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一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从各地汇聚上海，开展马克思主义新兴社会科学的介绍和宣传工作，出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氛围。受此影响，交大进步学生许邦和、乔魁贤等于1930年发起组织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小组”，上级领导组织“社联”负责人王学文、彭康时常来交大小组指导工作，播撒革命理论的火种。1930年暑假，许邦和、乔魁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法南区委的指导下，交大党支部于1930年9月恢复，许邦和为支部书记，乔魁贤为组织干事，法南区委张干事负责宣传。党支部随即发展“社研”成员3人入党，组成5人支部。

　　党支部恢复之后，组织活动比较活跃，积极完成上级组织布置的任务，参加募捐救济罢工工人、对被捕者支援、革命纪念日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发传单、写标语等活动；在校内除了秘密发展成员和以读书社和“社研”为阵地开展宣传外，还直接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对第二国际领导人樊迪文的政治斗争。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支部书记许邦和、组织干事乔魁贤和“社研”小组成员袁轶群三人当选为抗日会委员，参与组织学生三次晋京请愿、包围上海市政府等爱国学生运动。党组织也在斗争中逐渐壮大，在学生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多次得到上级党组织的多次肯定。上级党组织将学校附近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支部安排在交大支部下进行活动，组织上受交大支部领导。交大和社会科学研究所支部成为徐家汇地区仅存的两个支部。到1932年，党支部共吸收学生及员工近20人入党，“社研”成员发展到20多人，经过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逐步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由于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加上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中共法南区委领导机关及其下属组织接连遭到破坏，基层支部和党员数量逐渐减少。到1933年，中央研究院支部转移到南京，徐家汇地区仅存一个交大支部。交大党支部骨干成员经常被抽调到法南区委任职，或者因参加过于暴露的活动遭到校方开除，因此交大支部成员变动频繁。8月，支部书记顾文卿调任法南区委书记，林得连接任支部书记，汪道涵任宣传干事。8、9月间，顾文卿陆续调林得连、汪道涵、文皙至法南区委任职，其中汪道涵任法南区反帝大同盟的党团书记。交大支部书记由校工党员冯柏根接任。交大支部在为上级组织输送一批干部之后，自身组织继续维持正常活动。1934年底前后，法南区委机关又遭到严重破坏而停止活动，徐家汇地区党的基层组织损失殆尽，交大支部也停止了活动。一些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仍然继续坚持斗争。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许锡缵、徐昌裕在校内成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组织进步学生成立读书会，在学生中频繁活动，成为领导交大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交大搬迁至上海法租界继续办学（沪校），1940年又在重庆九龙坡建立分校，太平洋战争之后转为总校（渝校）。期间，沪校、渝校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其中沪校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党组织斗争经验不断成熟，队伍不断增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9月、1939年9月党的上级组织先后派沈铮等党员2人、钦湘舟等“学协”会员6人考入交大，使交大有了党的力量与秘密外围组织。1940年夏2名学生被吸收入党，9月上级党组织又派2名党员考入交大，并成立了党小组，钦湘舟任组长。党小组贯彻“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创办“南洋化工社”、“南洋剧社”等社团，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发展3人入党。至1942年9月，共有党员9人，经上海学委批准建立了党支部，仇启琴任支部书记。支部成立后认真学习整风文献，组织“救济失学义卖市场”，打开了学生工作的局面。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交大沪校有党员25人，吴增亮为支部书记，为解放战争时期交大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渝校成立后，也有数名党员陆续考入，但未能成立党支部。开始，只有党员李嗣尧与组织有联系，还有一些因各种原因暂时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如周盼吾、袁嘉瑜、吴敢群，根据斗争形势，个人自觉地进行活动。1944年党的南方局青年组在学校建立“据点”，由熊庆生与党联系。抗战后期重庆民主气氛有所高涨，渝校党员、积极分子组建了一些进步社团，如今天社、创设、山茶社、知行社，把一些青年团结在周围，为复员上海后，交大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