要智慧。
这里有个有趣的故事。我做工作3年的那个股份公司老板,他的女儿在我部门电脑中心做2个月的暑期实习。他邀请我吃顿中饭,我坐在他对面,他说谢谢我。我问他,当初我一窍不通,你用我怎么样?他这样讲,你很热忱,对这个工作有热情,电脑的工作,不是每个人大学毕业就可以做的,但是看到你这样热忱要这份工作,他觉得是一次值得的冒险。他对我的工作印象是我就像本词典,有问必答,他的疑问,我都可以解决。我工作的同时,自己最大的一个原则,就是最难的部分我自己做,不靠人家,讲到底,还是个智慧的问题,做电脑工作是靠智慧,不是电脑解决问题,而是用它来解决问题,有人的智慧在里边。
【图8】沈嘉英学长与母校采访人员在一起
学生在学校学习,每门课都牵涉到细节,都有牢固的基础,这很重要。学校引导学生不能脱离这个基础,否则就没有根基。现在工作不好找,分工越来越细,我记得最近来的几个交大毕业的,我问他们工作,领域很细很细,太专门了,和总的部分已经脱离了,适应性也没有以前那么宽,一旦失业就很麻烦。我也尽量帮助他们,但是不容易,也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适应能力。所以学生在学校一定要学好课程基础,再运用天然的智慧,也要认真,才能把事情做成功。
对于学校来说,要有有形的实体,固定的模式,这是教学的基础,但也不应该只局限于此。像剑桥大学,它很有名,他的优点就是规则中有自由,不死板。剑桥大学里的学生,登记了以后,上不上班是自己的事,没有人管,并不是说你8点或9点一定要上班。它就给你自由,在有限的范围里给你发挥自己智慧的空间,这是最好的办法。交大也要有这样的观念,不放弃规则,但也不呆板,给每个人充分的自由去发挥每个人的特长。
【图9】沈嘉英学长为母校题词
我今年98岁了,还有10粒牙齿,胃口也蛮好的。但是感觉自己的精力降低了,做事情都要靠人家帮忙,不过我觉得我还是有一股热忱,每天遇到的或主动去做的事情,尽量地去寻求完美!自然,要多花精力。但看到完美成果,自己会由欣赏生出些乐趣来,这样日子就不枯燥乏味了。这次母校校史研究室托请马开桂学妹给我的提纲16个问题,从进交大到现在历时八十年,各种变化经历,都被列入!你们对于校友资料搜集之精密程度,令我钦佩又感惊奇。你们校史在王宗光书记的领导下也做的非常好,马开桂学妹每次回来都带给我。你们这次来我是非常开心的,我要好好地保持这股热忱。
【图10】2014年10月26日,张杰校长与沈嘉英学长亲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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